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晚8時，五集電視專題片《零容忍》最後一集《永遠在路上》，揭開周江勇與弟弟周健勇一個從政一個經商，利用公權力為弟弟經商提供幫助，一步步走向腐化的過程。他利用手中權力給弟弟的關聯企業當靠山、幫弟弟的公司拿到地鐵移動支付統籌權……
兄弟倆攫取的第一桶金
就建立在權錢交易的基礎上
“最終所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沒有我的權力，他（周健勇）什麼都不是，沒有我的牽線，他什麼也幹不了。”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周江勇面對鏡頭忏悔。
周江勇，黨的十八大之後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溫州市、杭州市多地擔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任上，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立案審查調查。
浙江是市場經濟活躍地區，部分上司幹部存在搞“一家兩制”的問題。周江勇就是屬于這種情況，他和弟弟周健勇一個從政、一個經商，利用公權力為弟弟經商提供幫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學教師，卻并不安于立德樹人本職，内心羨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
2006年，他就兼職辦起了一家化工企業，起步地點就選在了周江勇當時擔任一把手的甯波市象山縣，原因不言自明。
周江勇說：“弟弟要經商辦企業，給他介紹一家企業去合作。就是因為我牽過那個線，然後就慢慢地……這是禍根啊。”
當時周江勇是象山縣縣委書記，找了當地的一家民營企業出資金、土地、裝置，他弟弟就出所謂的技術。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權錢交易的基礎上。這家民營企業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開辦了甯波翔潤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謂“合作”其實隻是幌子，很快翔潤石化公司變成周健勇獨立承包，但依然長期免費使用這家民營企業的土地、廠房和裝置。
通過免除租賃使用費的方式，多年來，這家民營企業向周江勇兄弟輸送利益達七百多萬元。與此對應，周江勇則利用職權，為該公司在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幫助。
為弟弟的關聯企業當靠山
甚至幹預司法
周健勇經商辦企業，其實既沒有資金基礎，也沒有技術優勢，更沒有經營才能，但他卻有恃無恐，一心認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強。
他繼而又和同鄉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義開辦了第二家企業：永潤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實際上他應付的注冊資金和增資款共計1400多萬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這些老闆之是以願意出巨資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這個靠山。
對此，涉案商人周文勇也說：“周健勇來找我，希望我能夠幫他付這筆款子，還給了我承諾，以後萬一有什麼事情，周江勇也會幫忙的，這樣找一個靠山，那我就答應周健勇了。”
周江勇也的确不遺餘力，為弟弟的關聯企業充當靠山。他不僅在企業經營方面提供幫助，甚至幹預司法，幫助永潤公司在環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處罰。2014年，永潤公司為了節省成本，違規将煉油後的廢渣交給沒有資質的企業“處理”，實際就是運到山東傾倒在了農田裡。
山東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頭查到了永潤公司，周江勇為了讓弟弟的公司獲得輕處理，于是利用職務影響力，搶奪案件管轄權，讓甯波當地警方立案調查。
周江勇說：“也是利用我的權力幫了他，本省來處理好一點，不采取刑事措施，能夠采取行政罰款等等形式解決，最後能夠把它大事化小，早點了結。”
以弟弟為橋梁收受賄賂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給了各路商人順理成章利用他圍獵周江勇的機會。一家建築公司老闆史時紅就是其中之一。
涉案商人史時紅主動找關系結識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過哥哥幫史時紅承攬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額賄賂，再投入家族企業作為資本。從2013年到2017年期間，周江勇先後在涉及舟山、溫州的多個項目中，按照周健勇傳達的請托，為史時紅提供幫助，周健勇則先後八次以“借款”為名收受史時紅所送的錢财，總計金額達9000多萬元。
史時紅解釋：“以借款形式借的，但是沒有借條，對我們來說呢，反正這個錢當好處費都給他了。關鍵還是周江勇，我通過周健勇把這個錢給他們兩兄弟，一個管道而已。是以我其實是想給周江勇的，那周健勇能起什麼作用？還不是周江勇在辦事情。”
關于這些“借款”，周健勇也承認，沒想要還。
周江勇在收受史時紅賄賂的過程中，他本人和史時紅從不接觸，都是通過弟弟作為橋梁。史時紅的公司也不是直接拿項目，而是先和周健勇找到一些大型央企、國企，承諾幫他們找周江勇拿項目，事成後将部分工程交給史時紅的公司做。周江勇為一些大型央企、國企拿工程，也顯得名正言順。
幫弟弟拿到地鐵移動支付系統的統籌權
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周健勇也希望搭上這班車。2017年，他在甯波和人合資創辦優城聯合資訊技術發展有限公司，對外宣稱是一家聚焦“地鐵網際網路+”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實核心資源還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權力。通過周江勇打招呼，優城聯合與甯波地鐵進行合作，第一筆業務就拿到了甯波地鐵移動支付系統的統籌權。
周健勇坦白：“這是資源問題。技術不那麼難，移動支付，就是外面買菜都已經能用了。”
周江勇承認：“幫助批一批，這個是我打過招呼的，他之是以能拿到，就是因為我是上司幹部。”
2017年2月，周江勇調任溫州市委書記，2018年，周健勇通過他打招呼，優城聯合獲得了溫州地鐵移動支付系統的部分項目；2019年周江勇調任杭州市委書記，2019年11月，優城聯合公司又作為大股東投資創立了杭鐵優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進一步拓展業務。在這個過程中，周健勇也熱衷于結交各路老闆，表面是推銷高新科技概念，實際是兜售周江勇的權力。
一些企業也希望通過周健勇綁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顯不合理的高價購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權，周江勇則為這些企業在擷取低價土地、優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幫助。
周健勇也利用企業，他說：“從公司入股的角度上，股價肯定是高的。當時我心裡也這樣想，你們一定也知道我是周江勇的弟弟，是以我開的價可想而知，你們利用我，我不反過來再利用你們？”
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利益輸送背後的實質是權力與資本的交易。上司幹部用公權謀私利，自然讓幹部群衆反感。巡視和信訪管道都陸續收到了一些關于周江勇弟弟經商問題的反映，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由此展開核查，在嚴肅的審查調查面前，隻要存在權錢交易行為，不管如何掩蓋，實際都難以遮蔽。
周江勇忏悔：“從我的這個案件來說，現在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和罪行，痛悔不已，這個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
周江勇出身農家，在組織的培養和自身的努力下，一步步成為副省級幹部，本應珍惜難得的事業機遇、時代機遇，但遺憾的是，他卻在職務提升過程中，漸漸任性用權，背離了初心。
擔任杭州市委書記期間，周江勇曾在一次會議上公開說：“這是一個能幹事的時代，這是一座能幹成事的城市。能夠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城市工作，是我們每個幹部的無上光榮，也是對我們每個幹部的重大考驗。”而他自己，實際上卻沒能經受住考驗。
資料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極目新聞記者 胡秀文
（極目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