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凱東
不可否認的是，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香港的本地商業電影已基本消亡。當大量香港電影人北上時，即使他們制作的電影内容在他們身後可能仍然與香港有一些聯系，但主要的目标閱聽人不再是本地觀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充滿香港島和九龍各大劇院螢幕的娛樂氣息突然變得無聲，彷彿留下一個等待後代填補的真空。
另一方面，電影業的新人與他們的前輩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在他們早年，幾乎所有的香港電影業都是從制片廠開始的，他們中最優秀的人一步步地走向創意崗位，而新一代則大多畢業于香港演藝學院， 浸信會與城市大學的電影相關院系，有些人從美國和英國學習後回來。正是這些年輕而嶄露頭角的力量，在大量專業人士北上後，支援了香港本地電影制作的基礎。
在2015年王子光執導的《尋血梅》中，我們看到了這一代新人與我們熟悉的上一代香港電影人的巨大差異：在視聽語言上，前者不再依賴過度娛樂的誇張形式主義，而是開始向表達強烈的叙事電影語言靠攏;
《血尋梅花》（2015） 《血尋梅花》（2015）
在這些新香港電影中，"娛樂"逐漸退居次要角色，帶着社會責任感審視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情感現實主義成為内在的推力。這正是我們在《幸運我》、《未定》、《金花》、《迷失人生》、《金都》、《叔叔》、《廣告狂人》等一系列作品中可以清晰識别的表達趨勢。或許正是因為香港商業電影的"消亡"，這些在香港電影業本來不可能确立的風格和表達，才逐漸浮出水面，形成了新的潮流。
《Lucky Is Me》 （2016） 《Lucky Is Me》 （2016）
李俊碩導演就是這樣一代新一代電影人的代表。他在中文大學主修新聞學，在英國劍橋大學學習性别問題，碩士畢業後回到香港成為新聞專欄作家，并于2018年憑借關于跨性别者情感糾葛的電影《苔絲》入圍香港和台灣的多個電影獎項。
《花呢》（ 2018）
他的最新作品《渾濁的水漂流》（2021年6月3日在香港上映）改編自2012年香港的一起真實新聞事件，當時政府從業人員在掃街時沒收了無家可歸者的财物，引發了雙方之間的訴訟。
渾濁的水上漂流 （2021）
但與西方流行的社會政治問題電影（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芝加哥七君審判》）不同，李俊碩并沒有把訴訟作為電影的主線，而是把幾個性格鮮明的角色串聯在一起：出獄後不久，他就很窮，厭倦了失去兒子阿慧的痛苦。 40多年前，一名越南逃往香港的中年男子，是一名因吸毒成瘾而流落街頭的木匠，而中年洗碗工陳梅八年沒有離開家。以及幫助無家可歸者度過困難時期的社會工作者。
有的觀衆會因為電影情節節奏松散而受到诟病，但導演居然抛棄了商業類電影，以劇情為主念，依靠演員的表演，把人物刻畫作為電影的主要表現手段。我們看到幾位香港著名演員吳振宇、李麗珍和謝俊浩的強大角色塑造能力，他們在非戲劇主導的環境中遇到了純商業電影的時代。如果沒有戲劇性的情節推動，他們就無法再從漸進的情節中獲得表演動機來推動角色個性的變化，但這反過來又完善了他們将情感細節融入看似單調的情感的能力。
吳振宇改變了打開誇張的表演習慣，回到了他在《無限之路2》中使用的方法：他給自己帶來了一個專門為角色畫的"面具"，通過木頭的表情，用神經質的抽搐微動作和一層步履蹒跚的步态不斷提煉出這個"面具"的吸引力，就像一支"畫皮"的普通筆，為它畫出豐富的色彩， 當這最後一幅畫完成時，就是角色生命的終結。
李麗珍的性格比較難，影片的打法留給了她通過劇情演變展現角色内心的小空間，但她卻通過一種自我設定的沉默和不斷閃現的才華橫溢的少女氣質（對于55歲的她來說，她處于不可思議的狀态）給已經麻木的角色的心靈一點溫柔溫柔的希望。
我們幾乎認不出扮演的"老人"是謝俊浩，他不是《南海十二郎》中風輸出成一章粵劇人才，也不是"拆彈專家2"中冷酷無情的恐怖分子，而是滿臉白發的艱難内心在希望與絕望之間徘徊，這種複雜的心态展現在他獨特的肢體語言中， 幾乎不需要依靠劇情的發展就能完成。
對于側面的目的也是胡卓熙飾演的那些離家出走的木幼崽，導演幹脆"取消"了自己的說話能力、口琴節奏、敏銳的眼神和嘶啞的喉嚨聲音，以及他複雜的心态：這是在壓力下的年輕人已經失去了聲音，也是唯一一個仍然在心中充滿叛逆活力和希望的電影人物。
在稀缺的主線劇情和優秀的人物創作背後，我們得以一窺李俊碩導演令人欽佩的劇情意圖：這些在嚴酷的社會環境下觸底不退的人物，不再需要劇場生活的起起伏伏來展現銀幕上生存的意義;
于是，《老人》在視訊中與失散的兒子重逢，突然發現人生最後未竟的事業已經實作，在公路橋下的木闆房裡繼續生存的意義就成了一個問号;他終于明白了，生命隻有燃燒的火焰中最後的光彩。
正是在這一點上，《渾水漂流》與廣受好評的2017年電影《無法了解》産生強烈共鳴：餘文樂飾演的阿東，因為躁郁郁被身邊的所有人懷疑、孤立、排斥，甚至仇恨，隻有在曾經疏遠的父親的心理支援下，才鼓起勇氣活下去， 而《渾水漂流》阿惠因為監獄和吸毒，永遠被主流社會拒之門外，在外部世界一直孤注一擲的前提（"監獄外是更大的監獄"），對個人尊嚴的期待（來自主流社會的道歉）是支撐他生存的唯一理由，而當這種希望随着人群的消散而破滅時（哪怕來自社工何姑娘的關懷）， 他必須用令人眼花缭亂的死亡來證明自己的價值。
我們可以注意到，二十年前開始彌漫在香港電影中的"身份混淆"主題（以"無限之路"系列為代表）已經從"新香港電影"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面對主流社會的壓力和偏見，少數族裔為身份，尊嚴和精神和情感價值而鬥争的艱難遊戲。在這些電影中，以少女（《血迹斑》）、精神病患者（《未經考驗》）、殘障人士（《堕落者》）、跨性别者（《格蕾絲》）和無家可歸者（《梅魯》）為代表的非主流群體，為獲得社會認同和尊嚴，進行了難以了解的頑強鬥争，他們的悲慘命運成為影片刻畫的主題。
在《渾水漂流》中，當阿輝和穆派登上塔頂，俯視着燈火通明的高樓大廈時，他們都意識到，作為貧窮的社會邊緣人，他們在物質和精神上重新融入眼前世界的機會為零。看到窮人定居的深水區，逐漸被富人的高端居所占據，他們所能做的就是解開褲子，在财富的幻覺上小便。
這樣的表情角度、悲傷的氣氛和沉重的心态，甚至在以往香港社會問題的電影（如《省香港國旗兵》、《路過的男人》、《籠子裡人》、《十日性工作者談話》、《夜霧》等電影中）都沒有真正完整地出現過。而由此滲透到無助、絕望、無助和不願低頭的苦澀固執意味貫穿于"渾濁的漂流"之中，最終成為超越故事情節和獨立存在的社會批判主題。如果說2015年後香港有"新片"的潮流，那就是它最鮮明的審美特征之一。
在7月2日上映一個月後，《渾濁漂流》的商業票房已經達到了600萬港元，對于一部獨立制作的藝術電影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成就。然而，我們無法确認新一代的年輕香港電影制作人及其作品已經站穩了腳跟。相反，由于大部分電影都是在政府藝術基金和主要演員的低薪甚至無薪演出的支援下制作的，其基礎極其脆弱，基本上依靠外界近乎無償的輸血來生存（與前一個時代的香港商業電影截然不同）。
當然，即使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渾濁水漂流"仍然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高水準思想和寶貴的精神活力。無論《新香港電影》的制作制作模式能否延續下去，這都是令人欽佩的一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