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許懷林教授授權《夏竦研究》《家譜研究》自媒體釋出
夏竦（985－1051），字子喬，江西德安縣人，活躍在北宋政壇四十餘年，官至宰執，在朝政建設、西北邊防、州縣治理、文化學術諸方面皆有貢獻，社會影響深遠，卒後獲谥“文莊”，留下豐厚的精神遺産，不愧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先賢。
曆史先賢生活在各自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無不打上時代烙印。他們是人，不是十全十美的神仙。世無完人，要看大節。夏竦畢生經曆複雜，政績很多，而在官僚上層的交往中，卻遭受非議，被當作“奸邪”彈劾，有值得歌頌與引以為戒的兩面。約千年之後的我們，在咀嚼文化遺産，認知夏竦其人之時，亟需深入發掘原始資料，鑒别真僞，實事求是對待其生活言行，把握曆史文化遺産，傳揚優良思想作風。
為求認知夏竦，須探尋他本人的言論和同時代人的記錄，而記錄北宋曆史、資料價值高的，以南宋李焘撰《續資治通鑒長編》居最。李焘廣泛搜集了實錄、國史、會要、野史、家乘、墓志銘、行狀等有關資料，并分注考異，既儲存了大量史料，又可考訂《宋史》、《遼史》及其它文集筆記傳寫之誤。基于這點認識，本文評議的夏竦生平事迹，憑藉的史料以夏竦《文莊集》、北宋王珪《夏文莊公竦神道碑》和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為主要，其它文籍資料酌情采錄使用。
一、夏竦生平經曆簡況
夏竦是北宋仁宗時期的顯要大臣，生平事迹集中反映在他的《神道碑》①裡面。這篇《神道碑》是夏竦死後，翰林學士王珪遵神宗之命“論次公之世系與行事”②，具有時近則真的優勢，同時又是寫作于事主死後十餘年，時過境遷，對有關“奸邪”的議論可能會比較冷靜地看待。王珪奉命而作，自然是要展示以皇帝為核心的朝廷旨意。比較其他私人筆記，《神道碑》應該是資料價值更高的。
《神道碑》寫道：太宗時期，夏竦父夏承皓在抵抗遼朝騎兵侵擾時“力戰以沒”，朝廷給予褒獎，以夏竦為潤州丹陽縣主簿。真宗景徳四年（1007），參加制舉，考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谏”科，擢升光祿寺丞，通判台州。大中祥符七年（1014），趙祯（繼位後的仁宗）封慶國公，宰相王旦推薦夏竦給“傳道經義”。八年，設定資善堂，供皇太子、皇子就學讀書，命夏竦“勸學資善堂”，成了太子等人的老師，與帝王結下師徒情誼。此後仕途暢通，先後在朝任知制诰、給事中、翰林學士、谏議大夫、三司使、禮部尚書、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在地方任陜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讨等使，又曾任鄧州、襄州、壽州、安州、洪州、青州等知州；臨終時為武寕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遇“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親行隄上，已而得疾”，病卒于抗禦水災任所。在六十七個生涯歲月中，進入社會生活領域以後，一直活躍在政壇上，官職雖有升降變動，卻無大錯大失承受責罰的記錄；有充當皇子師傅的經曆，然而沒有依侍榮寵驕橫跋扈，始終憑自己的才幹忠于職守。
王珪概括夏竦一生曰：“公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學。其學必究古今治亂，天人災變之原。其為文章，闳衍瓌麗，殆非學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冊，屢以屬之。其譽滿天下。雖出臨軍午，入幹機務，未嘗輙廢書也。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鐘、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鬥文字，公乃學為古文竒字，至偃卧以指畫侵膚，其勤若此。所治有風迹，為民立伍保之法，而盜賊不敢發闾裡。又善遇士卒，其疾病飲食，自拊視之。在陜西嘗上十策，通嘉勒斯，赉結熟羌，増弓手，練強弩，并小寨，絕互市之類，皆當時施用之。公自以材器髙，未嘗過許人，故士大夫遙生憚疑，而少已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貴執自安也。
臣珪伏思先帝臨禦之日久，其選用材賢可謂至矣。公始以文學輔東宮，及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為宰臣。惜其數離讒呰，卒不從容廟堂，與圖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始，樞宻使田況，嘗從公幕府，及公薨，以謂公有王佐之藴，而不及施，信矣夫！雖然，出入榮華四十餘年，可謂盛矣。”
夏竦在生時因遭“奸邪”指責，堵塞了他走向宰相之路。王珪這裡隻說“士大夫遙生憚疑”，夏竦“數離讒呰”，沒有使用“奸邪”貶語，該是符合仁宗要晉升夏竦的心願。
二、夏竦從政業績舉要
夏竦曆仕三朝，顯赫于世四十年，為國事民隐盡力獻身，《宋史·夏竦傳》也稱贊他“為郡有治績，喜作條教，于裡闾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③，做出了突出而實在的政績，絕非虛浮的面子工程。按照他的仕履門類，分别叙述施政于地方、獻策于朝廷、直言主張于邊防三個方面。
1、治理地方的有效舉措。天禧三年（1019），夏竦知襄州（今湖北襄陽），“屬歲大饑，百姓流亡，盜賊相乗。公既發公廪，又募富人出粟十餘萬斛，以赈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萬餘口。廵按使姜遵上其事，賜書褒谕。後民思其惠，以其所賜诏書作金石刻焉。”僅一地一次赈災，實效即達救活46萬餘人。這個龐大資料可能不實，隻宜當作“極多”看待④。由于成效突出，受到上司贊同，奏報朝廷，獲得褒獎，尤其是百姓感恩，把诏書刻為石碑，藉以永久銘記。民心的向背，最好地證明了夏竦是竭力辦事，真誠無私，這種作風值得宣揚，予以推廣。
天聖元年（1023）夏竦知洪州（今江西南昌），遇上疫病流行，交代醫官“制藥分給居民”，醫官說“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居死于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⑤夏竦經過深入訪查，得知“洪之風俗右鬼尚巫，所居設壇場，陳旗幟，依神以蔔禍福，病者輙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如神曰未可，即不敢以忤神。苟死于饑渇，則規罔寡孤，維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妖符，怪箓，神衣，鬼帽，鐘，角，刀，笏之類，以萬計，悉令燔毀之。乃言漢晉張角、孫恩之亂，不可不察。朝廷為下诏，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絶之。”⑥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當時仁宗根據夏竦奏報的情況，“诏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廣南東西、兩浙、福建路轉運司：自今師巫以邪神為名，屏去病人衣食、湯藥，斷絕親識，意涉陷害者，并共謀之人，并比類咒詛律條坐之。”⑦夏竦奏請“朝廷嚴賜條約，所冀摒除巨害，保佑群生，杜漸防萌”，無疑是立足于維護宋朝統治考慮，但并不構成對群眾的危害，而是有利。即便是哪一千九百餘家“師巫”，是“勒令改業歸農，及攻習針灸之脈”⑧，力促從事有益社會民生的正當行業。合情合理的打擊妖巫的措施，十分有利于民風習俗轉向健康良好，效益深廣至于江南大地，影響很深遠。
五十年後的熙甯九年（1076），曾鞏來洪州主政，碰上瘟疫肆虐，他要求“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人賴以生。”⑨沒有遇到“好巫尚鬼”舊習的阻擾。熙甯八九兩年，越州大旱，爆發病疫，知州趙抃盡心救災治疫，全面調查災情，深入細緻，收效良好，曾鞏特意總結其具體措施，“著其荒政可師者”，宣傳推廣，其中也沒有一點巫師為害的影子。⑩
還有為民着想，讓社會收益的建議:天聖四年（1026）四月甲子，“翰林學士夏竦言：江西、閩越之民，多採山澤大龜，倒植埳中，生戕去肉取其甲，謂之龜筒。痛楚之聲，所不忍聞，得直至微，而殘物尤甚，請嚴禁止。又請于金山、大孤小孤山、飏瀾、左裡、馬當、長蘆口别置遊艇，募水工拯救危溺。并從之。”⑪《長編》錄存這兩件事，顯然是看重它的社會效益。制止殘害大龜，保護自然生物，置于千年之前的小農經濟時代評估，難能可貴。在鄱陽湖以及入長江的險要航道設定救溺船艇，保障黃金水道航運安全，在古代依賴水運的條件下至關重要，擺在今天依然不可輕視。夏竦奏請這兩件事，是心中有為民謀利的意願。
2、對朝政建設的積極奏議。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制造“天書”，在泰山、汾陰封禅，大臣們都讨好附和，制造祥瑞。當時“參知政事丁謂請大治城西砲場，酾金水作後土祠，以拟汾隂睢上。三司使林特欲于上林中為複道，壞元武門以屬玉清。江淮發運使李溥，又欲緻海上巨石于會靈池中，為三神山，跨閣道以幾遇神仙之屬。方群臣争言符瑞，公獨抗疏，以謂其事闊遠，非是以承天意，遂皆寖。”在群臣向真宗皇帝獻媚的時候，夏竦沒有倚風作斜（邪），而是“獨抗疏”，直言谏诤，抵制了一場勞民傷财的土木工程浩劫。
面對朝政機制中的諸多弊端，夏竦提出了一批積極建議，促使行政管理趨于健全。天聖五年（1027），夏竦任給事中右府主，主管武師系統文書，謹守職責，确立了考核吏員制度。此前對“進绌武吏，而大臣多缺略，吏得因縁為奸”，夏竦到任之後，“乃集考前後賞罰之所當者，列為諸房定例，而吏不得欺矣”⑫。扭轉了升黜武吏中的奸弊。
天聖四年（1026）拜右谏議大夫，樞宻副使。鑒于與契丹約和二十餘年，與遼接界的北地久不習武事，夏竦認為“人事荒忽不常，而邊備不可弛，乃屢陳是以守禦之策。”其中一項建議是“增廣信等七州軍塘水”。廣信軍在河北路，原易州遂城縣，太平興國六年（981）改為威勇軍，景德元年（1004）再改名廣信軍。由于“土平而近邊”，為求防禦契丹騎兵沖擊，北宋遂疏浚池塘，蓄水抵擋。
天聖七年（1029），為參知政事，提出恢複制舉六科⑬，以收遺才；複百官轉對，廣開言路，聽取進谏建議；又請複置理檢使。三項建議，均得到準許兌現。早在太宗淳化三年（992）五月置理檢院，維持時間不長，至道三年（997）十一月即廢，于是“朝政得失、天下冤枉寝不能自達”。現複置理檢使，凡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冤濫枉屈諸事，“并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⑭，社會管理管道得以疏通。
從《文莊集》看到，在真宗、仁宗時期，夏竦改良時政的奏議涉及面廣，雖然有理論闡述多，目前事實少的不足，然而選項都有針對性，不少奏疏中對問題評議貼切，揭露弊端，坦率真誠。卷十三《進策》的項目有議職官、慎爵祿、議選調、遏權要、退巧宦、制流外、議國用、去冗制、省賜赉、均賦斂、順時令、禁淫祀、賤商賈、論将帥、計北寇、複塞垣、禁宦寺，共17項。卷十五《奏議》有擇牧守奏、擇令佐奏、去貪吏奏、厚文德奏、議貢舉奏、平莞榷奏、抑仙釋奏、總大綱奏、謹邊防奏、洪州請斷祅巫奏，共10件。
《議職官》評議官制體系中的大弊病，是官位與職責背離：“或隸官棘寺，翻司大倉之粟；系職青宮⑮，乃主關市之征；或呼為博士，不通章句之學；号為著作，罔知筆下之事”等，共十二類“名實相違，不可以訓”的怪現狀，然後指出“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任官之道可不慎欤！”
《均賦稅》指出征收賦稅極不公平：“或地廣而稅鮮，賦多而田寡；……植稻梁而課菽麥，無桑柘而責繭稅。官府由是生奸，豪右于焉得志，無告之民積于罷弊”。要求朝廷“申命有司特著稅令，辨肥瘠之地，定輕重之法，分科列目，第為九等”，按照土地肥脊，實行公平征斂。
《禁淫祀》揭露社會民俗流弊，“黔黎無識，黩神右鬼，妖巫憑之，詐降靈異，元元從之……貧者貨鬻以供祭賽。村聚裡闾，廟貌相望，春夏秋冬，歌舞薦仍，民産益薄，而蠶食滋甚。”認為“誠當峻示科條，禁其詭誕，杜齊民蠹耗之源，抑巫覡妖怪之本。”在主政洪州期間的《洪州請斷祅巫奏》是他實踐主張的見證。
《議貢舉奏》曆數科舉考試之弊，例如堆積如山的試卷，隻靠五個考官鑒别，“學古者注意于策論，修辭者宅心于詩賦，簡略者鄙其闳衍，绮麗者輕其質直，鑒裁既紛，品題乃惑”，導緻勝敗“多乖外望”，謗議飛騰。他敦請朝廷“改立制度”，錄取需“擇材而升，不限其數”；公開主考官的批語，“如有不當，并聽言上”，接受輿論監督。
簡言之，夏竦對朝政的建議開明而積極，顯示出心憂國計民隐的忠良信念。宋朝國家機器運轉中暴露諸多問題，改革的呼聲已經興起，不妨說這正是範仲淹“慶曆新政”、王安石“熙甯變法”的前奏。
三、夏竦主政陝西邊防的穩妥主張
與遼夏對峙，是宋朝統治者頭痛的大事。仁宗時期，西夏趙元昊對宋朝發動軍事進攻，西部邊防頓時緊張。以文學起家的夏竦，被潮流卷入軍事漩渦，成為邊防前線的統帥。康定元年(1040)五月，夏竦由涇原、秦鳳路緣邊經略安撫使改為陜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緣邊招讨使、知永興軍，韓琦、範仲淹為副使，協同夏竦主管前線軍政。此前的寶元二年（1039）六月，夏竦受命“議西鄙事”，已經詳細陳述了意見，他追溯宋夏交往曆史，回顧真宗“鑒追讨之弊，憫關輔之勞，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決策，“此實真宗之遠圖”。随後剖析敵我态勢，西夏自繼遷、德明至元昊祖孫三代，已經“拓地千餘裡，積貨數十年……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厚，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軍，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緣邊未試之将，工拙可知也；繼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宋軍戰鬥力明顯衰退，“若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裡，自赍糧糗，不能支久，須載刍粟，難于援送。……若窮其巢穴，須渡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需浮囊挽绠，賊列寨河上，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夾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讨者，是為無策”。
鑒于客觀條件差異，夏竦建議“若繕治壁壘，修利器械，限制将佐，控扼險阻，但趣過于歲月，不預計于勝負，是當今之常制也”。具體對策是：“一，教習強弩以為竒兵；二，覊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诏角厮啰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栅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诏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号神虎保㨗，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戸，以備城守；八，并邊小寨毋積刍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㪷，以贍邊計；十，損并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纾饋運。”朝廷認同夏竦這套方案，“當時頗采用之”⑯
夏竦的這個對策，實事求是地吸取祖宗經驗教訓，依據宋夏雙方的軍政現狀，以及所處的地理環境，做出有把握的穩妥選擇。遵照這個總原則，他在陝西邊防采取防守為上方針，“毋得與戰”，又“防其縁邊和市”，對西夏實施經濟制裁，“坐待其斃”。
然而，一些主戰的官僚不從實際出發，隻憑求勝的主觀願望，揚言出擊，抨擊夏竦“怯戰”。可惜，好水川慘敗之後，又傳來劉平、葛懷敏“輕賊失軍”，仁宗從“銳意興師”氣氛中有所醒悟，“悔不用公言”。召夏竦回朝任樞宻使，主掌軍事決策大權。可是仍有人阻擾，說夏竦“怯于用兵，今而用之，則邊将之志堕矣。”為免前線士氣不振，仁宗不得已改變成命，然而“終以公言為是”。仁宗可以獨裁卻又顧全各方，想要夏竦為宰相，又因“議者诋公終不已”，隻好給予無職權的“英國公”爵位。仁宗解釋說“為時謗傷者甚衆，而朕隻卿也”。當國家面臨敵人進攻的時候，統治集團中出現主戰與主守紛争，古今皆有，不足為怪。面對西夏來犯，主張穩妥為上策的不隻夏竦一人。例如：康定元年（1040）三月，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上奏說“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對付政策應“寇大至則保城壘，小至則自驅逐”；“仍須廣土兵，減騎卒”，“靜守以驕其志，畜銳以挫其鋒”⑰。同年六月，翰林學士丁度回答“禦戎之策”，寫出《備邊要覽》，全面分析敵我形勢，結論是“為今之計，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策”⑱。
夏竦在手握軍政大權之時，沒有輕舉妄動，盲目出擊，招緻損兵折将的罪責。處理有關戰敗責任者，能夠注重真憑實據，公正表态。例如“好水川之戰”，元昊佯敗，宋軍被誘入好水川（今甯夏隆德西北），全軍覆沒，主将任福戰死。追究失敗責任，直接命任福迎擊的韓琦主動請罪。夏竦得知事情經過，為韓琦辯白，免予重罰。洪邁記載說：“夏羌之叛，英公為四路經略安撫招讨使，韓魏公（琦）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将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今甯夏西吉東南），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于好水川，朝論歸咎于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⑲洪邁（1123—1202）上距夏竦（985—1051）已約二百年，仍然鄭重其事的記錄，其賢惠之舉必然使人信服，長期流傳。
四、夏竦在文化學術上的貢獻
綜合考察得知，夏竦的學識淵博，成就卓越。王珪概述曰：“公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學。其學必究古今治亂，天人災變之原。”茲舉幾個事例展示他學以緻用的成果。
1、文章氣骨。天聖三年（1025）夏竦為知制诰，判集賢院，朝命出使契丹。他以“父之沒敵難，又母喪未除，義不得行，乃抗章力辭之”，上表說：“父殁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此表被認為是“四六（骈文）偶對，最為精絕”⑳19的佳作，他是夏竦維護節義，厭棄背誦經文，做谄媚之文，堅守“文以氣骨為主”的成果，亦是不唯命是從，反證了“事君不顧其節”的指責。
2、經絡學。夏竦不僅善于寫作詩詞、表章制诰，還撰著經絡、律曆、音韻等學術作品。北宋中期，醫官王唯一精研氣穴經絡結構，鑄成銅人模型，又撰集舊聞，訂正訛謬，寫出《銅人針灸圖經》，于天聖五年十月上奏朝廷。仁宗“因命翰林學士夏竦撰序，摹印頒行”㉑。仁宗此命，是看中夏竦的經絡醫學能力。夏竦《銅人鍼灸經序》首先指出診病關系國政，“聖人之有天下也，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王澤不流，則奸生于下，故辨淑慝以制治。真氣不榮則疢動于體，故謹醫砭以救民。”
接着從《黃帝内經》拈出有關經絡的要旨：“昔我聖祖之問岐伯也，以為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之數十有二，人經絡以應之；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五，人氣穴以應之。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腧合有數，窮妙於血脈，參變乎陰陽。……由是開灸針刺之術備焉，神聖工巧之藝生焉。”聖祖指黃帝。岐伯答黃帝之問，黃帝面授雷公之道，即是天人感應而緻的人體12條經絡，365個穴位，統于督脈、任脈兩大系統。神醫扁鵲、華佗治愈疾病皆用針刺技法。由于“去聖寝遠，其學難精”，流傳下來的經文有訛誤，醫者對穴位把握不準，緻使“平民受弊而莫贖，庸醫承誤而不思”。于是，仁宗采取開明舉措，而王惟一竭心創制，遂有卓越成果。夏竦寫道：
“洪惟我後，勤哀兆庶……敕太醫以謹方技，深惟針艾之法，舊列王官之守，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謬者濟于民。殿中省尚藥奉禦王惟一，素授禁方，尤工砺石，竭心奉诏，精意參詳，定偃側于人形，正分寸于腧膜，増古今之救驗，刋日相之破漏，總會諸說，勒成三篇。後又以古經訓诂至精，學者封執，多失傳心，豈如會目着辭，不若案形，複令創鑄銅人為式，内分髒腑，旁注谿谷，井榮所會，孔穴所安，竅而達中，刻題于側，使觀者爛然而有第，疑者煥然而冰釋，……肇頒四方，景式萬代，……保我黎蒸，介乎壽考。㉒”21
把經絡穴位标注在銅鑄的人體上，形象逼真，有利于學習運用。将秘藏在王官的醫術“肇頒四方”，推向社會，對群眾健康有保護效益。這項功德無量的創舉，首先歸功于研制者王唯一，而仁宗把它頒行地方也不可忘記。序文的醫學理論分析、針灸技術要訣并茂，不愧是上乘作品。
3、律曆學。天聖八年（1030）八月，龍圖閣待制燕肅把“蓮花漏法”上奏朝廷。燕肅，青州益都人，北宋時代傑出的天文學家，曾制造出指南車、記裡鼓車，其制作的“蓮花漏”是更先進的刻漏計時儀器。燕肅還把蓮花漏推向社會，在任官所在“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㉓。對燕肅的科技成果，夏竦寫出《颍州蓮花漏銘》，給予了充分的贊揚。他說燕肅知青州，“建茲漏于白樓”。不久，自己知青州，“因得細睹其制，精妙參神”。幾年後，燕肅知颍州（今安徽阜陽），夏竦在睢陽（今河南商丘），兩地接壤，經常通問，“因請更為颍漏，以廣其傳”。燕肅“由是再考晷度，以梓潼在南，比古法晝増一刻，夜損一刻。青社稍北，晝増三刻，夜損三刻。颍處梓、青之間，晝増二刻，夜損亦如之。仍作屋祕漏，得天愈宻。”夏竦能夠從曆法的專業角度介紹，因其深入學習過天文知識，“予舊隸史局，粗親此學，以為幹體左旋，七曜運舍，皆動物也。赤道橫帶，黃道斜截，複有進退。夫物動而有進退者，勢乆必差，故昔賢制術，以天度乘晝夜，漏減三百而一為定度，以減天度以為明，加正度以為昏，是以追晷景之實，防節氣之差。”
是以，他從天文學高度評議:“夫迎日推䇿，帝鴻之憲天也。治曆明時，成湯之應人也。日月有發斂，晝夜有増減，非在璇不能測盈縮，非運儀不能定昏明，以是曆數起焉，漏刻生焉。晝參乎晷景，夜驗乎次舍，雖上天之運不能逃矣。”并且略叙“漏刻”制度演進大概，“漢承周秦，圖籍最備……逮施于李蘭，始變古法……參以中星，因時升降，而置箭之制，世不複傳。”經唐至北宋，燕肅“蓮花漏”問世，才有大改進：“其制：為四分之壺，參差置水器于上，剡木為四分之箭，箭四觚，面二十五刻，刻六十分，四面百刻，總六千分以效日。凡四十八箭。一氣一易，鑄金蓮承箭，銅烏引水，下注金蓮浮箭而上。”
縱觀“漏刻”進步曆史，夏竦很感概：“然三百歲鬥曆改憲，而異人出焉，今燕君其當之乎。夫六藝群書，唯天文數術，探赜索隠，鈎深緻遠，最為難明。若心所不達，雖通人前識，讵測其方。而世之俗儒，或以為非薦紳先生之所稱道，何其誤欤。仲尼作春秋，每于朔閏，發文以宣明曆數，此聖人之深意也。書不雲乎，敬授人時；禮不雲乎，百度得數而有常。後之觀者，幸無忽焉。”
最後，夏竦銘曰：“極星建中，黃道營外。度有迩遐，時有明晦。聖人觀象，古史诒則。孔壺為漏，浮箭為刻。……秦氏遺法，漢京垂制。曆世彌文，舊規加麗。……。寂寥罔诏，世失其傳。猗嗟燕君，文學餘力。博貫舊章，肇新景式。……杪忽無差，升降靡息。意侔造化，數窮天地。”㉔23燕肅的“蓮花漏”将漏刻計時推進到新高度，通過夏竦的專業性序文，世人得以了解的更清晰。
4、音韻學。夏竦“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慶曆四年（1044）二月，編著完成古文字的字彙《古文四聲韻》。他在上奏序言中稱:大中祥符（1008—1016）年間，“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鬥文，深懼顧問不通，以忝厥職。由是師資先達，博訪遺逸，斷碑蠧簡，搜求殆遍，積年逾紀，篆籀方該，自嗟其勞，慮有散墜，遂集前後所獲古體文字，準唐《切韻》，分為四聲，庶令後學易于讨閲，仍條其所出，傳信于世”㉕全書按韻編排，分五卷，卷一上平聲；卷二下平聲；卷三，上聲；卷四，去聲；卷五，入聲。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夏竦為秘書丞，直集賢院，遷右正言，又被推薦給慶國公傳道經義，勸學資善堂，是太子、皇子們的老師。看到上古器物的蝌蚪文，即有“深懼顧問不通，以忝厥職”的強烈責任感，随即向前輩求學，“積年逾紀”，耗十二三年的功夫，篆籀古文“搜求殆遍”，為免散失，編纂成《古文四聲韻》，為學界提供了研究大陸戰國文字的重要參考資料。
五、彈劾夏竦“奸邪”的史實與辨識
畢生顯赫的夏竦，為人處事的人品并非完美無瑕疵，同僚對他的批評抨擊不少，緻使未能登上宰相高位。王珪《神道碑》說：“公自以材器髙，未嘗過許人，故士大夫遙生憚疑，而少已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貴執自安也。臣珪伏思先帝臨禦之日久，其選用材賢可謂至矣。公始以文學輔東宮，及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為宰臣，惜其數離讒訾，卒不從容廟堂，與圖太平之功，非命也耶。”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寫他“才術過人，然急于進取，喜交結，任術數，傾側反複，世目為奸邪”㉖。被指責為“奸邪”的具體事實，筆者翻檢文籍，主要是以下事例：
1、天聖三年（1025）七月壬寅，夏竦起複為知制诰。這個官位得來是他在“丁母憂”的時候，“潛至京師，求起複，依内官張懷德為内助，而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㉗。丁憂而外出謀官，從孝道規矩上衡量是欠缺。尋求宦官為内助，屬交際手腕，雖是帝制時代平常事，卻有虧剛正，不足為訓。
2、慶曆三年（1043）四月，仁宗拟召夏竦為樞密使，“台谏交章論竦，在陜西畏懦茍且，不肯盡力……嘗出廵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軍變”㉘。夏竦主持陝西軍政的得失，前面已有分析，不再贅述。此處批評“嘗出廵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軍變”，是生活奢靡，在軍事前線如此，于嚴肅軍紀有害，不可取。
3、慶曆四年（1044）六月,參知政事範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由此帶出一段故事：“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㉙。李焘在《長編》中錄存此事，交待範仲淹離開朝廷的原因，讀者由此得知夏竦此次傷人手段之辣。把輔佐幼主的周公旦，更換為廢立皇帝的霍光，确有令人心驚之效。當年流行“朋黨”事件，君子與小人混争，指使女奴仿人筆迹作案，無疑是“奸邪”之行。然而，可疑的是夏竦此舉目的何在？為什麼不見他與石介、範仲淹、富弼等人争鬥的記錄？為什麼他在陝西前線與韓琦、範仲淹合作共事，無互相攻讦記錄？由此看來，夏竦飛語中傷富弼等人，是否屬實，還存在再推敲餘地。
4、彈劾夏竦奸邪最猛烈的是禦史何郯。慶曆八年（1048）五月，何郯奏言：“伏見樞宻使、平章事夏竦，其性邪，其欲侈，其學非而博，其行僞而堅，有纎人善柔之質，無大臣鲠直之望。事君不顧其節,遇下不由其誠，肆己之欺誣，謂可以蔽明，任己之側媚，謂可以矯正，犯紀律之所戒而不恥，冒名教之所棄而不疑。聚斂貨殖，以逞貪恣，不可格以亷恥之行。比周權幸，以圖進取，不可語以忠正之方。……近者衛兵為亂，突入宮掖，變故之大，可為寒心。凡在職守，失于防察，責其慢官，宜寘大戮。而竦隻縁管皇城司内臣楊懷敏素與交通，曲為掩藏，欲以結納。主憂于上而不為之恤，民議于下而不知其非，但欲私相為恩，未嘗公議其罪，是以緻官司之責不均一，賊黨之惡不究窮，是謀為己利則慮深，圖去君害則計淺，居股肱腹心之任，所舉如此，不忠莫大焉。……”㉚。扣了一連串大黒帽，将夏竦批得一無是處。然而他身居高位，與其說是彈劾夏竦，毋甯說是指責仁宗昏庸。所舉執行個體一條，即與宦官楊懷敏“素與交通”，未窮治“衛兵為亂”。說“欲以結納”、“欲私相為恩”，隻是何郯的猜想，并無事實根據。
衛兵作亂，爆發在慶曆八年閏正月二十二日夜，“是夕，崇正殿親從官顔秀、郭逵、王勝、孫利等四人謀為變……其三人為宿衛兵所誅，王勝走匿宮城北樓，經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謀”㉛。當時，“樞密使夏竦言于上，請禦史同宦官即禁中鞫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固請付外台窮治黨與，自旦争至食時，上卒從竦議。”二十四日，勾當皇城司的五個官員分别被處罰。何郯再三言“懷敏正當内宿，責其曠職，得罪合重一等”，“上令中書召郯等，谕以獨寬假懷敏之故”。何郯堅持己見，“伏望陛下舉祖宗之法，以塞公議，正左右之罰，以示無私，不惜出一懷敏，慰中外臣子之望”㉜處理這樁大案，本是遵從帝意，何郯沒能說服仁宗，卻在四個月後，歸咎于夏竦。
何郯是禦史，堅守職責，谏诤言事，沒有錯。然而将此事認作夏竦之奸邪，就需思考其真實成分。夏竦建議“即禁中鞫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錯在哪裡？“衛兵為亂”，被大事化小，拿來作夏竦奸邪之例證，難以服人。
六、綜觀夏竦，可謂賢能
綜觀夏竦一生，置于北宋時代政治生态環境考察，在官僚顯宦中，他的主流大節好，是賢能者。北宋朝廷評議宰執大臣，“奸邪”之中沒有夏竦。天聖七年（1029）三月，仁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察其所為，真奸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号為‘五鬼’，其奸邪險诐之迹，誠如聖谕”㉝。夏竦沒有與王欽若、丁謂等并列，是劣迹不甚。《宋史·夏竦傳》說他性貪，商販部中，畜聲伎甚衆等，但是沒有侵吞國庫、陷害同僚、刻剝百姓之實事。
評價人物，看其主流。皇祐元年（1049）二月,仁宗向近臣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帥領偏裨的勝任者，權三司使葉清臣回答說：“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範仲淹，谙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戬，……至于率領偏裨……威禦綏甯，則竦、戬尤其所長”㉞以夏竦從政實踐檢驗，葉的評價不虛。“谙古今故事”，在本文中已能窺見。“威禦綏甯”，則比較抽象，相關的陳述有：“竦以文學起家……治軍尤嚴，敢誅殺；即疾病死䘮，撫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戌邊，群剽，州郡莫能止，或宻以告竦。竦時在關中，俟其至，召诘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
流言飛語，更不能輕信。夏竦晚年患病，“以疾求還京師，或言于上曰：‘竦求還京師，圖大用爾，稱疾詐也。’竦既卒，上臨奠，命内侍去竦面幕視之，見竦顔色枯悴，謂左右曰：‘竦枯悴若此，疾豈詐乎。’”由此舉一反三，哪些出于自家揣測的說詞，皆不可輕信。
仁宗對夏竦說“為時謗傷者甚衆，而朕獨知卿也”，有東宮情誼。然而縱觀曆史，由北宋到南宋，再至清朝，人們對夏竦都是肯定為主，強調他的政績，表彰他對文化學術的貢獻。神宗史官宋敏求贊揚夏竦，“由文章取賢科，位宰執，流風遺烈，光華休暢。……以哲乂而經文武，穆于天縡，是皆為當世偉人，表的于後公……後之學者贊仰之，範模之，景山學海，可得緻欤！”。南宋紹興十年（1140），鄂州通判江邈評贊夏竦“嘉言谠議，脍炙人口，至今不絕。而尤工于表章制诰，雖使琳、瑀、常、楊複生，未易既遽出其右。”清朝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對夏竦《文莊集》提要是:“竦之為人無足取，其文章則詞尚有《燕許軌範》、《歸田錄》、《青廂雜記》、《東軒筆錄》、《中山詩話》、《玉海》、《困學紀聞》諸書皆稱引之”；集中所載事迹，“皆足以訂宋史之訛”，“補宋史之缺”；“竦在洪州能斷妖巫，毀淫祠。仁宗時增設賢良等六科，複百官轉對，置理檢使，亦皆竦所發；好水川之事，議者歸咎韓琦，竦于任福衣帶中得琦檄，奏之，明其非罪。則竦雖巧忮，較之丁謂、王欽若輩，尚稍稍有間，……竦學赅洽，百家及二氏之書皆能通貫，故其文征引奧博。”
經過上千年的檢驗，證明夏竦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先賢。他有深厚廣博的學識，堅定的為國分憂、為民謀利的志向，務真求實的政績；長期位高權重，但無徇私枉法之罪惡。夏竦的精神遺産有教化效益；為人處事中的瑕疵，有鑒戒警示意義。
溫習曆史，認識先輩。宋代江西的經濟文化大發展，蓬勃湧現的人物主流形象是“文節俱高”，“竊觀國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如歐陽修、王安石、劉攽、劉敞、曾鞏、曾布、李觏、劉恕、黃庭堅等，“此八九公是以光明俊偉，著于時而垂于後者，非以其文，以其節也。蓋文不高則不傳，文高矣而節不能與之俱高，則雖傳而不久。是故君子惟其節之為貴也。”這是蜀人李道傳闡述、獲得朝野公認的見解。江西先賢“文與節俱高”的特色，是異常珍貴的精神遺産，值得精心總結，繼承并發揚光大。
2021、4、25于牛齋
注解（另行排版）：
①碑銘見王珪《華陽集》卷四十七《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以後凡未着出處的引文，均見《神道碑》。
② 碑文無寫作時間，但有“仁宗”“先帝”稱呼，可認定為英宗或神宗時之事。王珪在熙甯三年十二月由翰林學士升參知政事，而碑文中他自稱“史臣”。英宗繼位三天後颠狂病發，約三年卒，故推定為神宗初年命王珪寫作。
③《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夏竦傳》。
④全活46萬餘口，似乎太多。查《宋史》卷83地理一，襄陽府“崇甯戶八萬七千三百七，口一十九萬二千六百五”，遠少于46萬。然而災荒時期人口流亡嚴重，不可用在籍戶口衡量。《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71記皇佑三年（1051）八月韓琦在定州，“歲大歉，為赈之，活饑人數百萬。”如此龐大的人群，絕不能拘泥為一個州的人口數。
⑤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
⑥此為《神道碑》所記，夏竦的《洪州請斷妖巫奏》有更多巫觋害民的事實。
⑦《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一，天聖元年十一月戊戌。
（以下注釋省略）
感謝許懷林教授授權釋出
許懷林，1937年生，江西師範大學教授、江西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主要從事宋史、江西地方史、客家學教學和研究。主持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以及省古籍整理、社科研究項目4項，出版專著《江西史稿》、《江西省志·區劃志》、《江西通史·北宋卷、南宋卷》、《客家社會曆史研究》等。主編、合著《江西曆史（中學鄉土教材）》、《鄱陽湖流域生态環境的曆史考察》、《中國地域文化大系·江西文化》、《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江西卷》、《嘉靖·江西省大志》等。發表專題研究論文《試論宋代江西經濟文化的大發展》、《北宋轉運使制度略論》等百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