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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漢奇:一磚一瓦搭建新聞史學科大廈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網
方漢奇:一磚一瓦搭建新聞史學科大廈

方漢奇

  學人小傳

  方漢奇,1926年生于北京,祖籍廣東普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創始者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1951年起先後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從事中國新聞史教學研究工作,發起并創立了國内唯一的新聞傳播學一級學會——中國新聞史學會。其著作《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等影響了幾代新聞傳播學者;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及該委員會第四屆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積極推動新聞傳播學成為一級學科。

  2021年11月10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舉辦“中國新聞史”課程與教材建設研讨會。95歲的方漢奇先生步入會議室時,一陣陣熱烈的掌聲響起。掌聲是對方先生的由衷敬意,更是真切祝賀。在9月26日國家教材委員會公布的首屆全國教材建設獎評選中,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傳播史》(第3版)榮獲一等獎,是新聞傳播類教材唯一的一等獎著作。本次研讨會的舉辦,正以此次獲獎為契機。

方漢奇:一磚一瓦搭建新聞史學科大廈

《中國新聞傳播史》 方漢奇/主編

  《中國新聞傳播史》初版于2002年,曆經兩次修訂,為全國大多數新聞院校選用,影響了幾代新聞學子,“直接嘉惠于學子,風行四海,無遠弗屆”。這本重量級教材,是方漢奇先生畢生的積累與心血。作為新聞史學家與新聞教育家,方漢奇筚路藍縷、厚積薄發,為新中國新聞史學科發展築牢根基、培育英才,以畢生之力一磚一瓦搭建起了新聞史學科大廈。

  愛好集報,踏上新聞史研究之路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将中華民族逼至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平津危急!無數中國人的命運就此改變。當時方漢奇正在北京念國小,也不得不随家人開始逃難。迫于戰亂,他頻繁轉學,全面抗戰八年念了八所中學,尚且年少就已飽受流離之苦。

  1944年,方漢奇轉學至廣東梅縣的梅州中學念高二,遇到了一位過去在北京相識的長輩。這位長輩畢業于燕京大學,是方漢奇的姑姑方群鳳的同班同學,本是梅州籍,當時在粵北一所國小教書。她的丈夫是北伐老四軍的軍長,已犧牲在抗日前線。

  于戰亂中得遇故舊,有其格外珍貴之處,而對方漢奇來說,更有另一番非凡意義。方漢奇到她家做客時,在藏書中發現了十來份舊報。當時的梅州,能夠見到的報紙隻有一兩種。方漢奇在高一時曾擔任班上的學習委員,負責辦牆報,需要時時關注戰争的資訊并采訪寫稿。此時能看到這些出版于京滬一帶的舊報,方漢奇自是愛不釋手。長輩見方漢奇對舊報十分喜愛,就将這些報紙都送給了他。

方漢奇:一磚一瓦搭建新聞史學科大廈

《方漢奇自選集》

  這是方漢奇所集的第一批報紙,這次做客也成為他集報愛好的開始。舊報上登載的人與事,雖已為陳迹,但邵飄萍、範長江等名記者的胸中丘壑、筆下風雲,始終令方漢奇無比神往,他是以立志要考新聞系、做新聞記者。高中畢業時,方漢奇報考了幾乎所有設立了新聞專業的大學,唯一沒有報考私立燕京大學新聞學系,因為學費太貴。最後,方漢奇考上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念了四年的公費大學。

  雖然是窮學生,方漢奇為愛好花錢卻很大方。他想方設法收集各類舊報,常去舊書店“淘寶”。當時的舊書店,大多看重舊書,而不看重舊報,要搜集舊報,就得到店裡的廢紙堆裡翻找。1947年8月,方漢奇與學長穆家珩一起逛舊書店,找到了一堆20世紀20年代的《時事新報》和《申報》。那天他們用一個燒餅的錢換來了好幾種舊報,收獲頗豐,倍感高興。大學期間,方漢奇逛了三年舊書店,藏報增加到1500多種,還有不少可稱為“海内孤本”的珍品。

  基于如此豐富的收藏,方漢奇于1948年撰寫了13600多字的論文《中國早期的小報》,在《前線日報》副刊上連載了8期。這是方漢奇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自此他走上了新聞史研究之路。

  集報種類不斷增加,方漢奇自有辦法把它們整理得井井有條。他仿照杜威十進分類法,将報紙分類編目,一共有10大類、118小類,對于有曆史價值或特殊意義的報紙,還會附上詳細的說明。1948年12月,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為慶祝建校7周年,舉辦了一次全國報紙展覽,三年級的方漢奇作為班上的學術委員,是報展的主要籌備者和展報提供者,報展采用的分類方法也來自于他。籌備三月、為期兩天的報展,一共展出了1650種報紙,占用了10間教室、400張課桌,參觀人數超過6000人,《申報》《報學雜志》等都對這次報展進行了報道。

  方漢奇對新聞史的愛好與積累,給當時的系主任馬蔭良留下了深刻印象。1950年1月臨畢業時,方漢奇收到了時任上海新聞圖書館館長馬蔭良的一封信,這封信給他帶來了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上海新聞圖書館研究館員。

  調查藏報,摸清新聞史研究家底

  《上海各圖書館藏報調查錄》是一本幾近散架的舊書,1951年1月由上海新聞圖書館(後并入上海圖書館)編印,并附新聞學圖書目錄,扉頁對收錄範圍有更細緻的解釋:“藏報種數在二種以下,藏報數量在一年以内者,不列入。”這本調查錄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上海全市至少收藏報紙2種及時間長達一年以上的31個各類型圖書館的藏報情況,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70年的歲月流轉,讓書頁變得泛黃而發脆,翻閱起來不得不小心翼翼,如同捧着一份久遠而珍貴的記憶。這樣一本要付出極大努力才能編纂而成的工具書,正是方漢奇的作品,那時他25歲,剛剛大學畢業。

  1950年3月,方漢奇正式到上海新聞圖書館工作。這是一家報紙專業圖書館,由解放日報社、新聞日報社和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共同創辦,為安置上海解放後因《申報》《新聞報》停辦而退下來的老記者、老編輯。時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恽逸群為理事長,聘任原《申報》總經理馬蔭良為館長,《申報》主筆馮都良為副館長,原《新聞報》副總編輯嚴獨鶴為主任。當時上海新聞圖書館共有23人,方漢奇是裡面唯一的年輕人。

  《申報》《新聞報》是上海的大報,上海新聞圖書館基于它們的資料室建立,藏有600多種報紙。方漢奇的工作主要是整理舊報資料,吃住都在館裡。老報人們大都有20多年新聞工作經驗,有不少舊聞趣事可聊。方漢奇白天聽老報人們講故事,等到下午5點他們下班後,就讀書看報,3年看完了已出版78年的全部27000多份《申報》,連專門研究《申報》的學者都少有做到。

方漢奇:一磚一瓦搭建新聞史學科大廈

2021年,方漢奇先生95歲壽辰 作者/供圖

  當時的上海,包括上海新聞圖書館在内,共有57家公私圖書館,星羅棋布,各具特色。方漢奇想到,把上海各圖書館的藏報情況調查清楚,正是一個以“新聞”為名的專業圖書館分内的事。于是,他向館裡提出建議,得到了馬蔭良和嚴獨鶴的大力支援。

  作為唯一的年輕人,到各圖書館實地調查的任務,方漢奇自是當仁不讓。1950年5月開始,他每日往返于上海新聞圖書館和其他圖書館之間,把上海所有圖書館跑了個遍。徐家彙藏書樓給方漢奇留下了深刻印象,“那裡收藏的報紙特别多”。始建于1847年的徐家彙藏書樓,是法國天主教耶稣會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家圖書館,方漢奇去的時候,藏書樓裡的法國神父尚未離開。

  在館裡提供的500元經費支援下,方漢奇“單兵作戰”8個月,不僅調查了各圖書館的藏報情況,還摸清了新聞學藏書情況,編出一本目錄。嚴獨鶴為之題寫書名時,還頗感遺憾,因為剛剛畢業經驗不足的方漢奇忘了寫前言後語,沒有為讀者交代成書背景。方漢奇編輯的調查錄,不僅是一份曆史記錄,還是一個年輕人執着努力的心血見證。

  2020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為新學年舉行開學典禮,滿頭銀發的方漢奇為8000多名新生帶來一堂“公開課”。他叮囑大家,“最好的年華要去做最應該做的事”,希望大家“多讀書、多坐冷闆凳、多泡圖書館”。70年前,方漢奇就在他“最好的年華”裡做了“最應該做的事”。

  “找米下鍋”,繪制新聞史知識圖譜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20世紀後半葉中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基本格局由此奠定。在院系調整中,中國新聞教育格局也發生了巨大改變,南方的新聞教育資源都彙聚到複旦大學;在北方,燕京大學新聞學系交由北京大學接辦,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下的一個專業,由此形成了中國新聞教育“一南一北”的基本格局,一直持續到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成立。

  1953年8月23日,方漢奇帶着他的全部家當四大件行李來到北京大學,成為中文系新聞專業的一名助教。雖然隻是助教,也有正式的聘書,由馬寅初校長親筆簽發。從此,方漢奇結束了3年的上海新聞圖書館研究館員生涯,正式成為一名教師,專門從事新聞學的教學研究工作。

  實際上,方漢奇的從教生涯開始得更早。1951年,上海聖約翰大學報學系主任黃嘉德要找一位兼職講授新聞史的教師,馬蔭良便推薦了方漢奇。那時方漢奇比學生大不了幾歲,講課效果卻很不錯,“一上講台,四座靜聽”,黃嘉德當即約請方漢奇常去兼課。于是,方漢奇開始每周去上海聖約翰大學報學系講兩個小時的新聞史專題。當時就讀于上海聖約翰大學中文系的範敬宜還旁聽過方漢奇的課,印象深刻,多年不忘。

  方漢奇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授課,以及他在新聞史研究方面的興趣與積累,都被他的鄰居、時任《解放日報》編委和秘書室主任羅列看在眼裡。有豐富新聞教育經驗的羅列與方漢奇十分投契。1953年3月,羅列調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負責新設立的新聞專業。赴任之前,他邀請方漢奇到北京大學任教。因為“對教師這個職業感興趣”,方漢奇欣然同意。羅列後來對這次“挖角”還頗有些自得,“說方漢奇是我請來的,要不是我請來,他也不會搞新聞史”。

  慧眼識英的确了不起,當時在大學裡教新聞史并非易事。為了建立新中國的新聞教育體系,包括課程内容在内的各方面都要進行巨大的調整和變革,但是缺少資料令當時負責中國新聞事業史教學任務的方漢奇頗感棘手。已有的新聞史研究作品,僅有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等少數幾本有參考價值。但戈氏著作下限僅到1927年,其中還有不少錯誤。更困難的是革命報刊史部分,除了胡喬木《中國共産黨的三十年》中提及的寥寥數語,再無其他現成資料。

  當時在大學裡講授這門課程的,除了複旦大學的曹亨聞老先生,就隻有方漢奇一人,新聞史教學與研究完全是一塊待開墾的園地。方漢奇到北京大學時,離開學上課僅剩一星期,他隻得一邊講課一邊搜集資料備課。一開始,教學效果不夠理想,收到了很多意見,方漢奇很為此感到苦惱。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方漢奇開始“找米下鍋”。除了上課和教研室的例會,其他時間他都用來看書備課。寒暑假時到京滬各地圖書館、檔案館查閱和搜集報刊資料、走訪老報人。得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毛澤東主辦的《湘江評論》原件,館長向達親自保管,不能外借,方漢奇就在向達的辦公室裡翻閱報紙完成備課。從1953年到1958年,方漢奇看完了2000多本書。由于長期伏案工作,他的上衣兩肘總是最先磨破,為此準備了多副套袖備用。

  1958年,北京大學新聞專業并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方漢奇随遷人大,但潛心備課積累如舊。新聞史的史料,過去不被重視,尤其是古代史部分,零散少見,而且往往深藏于各種曆史文獻的邊邊角角、隐秘之處。方漢奇以青春為代價,埋首浩如煙海的故紙堆中,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精心尋覓星星點點的一手史料,為新聞史教學研究一點一滴築牢根基。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積累終有回報。自1953年起,方漢奇以研促教,陸續發表20餘篇論文。至1965年,已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方漢奇編印出一本《中國近代報刊史簡史講義》,積年苦功,心血之作,初步繪制出新聞史的知識圖譜。

  憶來時青春年少,此時也将步入中年。一手史料的充分占有,使得方漢奇的課以旁征博引、資料豐富著稱。當年聽過他講課的成美教授回憶道:“方漢奇老師講中國報刊史,常有許多生動有趣的材料,被稱為‘海内孤本’。有一次,他引用古代文獻,并介紹《京報》的出版情況,繪聲繪色,聽得大家屏息無聲,忘記了下課。”

  數萬卡片,壘起一座新聞史高峰

  1978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複校,方漢奇第二次從北大來到人大,從此一直執教于中國人民大學。這時方漢奇已52歲,此前十年他做過不少事,下放江西“五七”幹校時還在采石場打過石子、在食堂做過夥夫,但就是沒能再進行新聞史教學研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春回大地,中國新聞教育也重新起步恢複發展。已臨近中國人民大學建校30周年,重新煥發學術青春的方漢奇找到系主任羅列,提出想要寫一本《中國近代報刊史》,為建校30年獻禮。

方漢奇:一磚一瓦搭建新聞史學科大廈

《中國近代報刊史》 方漢奇/著

  寫書的材料基礎,來自方漢奇長期積累的幾萬張卡片。方漢奇上大學時從曹聚仁先生的新聞采訪課上學來了做卡片積累資料的方法,從此一直堅持下來。在上海的3年,方漢奇翻閱了上千種報紙,摘錄了兩萬多張卡片。即使在動蕩年代,家當都丢了,卡片也舍不得丢。有長期積累的卡片做基礎,方漢奇重新投入到緊張的教學、研究和著述時,筆下馬上結出了累累碩果。

  從1978年夏天開始動筆,方漢奇足足寫了兩年,而為此他已積累近30年,甚至為寫這本書就專門做了2.5萬張卡片。當時條件艱苦,家中連一張寫字的書桌都沒有,方漢奇就趴在書箱上寫完了書——這五個寶貝大書箱,在下放江西時他也一直帶在身邊。由于教學工作忙碌,寫書隻能見縫插針利用課餘時間。方漢奇一開始隻打算寫8萬字,但寫起來便一發不可收拾,最後寫成了一部57萬字的專著,涉及報刊超過1160種,介紹報人1500餘位,糾正前人著述錯誤200餘處。“乍暖還寒”時候,這種寫法無疑是要“冒一定風險”的,因為自1949年以來,新聞史研究幾乎不談人物,而《中國近代報刊史》光是重點展開的報人就不下百位。

  1981年元旦,方漢奇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報刊史教研室為《中國近代報刊史》寫下後記。中國人民大學30周年校慶已經過去,但這部凝聚了方漢奇30年心血的專著,意義遠遠超過一本獻禮的小冊子。該書一經出版就在海内外引起了強烈反響,被公認為自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之後“50年來第一部有影響的新聞史專著”,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另一座高峰”。書中大量豐富的一手史料,以及所确立的新聞史研究基本方法,對學界産生了深遠影響。

  潛心著述,夯實新聞史學科基礎

  20世紀80年代初,新聞教育開始恢複發展,但“新聞無學”的看法仍然十分普遍。從業界到學界,“新聞有學無學”的激烈論争遍布全國各新聞院校、新聞機關,成為熱門話題。對于新聞學者而言,摘掉“無學”的帽子,成為新聞學學科建設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1985年,方漢奇發表文章《新聞史是曆史的科學》,引起較大影響。他強調,“新聞史是一門科學,是一門考察和研究新聞事業發生發展曆史及其衍變規律的科學”“屬于文化史的範疇”。同時,他基于豐富的材料指出,中國新聞學研究始于新聞史研究,新聞史是新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新聞學學科建設起到基石作用。

  “新聞學是學”,有如“白米飯是飯”,之是以要為此撰寫專文,正是因為當時泛濫的“新聞無學”錯誤觀點,不利于新時期新聞學的健康發展。

  為了築牢學科基礎,自1986年起,方漢奇和甯樹藩、陳業劭等老一輩新聞史專家組織全國20多家新聞學術機關的50位學者,編寫出一套260多萬字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三卷本,13年嘔心瀝血,終于在1999年出齊。這套通史“篇幅之巨大、内容之豐富、材料之厚實、建構之完整,都是同類著作中所未有的”,代表了當時“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最高水準”,2013年在新加坡出版了英文版十卷本,成為“新中國新聞學著作的第一個外文譯本”。2000年,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三卷本出版,編纂曆程跨越20年,記載的史料極為豐富、可靠,具有夯實中國新聞史學科基礎的重要學術價值。

方漢奇:一磚一瓦搭建新聞史學科大廈

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

  三千多種集報、十萬餘張卡片、專著、通史、編年史、教材……方漢奇一磚一瓦搭建起中國新聞史學科大廈,為中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作出巨大貢獻。1981年,第一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召集時,新聞學未被承認是一個學科,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被列為文學下的二級學科。時任學科評議組成員的方漢奇積極倡導将新聞學科從二級學科升為一級學科,并為之付出不懈努力。1997年,新聞傳播學被評定為一級學科,有了自己單獨的學科評議組,學科範圍内的一切評議活動,終于可以自己作主。

  2016年,在方漢奇新聞史學思想研讨會暨方漢奇從教65周年紀念大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楊保軍教授的發言十分懇切,中國新聞學正是因為有了方先生這樣的泰山北鬥,這個學科才自信豪邁,才揚眉吐氣,才在有學與無學的不斷糾纏中成長并成為時代的顯學。

  桃李芬芳,守望新聞史未來發展

  1978年,方漢奇開始招收碩士,1984年開始培養博士,迄今“方門”桃李已經滿天下,成為中國新聞教育發展的中流砥柱。方漢奇不僅是新聞教育園地裡辛勤耕耘的“園丁”,更是“園丁們”的“園丁”,為中國新聞教育事業培養人才盡心竭力。

  1984年1月,新聞學專業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列為博士學位授予專業,方漢奇與王中、甘惜分三位教授成為大陸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導師。那時的新聞學博士培養,生源并不多,同學們大多數更加向往業界。發現有天賦有能力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時,方漢奇總是盡最大努力鼓勵他們在學術之路上繼續前進。尹韻公是方漢奇培養的第一屆新聞史博士,他回憶當時方漢奇先生三次去他的宿舍勸說他報考博士,“當時我住在5樓,方老師已是年過半百,可還是一趟趟親自到我住的地方來動員我繼續深造”。

  從1985年招收第一屆博士開始,迄今方漢奇已指導了50餘名博士生,現在還在指導“關門弟子”完成博士論文。方漢奇培養學生,強調博覽群書、有的放矢,且鼓勵學生發揮特長,循着自己的研究志趣不斷開拓,并強調在前人基礎上要有所創新。清華大學陳昌鳳教授還記得,方先生指導學生的論文選題時,會細細梳理一遍前人已經做過的研究,“路邊的桃子已經被前人摘了,需要你再去發現、另辟蹊徑了”。

  “方門弟子”的研究領域不僅在時段上從古至今,覆寫唐、明、清、民國、當代等多個時期,還有對《蜜蜂華報》《述報》《上海猶太紀事報》等重要報刊及成舍我、胡政之等重要報人的深入考察。在方漢奇的指導下,“方門弟子”各有所長,畢業以後厚積薄發,在各自領域縱深開拓,不僅成為新聞史研究的中堅力量,更從多個層面拓展了新聞史研究的領域、方法與進路。從中國到外國、從報刊到新媒體、從業務到體制……作為第二代新聞史研究者,“方門弟子”在方先生等第一代新聞史學者的基礎上,為新聞史研究鋪設出更為廣闊與精細的學科地圖。

  方漢奇曾說:“當教師的要有‘蠟燭’精神。燃燒自己,點亮别人。對學生必須全心全意,盡心盡力。從做人到做學問,都全力地幫助他們,關注他們,關愛他們。學生尊敬老師,老師關愛學生,我和我的學生們的關系始終是很融洽的。”每年教師節,到方漢奇家中拜訪的學生絡繹不絕。而不管此前在何處,每年的9月,方漢奇也一定會回到中國人民大學,在新聞學院的開學典禮上,為新生送上他的勉勵與期許。

  方漢奇所關注的,遠不隻自己的學生們,“所有的求助在方先生那裡都會有下文,提攜後人是方先生的一種習慣”。很多後輩學者都收到過方先生的盡心指點與鼓勵,大量新聞院系在建設發展中得到方先生無私、公正與細緻的建議。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李磊曾說,“為了國内新聞院系的建設,方先生不辭辛苦,可以說是走遍了祖國的千山萬水”。

  年逾90的方漢奇自稱新聞史研究的“退役老兵”,凝聚半生心血的十萬餘張卡片也早已捐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但他還是在一直守望着新聞事業的發展、新聞傳播活動的發展、新聞教育的發展。2017年9月,方漢奇榮獲有中國人文社科領域最高獎項之稱的“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獎金100萬元。“這輩子得過一些獎,沒得過這麼大數額的獎金”,方漢奇一生勤儉節約,最大的花銷是買書。得知獲獎,他馬上将獎金悉數捐出,用以支援全國新聞史研究、推動新聞傳播學科發展。

  在“中國新聞史”課程與教材建設研讨會的發言中,方漢奇再次勉勵大家一起努力,促進新聞史學研究和教材編寫工作進一步發展。“長江後浪逐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這是一位新聞史學家的殷切期盼與恒久守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項目“新中國70年新聞傳播史1949—2019”(19ZDA320)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鄧紹根 遊丹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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