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東漢是中國曆史上最注重教育與教化的封建王朝。開國皇帝劉秀是讀書人，追随他打天下的功臣們也不乏儒生學士，綿延近二百年的東漢王朝也是以多了幾分斯文與儒雅的氣質。然而，血腥讓斯文掃地，殘酷使儒雅不再，發生在 2 世紀下半葉的黨锢之禍，折斷了帝國的脊梁，空留下千古歎息。
講經圖 漢畫像石
太學是漢代的官辦中央大學，始設于西漢武帝時期。這是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記載的第一所國立中央大學。到東漢後期，聚集京師的太學生人數已經達到三萬多人。東漢中期以後，政治生态環境日益惡化。在中央，外戚與宦官輪流把持政權，他們任人唯親，為非作歹，導緻王綱不振，朝政廢弛。在地方，世家大族與各自的門生、故吏聯結成大大小小的人際關系網，黨同伐異，控制了基層官吏的選用權。在這種情況下，太學生已經無法再“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了。
個人的前途、民生的疾苦和國家的命運，成為讀書人最為關注的話題。一些正直的朝廷官員與太學生的領袖人物逐漸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清流派士大夫群體。他們以匡扶王室、維護正義為目标，以言論批判為武器，針砭時弊，抨擊權宦，成為一股新的政治勢力。
東漢後期的“清議”，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輿論。制造輿論的主體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無為的官僚都是“清議”批判的對象，正直忠義、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則成為“清議”褒揚的對象。
陳蕃志在掃天下
《後漢書》裡記錄了大量相關的歌謠，愛憎之情，躍然紙上：“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書茂”，“汝南太守範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在這些民謠中，李元禮（李膺）、陳仲舉（陳蕃）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們也成為世所推崇的楷模。
東漢後期的清流派名士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他們身無分文，卻不必為衣食發愁。他們不是權貴，卻能讓權貴屈尊。
皇甫規，字威明，出身于西北豪強，官至度遼将軍，是東漢後期最著名的将軍之一。他不怕勇猛的羌人，不怕權勢遮天的宦官，唯獨懼怕名士。解甲歸鄉之後，有一位曾經擔任雁門太守的同鄉前來拜訪，皇甫規非常冷淡地把人家打發走了。有一天，一個名叫王符的年輕書生登門求見，皇甫将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原因很簡單：王符是清流派的名士。
曹操赤腳迎許攸
漢末枭雄曹操也曾經以這種狼狽倉皇卻極見熱情的方式對待從袁紹那邊前來投奔的許攸，人們都認為這是曹操有求于許攸，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許攸是一個大名士。在那個清流名士牛氣沖天的時代，得罪了名士，就會招來非議，失去人心，等于自毀前程。
史書描述說：名士們“危言深論，不隐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名士的清議言論具有如此大的能量，這是
東漢後期特有的現象
，放眼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稱得上是絕無僅有。
東漢“清議”對宦官群體的批判和抨擊最為嚴厲。“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是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是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與宦官，而尤以宦官為最。
諸葛亮與《出師表》
東漢宦官深度幹預政事，大約始自順帝劉保時期；到桓帝劉志、靈帝劉宏統治期間，宦官的權勢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東漢後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延熹二年（159 年），桓帝借助宦官的力量，鏟除了權傾一時的外戚梁冀，單超、曹騰、具瑗等宦官因功封侯，東漢進入了
宦官專權
的年代。
漢靈帝最寵幸的宦官是張讓與趙忠。他曾公開宣稱：“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這些宦官倚仗着皇帝的寵幸，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上下其手，左右朝政。他們深居宮廷，但是他們的親朋故舊與附勢之徒在京師内外遍布要津，飛揚跋扈，為非作歹，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勢力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史書以此形容宦官集團的權勢。
曹騰
是東漢後期地位最為顯赫的宦官之一。他侍候過四任皇帝，在宮廷中供職三十年之久，被封為費亭侯，官至大長秋，成為最受皇帝信任的政治顧問。曹騰死後，養子曹嵩承襲了爵位，得到了太尉這樣的高官。曹嵩之子曹操少時放蕩不羁、品行不修，二十出頭就進入了官場。
如果沒有宦官祖父曹騰提供的蔭澤，這個亂世枭雄未必能夠成為漢朝江山的颠覆者。後來，曹魏政權追尊曹騰為“高皇帝”，曹騰也就成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獲得“皇帝”名号的宦官。在史家的筆下，曹騰還算是一個比較正派的宦官。一個正派的宦官尚且具有如此能量，其他宦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延熹九年（166 年），司隸校尉李膺處死了一名故意殺人犯。此人的父親名叫張成，是一個有名的術士，他預測到最近朝廷會頒布大赦令，就唆使兒子殺死了仇人。就在李膺審理此案期間，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慣例，李校尉應該無條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一邊，毅然處死了這個殺人犯。原因很簡單：張成是宦官們的座上賓。在正義與國法的二選一命題中，李膺選擇了前者。這件事直接觸發了第一次黨锢之禍。
宦官的權勢其實是皇權的延伸
。東漢皇帝多數壽命不長。皇帝幼弱，不谙政事，需要外戚扶持，于是乎形成外戚專權的局面。皇帝長大之後，不滿皇權旁落，就利用宦官鏟除外戚，權力自然落到宦官手中。是以，宦官的存在其實是與東漢專制皇權相伴生的痼疾，無法根除。
蔡倫造紙
清流派士大夫把政治黑暗的原因歸結于宦官專權，未免有失客觀。另外，宦官群體中并非都是惡人，勇于進谏的
呂強
、改進造紙術的
蔡倫
，都是《後漢書· 宦者傳》中的正面人物。清流派士大夫要求對宦官進行集體清算，實際上是仇恨情緒的極端發洩。這種株連式的鬥争方法，也給他們的反宦官運動帶來了消極影響。
李膺和清流派官員無意冒犯皇權，但是他們藐視國法的行為事實上已經觸逆龍鱗。宦官們不失時機地發動了反擊。在宦官們的支援下，張成的門徒上書天子，控告李膺等人收買太學生，樹朋結黨，诽謗朝廷，惑亂人心，敗壞社會風氣。早已忍無可忍的漢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審訊李膺，并在全國範圍内收捕“黨人”。
殺氣騰騰的使者四處出擊，數以百計的黨人身陷囹圄。幸運的是，在太尉陳蕃、外戚窦武等朝廷重臣的苦苦求情下，永康元年（167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膺、範滂等人幸免于難，但卻禁锢終身，永遠不得為官。這是東漢曆史上
第一次“黨锢之禍”
。
漢靈帝
天下，是漢家的天下，天下的主人姓劉。如果主人像泥鳅一樣離不開污泥而陳蕃們仍然執意要掃除這污泥，那麼被掃除的隻能是陳蕃們自己。
在東漢後期的專制政治體系中，皇權的行使離不開宦官
。深度打擊宦官，勢必會傷及皇帝。傷及皇帝，就是犯上作亂、大逆不道。所謂“投鼠忌器”，就是這個道理。陳蕃、窦武和清流派士大夫的悲劇，也正是由此而來。
建甯二年（169 年）十月，在宦官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國範圍内搜捕“黨人”。宦官的爪牙和曾經受到清流派批判的官僚聯合起來，不遺餘力地追捕黨人。李膺、杜密、範滂等百餘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難赴死，還有許多無辜者因得罪過宦官而被誣陷為“黨人”，被打入牢獄。黨人的親屬、門生、故吏有的被處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達六七百人。朝廷還下诏，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内的親屬都禁锢終身，不得做官。這就是
第二次黨锢之禍
兩次黨锢之禍，宦官集團似乎取得了最後的勝利，然而，他們并沒有料到，清流被全部打入另冊之後，宦官集團也随着失去平衡的東漢朝廷迅速走向滅亡。在光熹元年（189 年）的宮廷政變中，兩千多名宦官被集體屠殺。隻是
宦官群體的消失并沒有挽回東漢的亡國命運
，這或許是黨人們所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清初學者
顧炎武
曾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于清議亡，而幹戈至矣”。日薄西山的東漢朝廷拒絕了清議，等待它的将會是一場席卷全國的暴風雨。
黃巾起義
黃巾起義爆發後，宦官們更加嚣張。侍中向栩、張鈞向皇帝進言，稱黃巾之亂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隻要把宦官首領們的頭顱斬下，挂在南郊，兵禍自然平息。靈帝把他們的密奏傳給宦官看，結果丢掉腦袋的不是宦官，而是兩位侍中。
皇甫嵩
、
盧植
在平定黃巾起義的過程中立下了赫赫戰功，卻無法逃脫宦官的暗算。盧植隻因不肯向監軍宦官行賄，結果被收入囚車押回洛陽，差點丢了性命。中常侍趙忠在故裡邺城有一處住宅，豪華程度堪比王侯宮殿，明顯逾制。皇甫嵩進軍途經邺城，随即向朝廷報告此事，要求沒收充公。另一位中常侍張讓向皇甫嵩索要五千萬錢，被皇甫将軍斷然拒絕了。兩名宦官氣急敗壞，後來在靈帝面前進讒言，收走了皇甫嵩的車騎将軍官印，把他的食邑從八千戶降到二千戶。
宦官依附于皇帝，卻最終綁架了皇權。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 ( 今甯夏固原一帶 ) 人，既長于戎馬征戰，又精通儒學，稱得上是文為儒宗，武為将表。作為平定黃巾起義的首功之臣，皇甫嵩威震天下，無人能出其右。一位名叫閻忠的有識之士勸他推翻漢室，南面稱帝。史書生動記錄了他們之間的對話。
閻忠說：“您現在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
皇甫嵩反問道：“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閻忠說：“豎宦群居，同惡如市，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
皇甫嵩回絕說：“雖雲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
皇甫嵩重視名節，忠于漢室，可是，天道無親，漢家氣數将盡之際，又有多少豪傑能夠像他這樣守志如一呢？古人有雲：“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亂世之中，強梁為道，軍隊就是國家的利器。在讨伐黃巾軍過程中掌握了國家利器的雄傑豪強，已經不再唯東漢朝廷馬首是瞻了。
經曆了黃巾之變，東漢王朝“朝政日亂，海内虛困”，徹底滑入了亂世泥淖。中原亂，邊疆亂，官場亂，人心亂，怎一個亂字了得！親身經曆了亂世之殇的思想家仲長統感歎道：“如此下去，大漢王朝恐怕氣數将盡，不知來世聖人用什麼方法能夠拯救這個社會。”仲長統期盼的來世聖人遙不可及，一批亂世枭雄卻橫刀躍馬，闖入了曆史舞台。
仲長統卒于 220 年，享年四十一歲。就在那一年，漢獻帝遜位，大漢王朝正式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