都說“強漢盛唐，富宋剛明”，明朝的百折不撓，在大陸古代的各個朝代之中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否則的話，在清王朝統治中原的二百多年時間裡，也不會一直有人吆喝着要“反清複明”了。
可是俗話說得好，毀滅一個王朝的方法，往往不是來自外部侵略，而是來自内部的腐化。那個在建立初期口口聲聲宣揚着王陽明“格物緻知”的明朝，卻不知怎麼的，在男女情色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整個王朝都成為了曆史的塵埃，也沒有從聲色犬馬之中蘇醒過來。
拿“明朝四大奇書”來說，在現今依舊鼎鼎大名的《金瓶梅》就是那一時期“豔情小說”的扛鼎之作。當然了，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說，《金瓶梅》不過是一本披着“豔情小說”的皮，實際上卻是講的明朝中後期時代有多麼黑暗的諷刺小說。
但是除了《金瓶梅》之外，還有諸如《昭陽趣史》、《僧尼孽海》、《株林野史》等完完全全就是“情色小說”的書籍在民間流傳。
這些“豔情小說”的流傳，簡直可以說是對同一時期的王陽明心學最好的諷刺。
作為王陽明心學蓬勃發展的朝代，明朝在建立初期，可以說是把能夠做到的一切都做到了最好。不論是官員還是百姓，無不各司其職，生活得平安富足。雖然在朱元璋死後，明朝又爆發了一場時長達到了四年的“靖難之役”，但是在戰争結束之後，被譽為“永樂大帝”的朱棣也還是用最短的時間就将民生恢複到了洪武年間的水準。
正所謂在物質生活得到了滿足之後，人們就會開始追求精神上的滿足。再加上明朝沿用的科舉制，天下的讀書人就越來越多，整個天下都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氣象。王陽明的心學，也在這個時候成為了整個明朝最受追捧的儒家學說。
心學其實并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雖然從心學的發展角度上來看，多少還有些理學的“存天理而滅人欲”的意味存在，但就心學在實際上的情況而言，對人的要求是要遠遠低于理學對人的要求的。用王陽明自己的話來說，其實就是“存善去惡，格物緻知”這八個大字。
而明朝“豔情小說”的出現，似乎正是因為陽明心學的發展。自第一部《昭陽趣史》出現之後，與心學經義格格不入甚至是恰恰相反的論調開始頻繁出現。尤其是到了明朝萬曆皇帝之後，整個明朝幾乎就将陽明心學束之高閣，當做了文人和士子階層遮掩面皮的一種手段。
比如說在那一時期文人們追求“風流”的方法，就已經嚴重地受到了來自民間“豔情小說”的影響。
唐宋時期的文人們心裡頭不痛快，或者是仕途不順暢的時候，要麼是直接出遊爬山。比如說宋朝的大文人蘇轼，他在幾次被貶之後，總是借用遊山玩水的方式去開釋自己。著名的“左牽黃，右擎蒼”不就是蘇轼被貶之後為了放松自己而發生的。
當然了，明朝晚期的時候，那些文人們開釋自己的方法也沒有脫離這些，隻不過這個時候的文人們，總是會在裡面加上一個步驟——狎伎。
狎，玩弄也。所謂的狎妓指的是什麼，我們的心裡頭應該也能夠做到心知肚明了。這裡說的狎妓可不是說的喝酒聽曲兒，而是指赤裸裸的男女之間的事。比如說明朝著名的文學家袁宏道，就是一個把狎妓當做了“人生五大樂趣”之一的人。在其所寫的《與龔惟長先生書》中，就把狎妓這種行為當做了和美食、美景同等級别的追求。
除了像袁宏道這等名流千古的大文豪之外，其他許多明朝文人思想也和袁宏道相差不大。如赤水居士這種戲曲家，就是因為狎妓感染了梅毒，最終隻能郁郁而死。
其實說到這個時期流行在文人階層的狎妓行為，其實也是能夠從曆史之中找到解釋的。因為在明朝的中後期，普通的文人們基本上是回去了上升的通道，隻能淪落為最下層的吏員，有的甚至徒勞一生，臨死都不見得能夠昏倒個一官半職。
在這種情況下，文人們的心思也就漸漸發生了改變。再加上陽明心學對文人階層做出的要求，就更加深了文人們平常生活的反叛心理。于是乎，就在這種雙重的壓力之下，“豔情小說”取代了聖人經典，又從書本走到了文人們的生活之中。
為什麼明朝“豔情小說”很流行，不是說要“格物緻知”嗎？
明朝為什麼那麼多“豔情小說”？或許跟壓力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