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是一年之始,一進制複始,萬象更新。但在中國古代,正月并非天然是一月。
據胡三省注釋《資治通鑒》時言,“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為歲首;醜為地正,殷用之,以十二月為歲首;寅為人正,夏用之,以十三月(即一月)為歲首;秦……以十月為歲首”。
古代使用農曆,以幹支紀元,用北鬥星鬥柄所指方位确定月份,将一年劃分為十二個月,是為“鬥建”或“月建”。夏朝曆法以一月建寅為正月,商朝曆法以十二月建醜為正月,周朝曆法以十一月建子為正月,秦朝曆法則以十月建亥為正月,是為夏曆建寅、商曆建醜、周曆建子、秦曆建亥。
漢承秦制,繼續沿用秦曆,以十月為歲首。太初元年(前104),漢武帝在司馬遷等人的建議下“改正朔”,制定“太初曆”,恢複夏曆建寅,重新“以正月(即一月)為歲首”,後世沿用至今。
無論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還是一月,曆史總會在正月歲首翻開新的一頁,開出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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誅無道,滅暴秦
公元前206年冬十月,時值正月,秦朝首都鹹陽城本應如往年一樣洋溢着正月新年的喜慶氣氛,而這一年卻是兵荒馬亂,人心惶惶,格外肅殺。
鹹陽城外,“沛公至霸上”,曆史正在肅殺中蘊育新的希望。劉邦借助項羽牽制住絕大部分秦軍的時機,率軍一路向西,抵達鹹陽門戶霸上(今陝西西安東部一帶)。已經去掉皇帝稱号、改稱秦王的子嬰出城投降,将皇帝玉玺、符節獻給劉邦。
劉邦受降後,不滿秦朝多年暴政的手下将領紛紛勸劉邦順應六國民心民意,殺掉子嬰,為天下人出口惡氣。劉邦想得更長遠,他明白以暴制暴無法彌合被戰國末期連年戰争割裂和秦朝多年暴政傷害的天下人心,隻會導緻列國繼續對立,幹戈不休。廣施仁義、實行懷柔之道,才能将包括秦地百姓在内的天下萬民之心重新融合。
劉邦勸衆人,當初楚懷王之是以力排衆議,讓我率軍西入鹹陽,正因我“能寬容”,且子嬰“已降,殺之不祥”。劉邦穩定諸将情緒後,隻是将子嬰圈禁,等待法律發落。随後召集秦地“父老、豪傑”,表示根據之前楚懷王的政治承諾,自己将被封為關中王,願與諸君共治秦地。劉邦在父老的擁戴下,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将秦朝酷法全部廢除,“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然而,項羽進入鹹陽後,殺死子嬰,屠戮秦地百姓,失去天下人心,最終在四年的楚漢之争中被劉邦打敗,自刎烏江。
劉邦建立漢朝後,群臣草莽習氣一時未改,經常在朝堂之上“飲酒争功”,酩酊大醉之時“或妄呼”,甚至“拔劍擊柱”。在儒生叔孫通的建議下,劉邦下令叔孫通會同魯地儒生三十餘人,制定朝廷禮儀規矩,讓群臣接受嚴格的禮儀訓練。
漢高帝七年(前200)冬十月,劉邦在新落成的長樂宮舉行盛大的正月新年典禮,“諸侯群臣皆朝賀”,按照叔孫通制定的朝儀“依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典禮後的宴席上,無人敢喧嘩失禮。劉邦龍顔大悅,表示“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方知皇帝之貴的劉邦為統一政令,逐次消滅異姓諸侯王。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冬十月,劉邦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亂,回師途中路過老家沛縣,遂衣錦還鄉,與父老共賀正月新年。此時身體狀況已經江河日下的劉邦回首一生戎馬倥偬,“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起舞放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為《大風歌》。
而“守四方”安定天下,需要的不僅是強大的武力,更要有擇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選拔制度,和潤物無聲、德潤人心的文治理論。
察舉選才,儒家獨尊
劉邦之後,文帝、景帝順應民心民意,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生息,醫治戰争創傷,很快呈現“文景之治”。漢武帝即位後,開始在内政外交上推行積極有為、奮力進取的國策,廣攬人才。
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是武帝登基後的第一個新年正月,他向天下英才發出求賢令,下诏“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賢良方正”是具有良好品行操守的道德模範,“直言極谏”即能指出朝廷存在問題、提出解決建議的理政人才。
各地舉薦的人才彙聚到長安後,武帝親自向他們問詢治國之術,有一百多人提出了對策,其中董仲舒的對策最讓武帝滿意。
在對策中,董仲舒針對“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地方官都是從朝廷郎吏中選拔外放而來,而郎吏大都是富人或世家子弟,道德品行和行政能力“未必賢”;提出“歲貢二人”的建議,即請各諸侯王、各郡太守和二千石級别的進階官員,每年推薦兩名人才給朝廷,舉賢受賞,舉不肖則嚴懲。
針對“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治國理論無法定于一尊,官員百姓“不知所守”的問題,董仲舒則開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即推行儒術、獨尊儒家的藥方。
漢武帝解決朝廷内外掣肘力量、完全掌握對朝政的主導權後,逐一落實董仲舒的建元元年(前140)正月對策,“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确立儒家在治國理論中的獨尊地位;“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要求地方各郡和諸侯國每年向朝廷推薦孝順模範和清廉典型各一人,為官員隊伍注入新鮮血液。
儒家思想自此成為曆代王朝治國理論主導思想,作為科舉制前身與母體的察舉制度,亦由此建立。正是依賴自下而上的人才選拔制度和儒家思想在治國理論上的文化一統地位,中國曆史盡管有曲折,有動蕩,甚至有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長達近三百年的大分裂時期,但在分裂之後終能再次走上分久必合的正軌。
再造天下一統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正月初一,中國曆史正值南北大分裂的最後階段。當天,南陳後主陳叔寶正在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一帶)皇宮舉行元旦朝會,接受群臣新年朝賀,忽然間 “大霧四塞”。江南隆冬時節起大霧本是尋常事,但今天的霧有些異樣,聞起來有股“辛酸”味道,讓人直打瞌睡。陳叔寶深吸一口,立馬“昏睡”,左右忙将他扶入内殿休息,一直到下午才慢慢清醒。
正月初一就昏睡大半天的陳叔寶還不知道,就在他合上眼的時候,北方隋朝大将吳州戰區(今江蘇揚州一帶)總管賀若弼已經率軍從廣陵橫渡長江。當夜,廬州戰區(今安徽合肥一帶)總管韓擒虎率五百特種精銳在夜色掩護下,從江北橫江(今安徽和縣長江渡口)南渡,在江南采石矶(今安徽當塗長江渡口)登陸。
正月初二,陳叔寶得知江防陷落,吓得“唯日夜泣”,政事全部交由佞臣施文慶處置。大将蕭摩诃提出趁隋軍立足未穩,後援不繼,急速反擊。施文慶怕諸将立功,威脅自己地位,對所有請戰奏疏一律壓制。
初五,賀若弼拿下京口(今江蘇鎮江一帶),嚴格執行軍紀,對百姓秋毫無犯,将六千俘虜全數釋放,讓他們返鄉宣講隋朝寬大政策。初六,韓擒虎攻克姑孰(今安徽當塗一帶),南陳百姓 “來谒軍門者晝夜不絕”。賀、韓兩路大軍南北包抄建康的戰場态勢形成。
正月十五,南陳鎮東大将軍任忠從吳興(今浙江湖州一帶)趕來勤王救駕,搶在隋軍前面入屯建康朱雀門,勉強穩住陣腳。當時陳軍在建康周圍有10萬人,隋軍隻有3萬人渡江,南陳若舉措得當,足可以擊退賀、韓前鋒部隊。正月二十,陳叔寶下令蕭摩诃、任忠率軍出擊,進攻隻有八千軍士的賀若弼部隊。南陳以多打少,卻不設統帥,衆将互不服氣。各軍還擺出了一個南北長達二十裡的一字長蛇陣,首尾不能相顧。
戰鬥剛打響,蕭摩诃就接到家人來報,說妻子遭陳叔寶逼奸,遂無心作戰,混戰之中被生擒,陳軍大敗。任忠見大勢已去,向韓擒虎投降,引導隋軍從朱雀門入城。守門陳軍想要抵抗,被任忠一句“老夫尚降,諸軍何事”給喝退。韓擒虎率軍直入皇宮,活捉與妃嫔一起跳進後宮井中躲避的陳叔寶。
正月二十二,平陳元帥楊廣進入建康,讓陳叔寶寫招降書,南陳各地軍隊紛紛放棄抵抗,所屬三十州、一百郡、四百縣,成為大一統隋朝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公元316年西晉滅亡開始,已經分裂273年的中國,終于再次完成統一大業。
中原王朝完成内部統一後,首要任務便是穩定北方國防線,重整因中國分裂而混亂無序的草原秩序,進而重構“中原-草原”國際關系新格局。繼秦而起的漢朝,和代隋而興的唐朝莫不如此。
重整國際秩序
秦末漢初,匈奴崛起,成為漢朝北方重要威脅。漢武帝即位後,對匈奴展開進攻态勢,經過衛青、霍去病三次大規模主動出擊,取得了對匈奴戰争的決定性勝利。
匈奴遭漢朝重擊後分裂為南北兩部分,南匈奴與漢朝和好。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正月,南匈奴呼韓邪單于赴長安觐見宣帝,漢朝在渭水兩岸舉行盛大歡迎儀式。宣帝車駕從甘泉宮(位于陝西淳化縣)出發,匈奴君臣、四方少數民族首領和漢朝官民百姓數萬人都在渭橋迎接。宣帝走上渭橋,“鹹稱萬歲”。歡迎儀式結束後,呼韓邪單于經由渭橋進入長安朝見宣帝。
在這之前,“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即從西域到伊朗,凡是和匈奴有來往的國家,都畏懼匈奴而輕視漢朝;呼韓邪單于“朝漢後,鹹尊漢矣”,西方國家紛紛以漢朝為尊,西漢盛世至此達到頂峰。
南北朝後期,突厥逐漸統一草原各部,成為北方最強大的力量。隋朝北伐大敗突厥,又使用離間計将其分為東西兩部。隋末唐初,東突厥複興,唐高祖晉陽起兵反隋時都不得不向其稱臣。唐太宗剛即位,東突厥颉利可汗就率十萬鐵騎打到長安城下,太宗被迫将長安城内的金銀布帛拱手相送,才換來颉利退兵。
貞觀三年(629)底,太宗經過長期準備,下令對東突厥全線開戰。貞觀四年(630)正月,李靖率領三千精兵從馬邑(今山西朔州一帶)出發,夜襲颉利大帳所在的定襄(今山西定襄一帶),打了個颉利措手不及。随後唐軍連戰連捷,最終生擒颉利。
北方各民族首領集體向太宗獻上“天可汗”的稱号,從此唐朝皇帝成為各個民族的共同領袖。攻滅東突厥後,唐朝打敗吐谷渾,收複高昌、焉耆、龜茲,震懾住西突厥,重新恢複對西域的治理,最終重建以其為主導的東亞、中亞國際新秩序。
改變中國曆史的正月不止古代,更有當代。1949年正月歲首,毛澤東主席發表《将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展望未來,“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将在我們的奮鬥中徹底地推翻掉”。從此天翻地覆慨而慷,五千年華夏舊邦開啟了其命維新的曆史新紀元。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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