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粉絲-偶像”關系大多遵從異性戀架構下的“男女朋友”這一欲望模式，而“媽粉”這個群體呢？他們是因為“我想給你當媽媽”，是以成了“媽粉”嗎？在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副教授徐婧與其研究所學生孟繁榮共同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她們發現“媽粉”的追星行為和現實中的“母職”有着奇妙的呼應，她們把“媽粉”圍繞偶像的日常稱為“數字化撫育”。
澎湃新聞對徐婧進行了采訪，以下是徐婧的口述。
徐婧 受訪者供圖
“媽粉”的問題建構
我是徐婧，是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的老師。我讀書的專業背景比較複雜，學過社會學，學過文藝理論，現在是傳播學。我關注的是媒介如何呈現社會結構裡面的“社會性别”，性别視角又是怎麼在媒介産品中被展現的，粉絲文化是個很好的切入點，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這是一個亞文化的小衆領域，但正是在很具體、瑣碎的的關系裡，我洞察到一些有趣的問題。
我的這項研究的前期觀察從2019年就開始了，正式的調研是在2020年9月到2021年6月間進行的，研究使用網絡民族志，通過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式訪談對“媽粉”群體展開資料收集，并對這些材料進行交叉分析。
我的28位研究對象（包括兩名男性）來自多個明星的粉絲群體，包括南韓男團BTS、時代少年團、王一博、鄭雲龍、阿雲嘎等等，年齡在19歲到45歲之間均有分布。本研究的被訪者主要生活在上海、杭州、西安和廣州等城市；主業也各不相同，有大專院校的大學生、研究所學生，有高校教師、公務員、專業技術人員，還有些人是企業中層、高層管理人員。她們作為媽粉的日常，主要是在所粉偶像的網絡粉絲社群中，查收偶像最新咨詢，或響應“大粉”動員打卡、反黑，參與增加流量的各類數字追星實踐。
在收入方面，被訪者裡的一部分尚無獨立經濟能力，但仍會将日常生活費用中的一部分用于穩定的追星消費；另一部分在社會中具有穩定甚至較好的收入水準。“媽粉”們“氪金”所花費的金錢，是她們收入的6%到13%，但有“媽粉”表示，自己為偶像所花費的金錢很難用此種計算法衡量：有人表示自己常有大宗同款支出，如不是偶像同款也并不會去消費。總之，本研究中的“媽粉”群體是以女性為主，年齡、職業多元，具備一定經濟能力，有一定的追星年限。
我個人同時具有粉絲和研究者的身份，是以我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我希望自己在學術研究過程中，還是能夠時刻保持學者的獨立性和盡可能的客觀。我做這項研究也并不是要為粉絲群體“正名”，我更希望盡量把粉絲群體内部的多樣性展現出來——任何社群的凝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我的初衷就是将“群體”抽絲剝繭，比如：在粉絲群體内部有各種類型的粉絲，媽粉這個群體和其他類型粉絲群體的差別是什麼？他們在做什麼、想什麼、為什麼如此這般線上上生活，這就是數字媒介實踐研究要做的，這種實踐包含着實踐者豐富的情感、訴求、欲望的呈現。線上上社群中觀察一段時間後，我意識到到“媽粉”這個群體是可以、且應該被進一步探索和解釋的一種身份指稱現象。這樣一種身份的形成過程與母職存在一定的呼應和關聯，是阿爾杜塞意義上的一種“詢喚”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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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粉”的兩大特征
“媽粉”的一大特點，是自己對喜歡的明星并無肉體欲望的投射。她們是在尋找和界定一種難以用異性戀架構界定的情感模式時，找到了“媽粉”這樣一種身份。是以，“去性化”也成為了媽粉與其他類型粉絲最重要的一個差別。
但從受訪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媽粉的身份認同并非一成不變，她們也會因為偶像偶爾展現出的性感外形或突出霸權男性氣質時，而産生與以往不同的情緒，這時“媽粉”和“女友粉”的界限就不那麼清晰了。有一個訪談對象說，自己之前很喜歡的明星，一直覺得有幼童的那種可愛和純真。結果突然有一天他換了一個全新的造型，跟此前完全不一樣了，被塑造成一種性感的、具有性張力的模樣。她說，“瞬間就母愛變質了。”但很多人向我強調：對于媽粉而言，“母愛變質”隻可能是一瞬的，針對他的這一個形象、這一個身體狀态，然後很快就會回到媽媽去性化的狀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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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媽粉并非一個邊界清晰且穩定的身份類型，而是一種關系性的動态的變化過程。粉絲有主體性，他們會将偶像展示在人前的身份與自己的感覺進行選擇性建構。極強的身份流動性與包容性，就是“媽粉”對母職符号能指的直接挪用而導緻的。
“媽粉”對母職的認同
我訪談中有一位男性媽粉，他說，我之是以覺得我也可以是媽粉，是因為我的媽媽就是這樣愛我的，那麼我覺得我對偶像的情感也是這樣，那麼我就可以定位自己為她的媽粉。我對她沒有其它的訴求，我想看着她覺得很快樂，然後也很無私，我也不期待她對我有什麼回應。然後他問出了一個經典的反問句，“你覺得網際網路上有誰會去做别人的爹?”。是的，為什麼網際網路中的追星男女，不論是年輕的還是年紀稍長的，為什麼當大家想去形容一種去性别化的、去欲望化的呵護、照料，這樣一種無私情感的時，首先借用的親屬稱謂是“媽媽”？ 因為在我們的曆史語境下，東亞内部的家庭秩序及其表征的母職的性别秩序，成為了媽粉操演的主要的意識形态資源。而那位男粉絲所言的，不願給人當“爹”，是對模拟、操演東亞家庭中的父親角色的拒絕。
成為媽粉之後，她們被“母職”所詢喚——也開始以傳統的母職意識形态來要求、限制、規範粉絲行為。比如說也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我訪談對象裡有一位很明确地提到了，因為她自己有一個三四歲的孩子，她說自己對偶像的态度就跟對小孩一樣，首先希望他健康平安，但是也希望他未來學業、事業上有一個很好的發展——當你去使用一個“概念”或稱謂去稱呼自己時，就會不知不覺的開始用傳統意義上“媽媽”的角色來要求自己。
媽粉對偶像的業務能力、事業心、上進心、相關話語權與社會地位等方面尤為在意。對于偶像談戀愛、犯錯誤，媽粉反而比較包容，但她們一緻認為，當偶像表現出在事業上不夠努力，她們的愛就會大打折扣。在對偶像“望子成龍”這方面，現實母職和虛拟母職達成了微妙的聯結。
一方面是對母職的高度認同，另一方面是不斷操演“傳統母子關系”并獲得回應，這就是媽媽粉的自我認同過程。他們也通過消費來制造一種獲得感，跟自己的偶像建立連接配接。我的訪談對象就告訴我“我買的越多，我可能就能幫到他越多”。品牌方會覺得該偶像粉絲消費能力強，就給他更多更進階的代言。當然，最終是這套商業盈利的邏輯，決定和形塑了當下資本、平台、明星和粉絲之間的關系。
在目前飯圈整頓的大政策之下，流量藝人就特别需要去證明自己的粉絲群體是安全的、高素質的，是不需要被治理的。是以某位偶像的“媽媽粉”自稱“博士二孩媽”（注：人均博士學位，育有二子的中産女性粉絲形象），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生産和制造出來的。
“媽粉”嘗試去超越舊架構、定義一種新型的粉絲偶像關系，是一群女性在自己數字化行為實踐的過程中對某種舊架構的掙脫，想用一種全新的東西來界定自己。雖然這種界定的行為也難逃窠臼，也沒有辦法去擺脫娛樂工業體系的制約，但至少在性别秩序層面向前走了一步。不要說女生追星都是無腦的，都是女友粉，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我們的情感關系很多元，我們也在嘗試去找到更新的性别關系或者欲望關系，來與我們自身的情感訴求進行互動。
人民視覺 資料圖
【對話】
澎湃新聞：這種“數字化撫育”看上去遠比現實世界中的母職要輕松很多，用這樣的術語是不是會顯得現實中的母職太輕飄飄了？
徐婧：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數字化撫育也是勞動，因為它也付出時間和金錢，也有情感的互動和貢獻。我個人願意把它定義為一種關于母職理論積極的進展。當然，我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些理想主義。
包括我自己在做所謂數字化撫育的時候，也曾設想過，我去做這樣的一種建構：描繪母職的新進展，是否也是一種幫助解除“母職與女性天性綁定”關系的努力？至少在理論層面，也許是對陳舊權力結構的動搖。當然，現實的中撫育付出了更多的勞動、情感，其中包含了更複雜的社會關系與秩序。
澎湃新聞：你通過研究這種媽粉的“虛拟母職”，也想試圖解構現實中的“母職”的概念？
徐婧：是的，這至少說明“母職不是一種天性”，也并不必然地與生育行為一一對應，它證明了母職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建構。“媽粉”并不是生理上的母親，但是通過這種數字化的操演，無論是花錢，還是精力的投入，都是可以跟傳統意義上的母職産生共振。
我把這個現象起名為“數字化撫育”，實際上我就是想要去讨論它會不會是母職的一種新的發展。這種替代性的情感出現之後，有沒有一種可能，未來女性想要體驗或進入母職，真的不需要以生育為連接配接了。
澎湃新聞：你的研究對象的生育意願和她們的媽粉身份是否有什麼相關性？
徐婧：我訪談的28個人裡，有22人未婚未育，其中有11人明确表達對婚姻和生育都沒有太多欲望和訴求。當然，也有人雖然現在這樣跟你講，再過幾年她可能就去結婚生子。但至少在“媽粉”這樣的一種反複的母職操演過程中，她認為暫時的撫育的情感及其衍生的勞動、勞動的獲得感都已經得到滿足，媽粉的操演可能隻是未來數字化撫育的形态之一，當它被整個社會更加廣泛的接受和承認時，或許一名女性，是否履行母職、如何履行母職，都會成為一種可以在以“血緣為基準的家庭空間”和“以情感為基準的虛拟平台”中轉換自如的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