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獎演員訪談之蒲劇藝術家任跟心（二）

梅花弄春春來早

訪梅花獎獲得者任跟心

郝田鹢

任跟心從學校畢業後，被配置設定到剛剛組建的臨汾蒲劇院青年蒲劇團。作為剛剛走出校門的青年演員，首先從繼承優秀傳統劇目入手，邊整理，邊排練，技藝迅速得到提高。作為那個年代的幸運兒，任跟心每向前走一步，都離不開組織的關愛和扶持，離不開一大批懂業務的伯樂上司的知人之明，慧眼識才。1980年，劇團安排她參加省調演，她主演的《賣水》、《拾玉镯》赢都開門紅，獲得山西省青年演員調演一等獎。一年以後，她被上司視為重點培養對象。為拓展戲路，特意安排她排演《打神告廟》。這是一出唱做并重的戲，難度較大。而她之前演出的《賣水》中活潑可愛的小丫環梅英、《挂畫》中熱情奔放的萬戶府小姐含嫣、《拾玉镯》中純樸善良的小家碧玉孫玉姣，這些人物均為未婚女子，有個性，同屬花旦行當。但與《打神告廟》裡的敖桂英流落風塵，追求愛情，終遭遺棄的這個女人相比，卻大不相同，敫桂英是一個壓在社會最底層，内心具有複雜情感的人物。而要塑造好這個人物，就必須從頭來。排練中，蒲劇院趙乙院長要求她：要超越前人，就要有所創新;韓剛導演耐心細緻給她講劇情、分析人物;張巧鳳老師的輔導更是用心良苦，一招一式，行腔咬字，有闆有眼。一邊是教得好，一邊是練得苦。以至于有一次母親來看她，心痛地掉着眼淚說:“娃，不要太要強了，咱差不多就行了，如果累出個病來，讓媽可怎麼辦呢?”任跟心不為所動，嘴上答應母親的勸告，但還是堅持不懈地按照張巧風老師的嚴厲要求日夜苦練。半年之後，她的水袖功終于有了新的突破，獨創出“跪步雙托荷葉袖”的特技。然而，光有技巧，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演好戲。在張老師的悉心告誡指導下，任跟心通過分析劇情，觀察生活，學會了準确把握劇中人物性格的表演技法。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2年，《打神告廟》參加當年山西省中青年演員調演，任跟心獲得了最佳青年演員獎。随後的跨省交流演出活動，你來我往，頻繁互動，舞台經驗日積月累。尤其在四川的演出，20場下來，幾乎場場爆滿，影響得好多當地人不看川劇看蒲劇。為此，當地川劇界同仁還專門派人到臨汾來學習蒲劇。

好事接踵而來。由山西省文化廳牽頭組成的山西省蒲州梆子青年演出團，開赴成都、重慶、武漢等地巡回演出。随後是進京彙報演出，受到首都文藝界的高度贊譽。特别是她在《挂畫》中扮演的含嫣，繼承了已故蒲劇藝術家王存才在(挂畫》中的精心創造，保留了王派把生活、藝術和特技融為一體的表現藝術特色。在舞台上，她依據蒲劇的表演程式和表現技法，憑着紮實的基本功，以險而準确的高難度椅子功、水袖功、扇子功等蒲劇肢體動作特技，加上眼神、表情渾然一體的配合，這段表演把一個情感豐富、嬌羞動人、内心世界複雜多變的少女形象活脫脫地表現出來，可謂淋漓盡緻，驚豔絕美。特别是在圈椅上模拟挂畫的動作，層次清晰，動作優雅。她在椅子扶手上單腿下蹲、起立、換腳、轉身和跌落椅子又安然坐回等等表現細節，娴熟精巧，熟練到家。當時健在的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曹禺先生，看了演出後激動地說:“這些孩子演得真好，不能讓這些娃就這麼回去，得給他們一個獎勵。”于是，在曹禺、張庚、郭漢城等戲劇界真正的大腕專家前輩們的心中，早已成形的“梅花獎”設立就此推出，十名“梅花獎演員位列其中。在榮獲首屆“梅花獎”的演員中，臨汾蒲劇院青年團獨占兩名。難怪有專家說:一個地區劇團，能夠同時獲得兩個“梅花獎”，實屬難得。其中的另一名，就是郭澤民。他是和任跟心一樣獲得成功後始終堅守蒲劇事業的人。所不同的是，一個是花容月貌的妙齡女性;一個是英俊氣盛的青年男性。

由實踐到理論，再由理論到實踐，如此循環往複，是一個成熟藝術家必定要走的路。

任跟心的幸運，還因為趕上了改革開放後傳統戲發展最活躍最興奮的時期。那時從上到下，從上司到群衆，對戲曲極度熱愛。就在任跟心喜摘首屆“梅花獎”的第二年，劇團上司派她和郭澤民一同去北京學習，這是由國家文化部組織的，在“文革”前曾舉辦過三屆，這回是“第四屆”。機關給買了卧鋪，這是任跟心第一次知道火車上還能睡覺。在北京40天的學習過程非常正規，讓她着實開了眼界。早上五點到七點練功，八點開始上課，一上就是一天。白天聽課記筆記，晚上研讨互交流，緊張得不亦樂乎。所請老師除了北京的戲劇大家外，還有許多是從全國各地抽來的名角現身論道。尤其是聽老師講“關漢卿”的課，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風趣幽默，受益頗深。她懂得了相容并蓄、取長補短等等姊妹藝術互相吸收、影響的理念，進一步提高了如何掌握和豐富角色表演技巧的專業知識。比如，《賣水》中的扇子、手帕功，就吸收了川劇、吉劇的表演技巧。其所拍電影《煙花淚》中“行路”一段的七尺水袖表演，畫龍點睛，錦上添花，就是向陝西平劇團的老師學來的。同時，又向中國音樂學院、中國歌劇舞劇院的專家學習科學發聲技巧，極大地提高了唱腔的表現力。通過學習和互相交流，取長補短，為她日後在蒲劇事業上走得更高、更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85年，任跟心再接再厲，參加了文化部舉辦的第二屆戲曲觀摩演出，主演《挂畫》，榮獲“主演一等獎”。當時《光明日報》載文評道:“跟心的表演對人物的揭示更有層次、立體感，因而更生動了”。同年五一勞動節，任跟心出席了山西省職工改革創新功勳表彰大會，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總工會頒發的“五一”勞動獎章。1986年，山西省政府又授予任跟心“青年表演藝術家”稱号。1987年，北京電影制片廠為任跟心拍攝了電影《煙花淚》。随後，組織上又給了她不少的榮譽，包括參加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等等。

不管是蒲劇成就了任跟心，還是任跟心成就了蒲劇，英雄皆為時世造。任跟心之是以能在戲劇舞台由平步而青雲，早早功成名就，說到底，是國家改革開放不久，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覺醒過渡演變催生的結果，是文藝百花齊放呈繁榮之勢的結果，是長期被壓抑後潛藏已久的文化渴求達到沸點釋放的結果。一句話，是那個時代的成功。

總之，面對黨和政府給予的諸多榮譽，任跟心沒有自滿與自傲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時光荏苒。進入上世紀90年代，尤其在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改革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市場經濟下，各種刺激鼓勵經商的優惠政策惠及機關和個人。“辭職下海，全民經商，一切向錢看”等等，成為人們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這時，率先起步的個體經濟，已經催生出許多個體暴發戶。半塊磚頭大小的手機的最早持有者無疑是街面上晃動的最吸引人的一道風景線。随之而來的是，百姓家庭的電視機開始由黑白到彩色，逐漸普及。歌廳卡拉OK等相關娛樂産業紛紛推出，娛樂泛大衆化傾向迷離市場，傳統舞台由熱而冷，戲曲行業整體下滑。不僅如此，許多劇院劇團的生存發展受到嚴峻的考驗一些地方的劇種生存沉浮商海，自生自滅，有的瀕臨滅絕或已經悄然消亡。

蒲劇和其他地方戲一樣，同樣面臨危機。臨汾蒲劇院下屬的兩個團，時合時分，加上幾位老上司相繼離休，人心渙散，人才流失，演出也不能正常進行了。對此，任跟心一片茫然，不知所措。作為一名事業有成的演員，正值蓬勃發展之際，最痛苦的莫過于不能上台演出，聽不到觀衆熟悉的掌聲。為了能夠繼續多演戲，不丢掉藝術實踐，1993年她和郭澤民曾一度去了臨汾地區的洪洞縣蒲劇團，本意很單純，就是想多演戲。沒想到當地的意思是想讓他們把這個縣的蒲劇團給帶起來。與其這樣，罷罷罷!回團後，仍然演戲不成，加之團裡又發不出工資，于是，合計試着經商賺錢。他們利用自己的名氣和影響，開始整天忙忙碌碌，疲于奔命。賣豬肉，開歌廳，搞批發，還算幸運，一年下來，稀裡糊塗一算賬，掙了六萬，兩人一分，各得三萬。在萬元戶被羨慕推崇為有錢人的時期，三萬的數字就相當于現在百萬的概念。然而，任跟心并沒有是以滿足，反而内心忐忑不安，總是不踏實，老想着國家培養自己這麼多年，又給了這麼多榮譽，不能隻為了錢抛棄藝術，那樣能對得起誰?左思右想，最後毅然決然又回到自己熱愛并為之奮鬥的蒲劇事業上來。

1995年，這是臨汾蒲劇院陷入困境以來經營最慘淡的一年。平時沒戲可演，人才流失嚴重，一心想演戲的任跟心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天不負我。1996年元旦，任跟心被任命為臨汾蒲劇團團長，地區上司要求她把蒲劇院下屬的這個團帶起來。任跟心沒有猶豫，她當團長，郭澤民任指導員。兩人走上上司崗位後，如何管理劇團成為新課題。過去，什麼事情都有老上司事先安排得好好的，隻要自己管好自己，演好戲就行，甚至不高興還能嚷幾句。現在不同了，她由一名演員成為一名“領兵挂帥，身先士卒”的團長。團長的頭銜可是好叫不好戴，等于戴上了責任和義務的緊咒。除了克服困難，勇往直前，别無選擇。作為演員，管理之餘，她和郭澤民還要随團演出，因為有許多演出是沖他們“梅花獎”的名氣而來的:作為上司，演戲之餘，經常是一件事還沒處理完，另一件事又接踵而至。

面對人心渙散，劇目陳舊，問題成堆，欠款達幾十萬元的劇團，以及戲劇市場大環境的不景氣，劇團經費來源管道不暢等造成的實際困難，當務之急，是首先保證機關百名演職員工的工資正常發放。年輕的任跟心，沒有退縮，她利用“梅花獎"給自己赢得的聲譽，多方奔走，一手抓排練，一手抓演出，硬是咬着牙頑強地挑起了這副重擔。重擔在肩，她從不以上司和名演員的身份自居，帶領劇團深入農村、山區、廠礦、企業的第一線。不論嚴寒酷暑，常年堅持在外巡回演出，以至無法盡到一個妻子和母親的正常職責。對此，她有太多的說不出的酸楚與自責。

三年下來，劇團實實在在取得了一定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就在劇團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地委又任命她為臨汾蒲劇院院長。

臨危受命，這又是一個難挑的重擔。任跟心剛上任時，院裡的上司實際上就剩她一個人。那時，許多機關因盲目開發經商以緻血本無歸的例子舉不勝舉，蒲劇院随波逐流，也未能幸免于難。由于蓋宿舍樓大量虧欠等遺留問題，接手後的蒲劇院已外欠債務高達三四百萬。她沒有退路，隻能迎難而上。她和最信任的郭澤民搭檔，憑着對蒲劇事業共同的追求和信念，互相扶持，有事一起商量一起解決。訂台口，跑貸款，拉贊助，要資金，一路辛苦下來，蒲劇院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軌。

不容樂觀的是，有關涉及藝術院團體制改革政策有失偏頗産生的消極影響，強調市場效應而忽視社會效益帶來的藝術商品化傾向，一直以來給劇團的現實生存造成很大的波動。實際情況是，好多表演團體，一旦國家不管，僅靠市場行為難以為繼。一個劇團散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劇種是以而失傳，那就是對曆史對後人的不負責任，就是對文化的一種犯罪。這不是任跟心個人所能承受之重。

市場經濟大環境導緻傳統戲曲市場越發冷漠，一味地物質追求被放大化，使得人們行事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潛在的質的變化。有些事情運作起來磕磕絆絆，視上司喜歡而作為。真話不敢說，假話真敢說。直線打彎，曲線救國，一切都取決于你如何去彈性駕馭。為了能夠讓蒲劇院很好地生存和發展下去，任跟心可謂煞費苦心。一邊主旋律，一邊走市場;一邊談發展，一邊不養人;一邊抓管理，一邊讨經費，在夾縫中掙紮生存。為此，她身心疲憊，曾萌生放棄。而一旦放棄，憑着自己“梅花獎”名人效應，實在有太多的誘惑。或者“走穴”掙大錢;或者調個好機關一走了之。反正任何一個選擇都比當唱戲的院長強。這時的任跟心，内心充滿了沖突和壓力。而最大的壓力，莫過于她自己。畢竟，是鐘愛的蒲劇事業成就了她。如果她不做這項事業，就對不起祖先留下的這項古老藝術，也對不起培養自己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