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原文刊載于《杜甫研究學刊》2021年第4期，總第150期。
劉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共産黨在百年發展曆程中，一直在開展形式多樣的生态文明建設實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并将其提升到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千年大計的高度；生态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不斷完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一系列生态觀念深入人心。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深根植于中華文明豐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土壤。
生态問題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中華文明積累的豐富生态智慧，對于當代的生态文明建設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如何了解中國傳統生态智慧，目前的讨論多聚焦于儒釋道思想傳統中的生态思考。事實上，中國古典詩歌的生态書寫非常豐富，尤其是被譽為“詩聖”的杜甫，其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豐富吟詠，呈現了中國傳統生态智慧的深邃内涵。與歐美生态文學注重對人類征服自然種種惡果的批判與反思不同，杜詩更多地展現了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豐富精神體驗。了解杜詩所呈現的生态智慧，可以更深入地認識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傳統文化淵源。
一、杜詩的“愛物之仁”與“觀物之明”
杜甫雖然沒有今人這樣明确的生态觀念，但他熱愛自然，對自然界的鳥獸草木、風雲月露、山光物态，有極為豐富的吟詠。他以儒家的仁民愛物之心關懷萬物，其詩充滿“愛物”的仁厚之義，再平凡的花草，再微小的生命，都得到他的憐惜。同時，他也深受山水田園詩人的藝術影響，以澄明之心觀照萬物，其“觀物”的筆筆刻畫，不僅表現了自然界動植物的豐富情态，更折射了内心澄明的生趣。
杜詩的“愛物之仁”，打動了後世無數讀者。他在秦州創作《病馬》：“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老馬并非與衆不同的名馬，但服勤一生以至衰憊老病，詩人對它的關愛憐惜十分真摯。在綿州創作的《又觀打魚》中，他對竭澤而漁的貪狠深感不安：“小魚脫漏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詩中刻畫深陷網罟的大魚小魚急切地期望掙脫，字句間仿佛可以感受到詩人在為它們的命運而焦急無奈，結句則直斥如此行為是“暴殄天物”，充滿仁心的哀愍。
杜甫在蜀中時，曾作《五盤》詩詠廣元縣北的五盤嶺：“五盤雖雲險，山色佳有馀。仰淩棧道細，俯映江木疏。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樸俗，坦然心神舒。”詩中對五盤嶺淳樸之境的刻畫，處處流露出對殘生害物的動蕩時事的厭倦與厭惡。詩人為眼前魚鳥遠離傷害而感到寬慰，呼應着戰亂早平，巨猾速除，天下重歸安甯，自己早日結束漂泊的強烈願望，仁民愛物的憂念之心萦繞于筆端。
杜甫的愛物之仁，有許多細膩的流露，如在梓州因想念成都故宅而作的《寄題江外草堂》，詩中提到對宅中四棵小松的牽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為鄰裡憐。”在漢州創作的《舟前小鵝兒》則充滿對小鵝的愛憐：“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杜甫對一草一木以及自然界柔弱生命的關愛，并非刻意如此，這些真誠的憐惜，發乎其仁民愛物的博大胸懷。在《暫往白帝複還東屯》中，他說“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詩人要夯實地面來築場，卻擔心此舉會破壞蟻穴；對于那些來撿拾自家麥穗的村童，他也不加禁止。憐惜蝼蟻和關愛村童，本是詩人的一體之仁，這是儒家推己及人、及物的仁愛精神的深刻流露。
作為一位詩藝磅礴萬象的詩人，杜甫對自然的體味，并非僅僅以仁愛憐惜之筆來展開。杜詩中大量的寫景觀物，展現了極為豐富的生态物趣。自東晉南朝以來，山水田園詩的發展，為表現自然生态之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杜甫并不是一位典型的山水田園詩人，但他以集大成的氣魄吸取前代詩歌藝術，其中對山水田園詩藝術的汲取是十分深入的。他在詩中說“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孰知二謝将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這些都明确地表達了對謝靈運、謝朓、陶淵明的取法。山水詩以澄明心境體味自然，在澄懷觀道中展現山水百态、動植飛潛的生機與意趣；由此形成的觀物寫景的獨特筆法，對杜詩産生了深刻影響。杜甫早年所作的《夜宴左氏莊》：“林風纖月落，衣露靜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這個春天的夜宴，充滿高雅的意趣，疏星淡月映照下的草堂，花徑下悄悄流過的溪水，無一不烘托出淡遠超逸的韻味，這正是山水詩澄懷淨慮的意趣。後來，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草堂寫作了許多篇章，将漂泊的痛苦暫時忘卻，詩句于澄淨中又融合了陶淵明田園詩的恬淡安詳，例如《蔔居》：“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蔔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裡堪乘興，須向山陰入小舟。”浣花溪邊遠離塵嚣的草堂，讓詩人忘記了客愁，溪水東行萬裡直通吳越，更引發了他重尋山陰山水佳緻的強烈願望。
山水詩人以澄明之心觀物，深刻地體會萬物之生機意趣，對物态情狀的表現也充滿鮮明的意象與盎然的生意。謝靈運許多寫景佳作，就頗具這樣的“觀物之明”，例如《遊南亭》：“時竟夕澄霁，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峰隐半規。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青春好，已睹朱明移。”詩句在細膩如繪的黃昏暮色中，刻畫新月初上，春草漸生的生意；《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疊映蔚，蒲稗相因依。”在林壑薄暮，時光匆迫中，刻畫湖上荷花盛開、蒲稗因依的生動物态。如此狀物之筆，出自表裡澄澈、俯仰大化的心靈，其筆觸的細膩，流淌的生意，都令人回味不盡。
這樣的“觀物之明”，在杜詩的大量作品中也有生動呈現。《曲江二首》（其二）寫道：“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蛱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其中“穿花蛱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用極細膩的筆觸，刻畫輕柔動人、卻又短暫易逝的春色，細入毫發的摹景之句中，是讓人忍不住要去挽留的春之生意。又如《曲江對酒》中的“桃花細逐梨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亦是細膩描繪鳥飛花落、春日遲遲之情狀；“林花著雨燕支濕，水荇牽風翠帶長”則以林花水荇在風雨中的一個獨特瞬間，刻畫盎然生動的春意。再如“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須”，“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錦裡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等詩作都是對自然界細膩有味的描繪，詩人對大自然生滅變化的敏感，對物态細緻入微的觀察，都融會在這些凝練的詩句之中。
謝靈運的山水詩，善于表現自然界的色彩之美，如“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王維的山水詩也充分繼承了這樣的色彩藝術，如“嫩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杜詩中也多有明麗的色彩，例如刻畫園林别業的“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刻畫草堂景象的“風含翠筱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還有描繪邊塞荒涼的山野“塞柳行疏翠，山梨結小紅”。至于山水詩的天然生趣之美，在杜詩中也多有回響。杜甫在蜀中刻畫春天，有著名的《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中“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莺恰恰啼”等，詩中筆觸之細膩、色彩之豐富、生趣之盎然，都令人回味不已。
山水詩人的“觀物之明”，反映了道家精神與玄學之旨對詩人心靈的陶冶。杜詩兼具“愛物之仁”與“觀物之明”，對待自然萬物，不僅有推己及人、及物的仁愛關懷，也有澄明靜觀的細膩體察。中國儒道兩家的生态思考，在杜詩中都有豐富而詩意的呈現。
二、杜詩“物我相友”的獨特體驗
杜詩有不少作品，表達了“物我相友”的感情，人對于自然萬物，既非單純主動地關懷憐惜，也不隻是澄懷淨慮地觀察體味，而更像面對一位親切的朋友，彼此在默契地交流。這種“物我相友”詩篇所蘊含的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獨特體驗，開拓了古典詩歌的藝術表現，使讀者更可領略中國古典生态智慧的豐富。
杜甫在《嶽麓山道林二寺行》中感歎山光物色“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共友于”，這樣的“友于”之情，時時流露于他的筆端。在描繪草堂景色的《江村》中，他感到草堂的一切都那樣親切：“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雖然詩意隐含了鷗鹭忘機的典故，但同樣也是草堂生活的真實寫照。詩人與大自然仿佛心意相通，當詩人不忍春光流逝得這樣迅速，他會說“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仿佛春光是一位聽得懂自己心意的朋友。當春光攪擾了自己的客愁，他又無奈地感歎：“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莺語太丁甯。”春天就像是一位魯莽的朋友，明明知道自己客愁難解，還要讓春色重回大地，大概本意是要寬慰自己，誰知卻更觸動了自己的愁懷。如此親切的物我之情，細膩而又婉轉。
朋友之情沒有親情那樣本然，但擁有獨特的精神體驗，會更在意彼此的情意交流。深厚的友誼，不會僅僅停留于回報和感念，而是有更豐富的相知相得、相親相重在其間，杜甫的《題桃樹》就表達了這種複雜的友情，而友情的對象則是杜甫屋宅前的五棵桃樹：“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饋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已一家。”有人建議杜甫把屋宅前遮擋道路的桃樹砍去，他在詩中回應說，這幾棵桃樹，不僅在秋天結出果實讓貧人充饑，來春還會開滿鮮豔的花朵，如此有情有意，豈忍加以傷害！然而，詩人對桃樹的愛惜之情，并非僅止于此，他進而說：“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乳燕、慈鴉與桃樹，要得到人的愛護，并非因其對人有好處，而是因為一切生物都應該得到尊重和關愛。浦起龍對此有精辟分析：“蓋‘饋貧’則于人有濟，‘舒眼’則與我偕春，物雖微而利亦溥矣。下半又勘進一層。更勿論其有利與否，而物本當愛者，非于桃外推廣之詞，乃即物指點之詞。推廣則題面全抛，無是理也。言‘乳燕’、‘慈鴉’，無補于世，而生機洋溢，人情類皆護惜之，桃非其類乎？”與上文吟詠病馬、小鵝等詩篇不同，《題桃樹》展現了“物我相友”的深邃内涵，前者是書寫詩人對弱小的、無助的生命的憐惜，後者則更多的是人與桃樹之間發乎友情的相知相得與相重。
“物我相友”展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更為豐富的面向。儒家所提倡的仁愛，在很大程度上立足“親親”之情的推衍。《孟子·梁惠王上》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對天下的關愛，是由親情一步步向外推衍而出。這樣的仁愛，在面對缺少親情聯系的陌生人時，如何有效地表達，是儒學必須要思考的問題。宋代理學家通過将仁愛的道德原則抽象為天理，為儒學賦予普遍主義的内涵，但在對天理與仁愛的了解中，仍然受到親情這種情感體驗的顯著影響。張載《西銘》雲：“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其中雖然說物為吾與，以物為夥伴友朋，但顯然這裡所說的“物與”之情，是與上文的“同胞”之義緊密相連，是作為親情的“同胞”之義的推衍。程颢雲：“醫書言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幹，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者不僅要将世界萬物視為自己的親人，更進而要視天地萬物與己為一體，“莫非己也”。可見，儒家的仁愛，非常依賴親情的體驗來和同天地萬物。但是，面對無限多樣的世界，這樣的方式無疑會存在其局限，杜甫對“物我相友”之情的豐富體驗，對如何協調人與萬物的關系，有了更多的啟示。
杜甫對物我相友關系的探索，展現為許多新的藝術題材和手法的創造。這其中尤可體會的，是其對山水重遊佳趣的表現。杜甫在上元二年春重遊修覺山、修覺寺，寫下了著名的《後遊》：“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舍此複何之。”詩人再度重遊山水佳勝，江山仿佛在等待着自己重來，花柳無私地展現着它們美麗的景色。
杜甫如此書寫山水重遊的佳趣，是極富藝術創新的筆法。從謝靈運到王維的山水詩人，雖然描繪了江山景緻的萬千風姿，但極少從重遊角度落筆構思，他們最看重的是與山水初次相逢相遇的心靈感動。在謝靈運筆下，登山臨水之間突然呈現在詩人眼前的景緻，如此清新生動，卻又如此稍縱即逝，例如《過始甯墅》細緻地描寫詩人在山水間沿途所見的美景：“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岩峭嶺稠疊，洲萦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詩人不斷跋涉，眼前的岩嶺洲渚也逶迤變換，正是在時時變換的視線中，突然見到“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環抱幽石的白雲不會長久停留，這轉瞬即逝的美景，有着無限的新鮮與生動。遊覽中美景的發現，往往因路途的曲折不便而更顯觸目與珍貴。謝靈運在《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感歎山林中的清晖是如此易逝，轉瞬已是滿目的夕陽晚景：“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這些詩句，着力書寫與景物初次相遇的新鮮體驗，生動澄澈。鮑照稱謝靈運的五言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如此比喻，很能道出謝詩的妙處。
山水詩人很善于刻畫仿佛是初次遇見的新鮮山水世界，例如孟浩然的《早發漁浦潭》“東旭早光芒，渚禽已驚聒。卧聞漁浦口，桡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路闊”，詩句刻畫清曉啟航時的江景，世界仿佛剛剛蘇醒。這種體驗在王維的詩裡也多有表現，其《春中田園作》雲：“屋上春鸠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揚，荷鋤觇泉脈。”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在山水詩人的筆下，都充滿新相識、初相見的清新美好。
事實上，山水詩人在現實中經山曆水，不可能完全沒有重遊的經曆，但重遊的獨特體驗，從未得到山水詩人的充分關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杜甫的“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呈現出極為顯著的藝術新意，詩人不僅不再回避重遊的體驗，而且明确地說，江山正是在重遊中更見其美好的韻緻。在重遊中，江山已不是新知，而是再次相見的老友，彼此有了更深的情意，萬千物态也呈現出别樣的景緻。如果說山水初見，其景緻是以明麗生動為特色，那麼重遊再賞中的所見，就更多了細膩悠然的韻味。杜甫在《後遊》中描繪重遊所見“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就萦繞着春日遲遲的氤氲氣息。
山水初見與重遊所見的不同，在杜甫著名的《陪鄭廣文過何将軍山林十首》以及《重過何氏五首》兩組作品中，有鮮明的呈現。詩人兩度在何将軍的别業中做客，兩組詩分别寫下了初至與重過的不同體驗。初次做客時，詩人屢屢為園中的美景觸動，他注意到園中的奇花：“異花來絕域，滋蔓匝清池。”還注意到曲折藤蔓中的隐秘：“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感受到園中食物的鮮美：“鮮鲫銀絲脍，香芹碧澗羹。”眼中所見的景緻，也留下鮮明的色彩印象：“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
《重過何氏五首》則着眼重遊園林的特有體驗，詩人此刻已經不是全然的陌生人，他的目光不再被園中的奇花險境所吸引，而是注意到“犬迎曾宿客”這親切的景緻，他是這園林的老友，也是園中萬物的故人，他可以“落日平台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悠閑的心境，令園林中尋常的草木也有了可以玩味的意趣：“雨抛金鎖甲，苔卧綠沉槍。”園中的小生命，其活潑的身影勾畫出許多細膩的景緻：“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重遊的園林，在熟悉中又有了許多新的感受，就像相知的老友，在交流中更多地走進彼此的世界。如此重遊佳趣，其中所折射的人與自然的獨特關系，頗可玩味。在傳統的山水詩中，人需要以澄澈的心靈觀照山水；而在重遊中，人有了更豐富的自我意識，與山水自然更像老友重逢，在親切的友情中品味江山的風緻。
這種重遊佳趣，和古典詩文中經常出現的故地重遊之歎與歸鄉之思，都有明顯的不同。故地重遊之歎是極為常見的抒情主題，鮑照的《蕪城賦》刻畫昔日繁華的廣陵，在戰火之後的荒蕪凄涼，字裡行間是無盡的今昔之慨。杜甫《哀江頭》同樣着眼于此，安史亂前繁華的曲江頭，在戰亂中則是“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故地重遊的題材，在中唐以後被大量吟詠，最常抒發的是物是人非的滄桑之歎。戴叔倫《重遊長真寺》：“同到長真寺，青山四面同。鳥啼花竹暗，人散戶庭空。蒲澗千年雨，松門午夜風。舊遊悲往日，回首各西東。”詩人懷念往昔與友人同遊青山寺，如今重到，昔日同遊之人已漂泊西東。這種情感在崔護“人面桃花”的無奈吟唱中更有集中的表達：“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在，桃花依舊笑春風。”徐铉《重遊木蘭亭》也表達了重遊的滄桑之感：“缭繞長堤帶碧浔，昔年遊此尚青衿。蘭桡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宦路塵埃成久别，仙家風景有誰尋。那知年長多情後，重憑欄幹一獨吟。”這種物是人非的慨歎，和杜甫的重遊之趣，截然不同。前者仍是以詩人自我的感懷為中心，自然界似乎沒有發生變化的景物，隻是一面臨照詩人人生變化的無言的明鏡。這其中并未有杜甫那種人與江山萬物如老友相對相知的獨特情感。
杜甫的江山重遊，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重歸鄉園。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刻畫了重歸鄉園的獨特感受。他再度看到鄉園的景象“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為找到身心恬然的歸宿而欣慰。杜甫的江山重遊，雖然親切，但并非以江山為故鄉，其間人與自然如老友相知般的獨特情感，與陶淵明的歸鄉之思頗為異趣。
後世詩人往往很難學習杜甫書寫重遊佳趣的獨特筆法，相較于物是人非或重歸鄉園這些幾乎已成為套路的吟詠取向，江山重遊、友朋相對的韻緻，似乎很難着筆。宋人汪藻有一首絕句頗欲勾勒此種情趣：“山城重到轉清幽，勝日閑尋舊釣遊。定是沙鷗嫌俗駕，背人飛去不回頭。”詩人重遊山城，風景更覺清幽，相識的沙鷗卻嫌棄詩人身帶塵俗，飛去不睬。在淡淡的自嘲中，詩句頗有巧思，但相較于杜詩書寫重遊的豐富筆觸，詩意卻不無單薄。杜詩的取法之難，并非隻是藝術功力的匮乏，更多的應是詩人難以充分領略杜甫豐富的感情世界。杜甫對重遊佳趣的從容品味，展現了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豐富内涵，他對于“物我相友”的深入體驗，并不簡單依循親情推衍的仁愛邏輯，也不單純靠自我的澄懷淨慮來獲得物我的融合，從某種意義上講，杜甫在儒、道兩家的思想傳統之外，對人與自然的聯系做了更豐富的思考。在他筆下，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有人對自然如親人般的關愛，以及人在自我淨化的基礎上對自然的尊重，還有人與自然如友朋相對般的默契交流。
三、杜詩對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啟示
充盈着“愛物之仁”“觀物之明”以及“物我相友”之情的杜詩，展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多重面向，展現了中國傳統生态智慧的豐富内涵。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這是對中華文明積澱的生态智慧的繼承與創新。中國傳統生态智慧，既展現在儒、道等思想傳統中，也在“詩聖”杜甫的詩歌世界中有生動而豐富的呈現。杜詩代代傳誦，深入人心，不僅以強烈的家國情懷感染無數讀者，其内涵深邃的自然觀與生态智慧，也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國人關愛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情懷與态度。
19世紀以來，西方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學，都獲得了豐富的發展，特别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生态思想空前活躍。生态學家非常強調整體生态觀，史懷澤提出：“由于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我們不僅與人，而且與一切存在于我們範圍之内的生物發生了聯系。”俄羅斯思想家烏斯賓斯基認為：“地球是一個完整的存在物，……我們認識到了地球——它的土壤、山脈、河流、森林、氣候、植物和動物——的不可分割性，并且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尊重，不是作為有用的仆人，而是作為有生命的存在物。”這種整體生态觀同樣表達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強烈願望。
西方生态思潮與生态文學的興起，是被愈演愈烈的生态問題所催生，帶有鮮明的文化反思和批判特點。生态學家莫爾特曼認為：“如果把人類社會和周圍自然界聯系起來的這種生活系統發生了危機，亦即自然界的死亡，那麼，合乎邏輯的是，這個系統就遇到了整個生活态度、生活方式、還有非次要的基本價值觀和信條的危機。”人類為滿足自我欲望而奮鬥， 推動了文明和整個人類的發展，但無休止的欲望對有限的生态資源造成了無可彌補的破壞。弗洛姆在《占有還是存在》指出：“人類文明是以人對自然的積極控制為濫觞的，然而這個控制到工業化時代開始就走向極限。”“技術進步不僅破壞生态平衡，而且帶來核戰争的危險。”生态思想家呼籲人類樹立高度的地球責任心，盡到對地球的責任；放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妄想。
這種文化反思與批判，是歐美生态文學最重要的表現主題。梭羅在《瓦爾登湖》中記述自己在瓦爾登湖邊的獨居生活，其中曾詳細記錄自己的收入開銷。由于生活簡樸，他說自己一年中幹六個星期的活兒，就能掙夠所有的生活開支，“整個冬天，還有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自在，安心學習”。這種對過度追求物質欲望的批判，是生态文學家十分關注的主題。梭羅對荒野價值的發現，也受到生态文學家的強烈關注。梭羅在後期創作中，提出“隻有在荒野中才能保護這個世界”的觀點，思考了野生自然與健康的人類文明之間的關系。他痛恨工業文明對荒野的破壞，認為荒野中蘊藏着一種尚未被喚醒的生機和活力，走向荒野，不是走向原始和過去，不是曆史的倒退。相反，荒野意味着前途和希望，也意味着美好和健康。最有活力的東西，也是最有野性的東西。梭羅對物欲的批判，對荒野的向往，都對歐美生态文學創作産生了重要影響。
顯然，杜詩的生态思考和當代歐美生态文學的意趣頗多差異。杜甫雖然漂泊流離，但并沒有眷戀、向往荒野。由于曆史處境和文化環境不同，杜甫不像當代生态學家這樣對人類文明做強烈的反思與批判，他的思考展現了人與自然的并重。新時代生态文明建設，積極提倡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正是從以杜詩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生态智慧中，汲取了積極有益的影響。今年是中國共産黨建黨100周年，是“十四五”開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開啟之年。新時代要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深入全面地了解杜詩所蘊含的生态思考，對于了解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傳統文化淵源，實作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有重要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