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華夏一族的人民就生活在東亞的這片土地上。安逸的環境，和對“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迷戀，使得古代大部分中國人都對故土有一種深深的眷戀，是以在講究葉落歸根的古代，仿佛邊境山的那邊、海的那邊都是荒蠻之地，絲毫引發不了古人的興趣。
但凡是皆有例外，在我國古代封建時代的鼎盛時期，依然有那麼一批不畏死亡的冒險家們走出國門，足迹遠踏異域。他們或為了帝王的使命，作為使者前往結盟；又或者是為了自己的信念毅然遠足。
我國古代封建王朝的頂峰，首推強漢盛唐。在這些時期，我國人民大多在英明君王的治理下，過着富足的生活。無論是治世，還是盛世，朝廷的儲糧、錢帛充足，兵甲完備，這才給了探險家們外出的空間和機會。
大漢天威
西漢時，漢武帝經略西域，并北擊匈奴，便派遣張骞出使大月氏，準備聯合後者共同打擊北方遊牧民族。而張骞一行人不辱使命，順利到達了大夏國的都城藍氏城（今阿富汗境内），這也是張骞使團此次到達的最遠地域。
雖然沒有達成聯盟，但張骞卻為漢武帝帶來了傳說中的“汗血寶馬”（即阿哈爾捷金馬，今土庫曼斯坦國寶）。并為漢朝開拓了西域諸國，讓他們得知了大漢天威，這為日後漢宣帝劉詢設定西域都護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此，西域廣袤的土地第一次進入了中華版圖。
人言“後生可畏”，在西漢數百年後的東漢。漢章帝的使者，班超“投筆從戎”，他更加智勇雙全，僅率領數十人就敢于遠赴西域，再次打通了兩漢之交閉塞的西域通道，創下了“36人平西域的神話”，從此東漢西域長史府重新确立。
值得一提的是，在班超使團的36英雄中，有一人名為甘英。彼時，絲綢之路上的四大帝國，大漢、帕提亞、貴霜和大秦（即羅馬）中，東漢王朝或多或少都與中間兩者有過接觸，隻有遠在地中海的羅馬帝國是“隻聞其聲，未見其國”。于是，甘英奉班超的指令一路西進準備拜訪羅馬。
可惜的是，行至波斯灣的時候，甘英遭到了當地船工的哄騙，誤以為地中海的那邊空無一物，便在終點線前率衆歸返，令人扼腕歎息。這也是從遠古到東漢有史料記載以來，中國人行走的最遠的地方。
但令人欣慰的是，百年後，漢桓帝執政期間，羅馬國王“安敦”，派遣使者從安南（今越南）登陸，進入洛陽拜見了東漢皇帝，并獻上犀角、象牙等禮物，從此，這些在國人眼中“怪異”的異族人才正式進入了古人的視野。
盛唐榮耀
時至盛唐，在太宗、高宗等雄才大略帝王的治理下，大唐國力蒸蒸日上。從貞觀之治至開元盛世這一百年間，可以說是古代封建時代，人民最為幸福的階段之一。當然了，如此光輝的時刻，就當然少不了民間的文化交流和帝王的開疆拓土。
玄奘法師，即《西遊記》中那位“啰嗦”的唐僧，他的西天取經路可以說是坎坷萬分，要比小說中更加艱辛。一路之上，沒有貞觀大帝李世民“通關文牒”的保護（實際上，玄奘師傅是偷渡出關的），也沒有神通廣大的猴子、野豬和水怪的保護，有的隻是一望無際的沙漠、死亡與風餐露宿。
但經過13年艱苦的旅程，也使他完成了心中探尋佛祖故鄉的宏願，一路的經曆也讓他在成為佛學大師的同時，成為了我國家喻戶曉的旅行家、探險家。
在玄奘的旅途中，唯一安全的階段，要數和高昌國王鞠文泰成為“結義兄弟”的日子。這位國王由于笃信佛教，是以給予了玄奘大量的仆從、駱駝和物資，助其可以順利進入天竺。然而，在玄奘歸國的途中，高昌國已經被唐太宗派遣大将侯君集滅國，原因是“對天朝沒有禮數”。
及至唐太宗後期，大唐的疆域已經東至遼東，西至西域諸國，過去古人的出境，變為了“國内遊”。在西南一隅，結好吐蕃後，另一位“探險家”橫空出世，他的名字叫王玄策。
自玄奘從天竺歸來後，古印度的大體情況也被長安城中的王侯将相們得知。太宗便派遣王玄策再進一步，準備率領使團拜訪天竺。然而，此時的古印度正處于大小數百個城邦互相混戰的狀态，其中，中天竺最為強大。
他們在王玄策一行人進入領地後，竟然派遣大軍伏擊使團，公然搶奪禮物，最終，數十人的使團隻剩王玄策和副手蔣師仁兩人。
王玄策深感有負使命，且使團成員全軍覆沒于外域，遂“退一步越想越氣”，便以大唐使臣的名義，在尼泊爾和吐蕃借來了數千士兵，和蔣師仁分别率領着他們殺入中天竺，與以往的先禮後兵不同，這次是大唐的附屬國的軍隊直接開進了天竺境内。
最終戰報簡單明了。這個古印度最大的王國，亡國了，被斬首數千士兵，活活溺死數萬士兵，俘獲士卒、男女數千人，潰逃者不計其數，降服城邑580餘座，自中天竺執政者阿羅那順以下後妃、王子等皆成為了階下囚。周圍天竺城邦見此紛紛加入了唐朝的朝貢體系。
初唐對于周邊國家來說，果真是“你若不來華朝貢，唐軍必在奔你而去！”王玄策也就此創下了“一人滅一國”的神話。
及至開元年間，達到了我國封建王朝的巅峰。大唐帝國的影響力已經達到了波斯。領土的擴張必然會導緻帝國之間的碰撞，此時在遙遠的西部邊境，由高仙芝率領的2萬餘大唐安西軍，遭遇了當時另一大帝國，倭馬亞王朝（唐朝稱大食國）的十幾萬大軍。
幾番争鬥下來，雙方各有勝負，從此便各自退後一步不再前進，大食開始向大唐派遣使者結好。而在戰争過程中，唐軍俘獲了大批阿拉伯俘虜。同理，唐軍中也有部分軍卒被掠至倭馬亞帝國。其中就有一位名叫杜環的官員。
不是為了國家的結好，也不是為了自己的信念，杜環的旅程頗有一些無奈。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後，杜環随即得到了大食國的優待，是以他也得以跟随大食國的使團出使四方。
在被俘的12年間，他寫下《經行記》一書，其中詳細記載了他從耶路撒冷出發，在埃塞俄比亞、斯裡蘭卡、叙利亞、拜占庭帝國（東羅馬）等地的所見所聞。他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有名記載而登上非洲大陸的人。公元762年，杜環從北非的馬薩瓦港出發，途徑波斯港，乘船回到了廣州，回到了大唐。
可惜的是，千年過去，《經行記》已經佚失。但在流傳下來的《太平禦覽》等文獻資料中，仍然可見到其中部分摘句。其中對中世紀北非國家、地中海國家和阿拉伯地區的風土人情、律法、生活環境等都有着較為詳細的描寫，的确是第一部以中國人的視角觀望世界的精品。
明代的鄭和下西洋後，我國逐漸實行起了閉關鎖國的政策，盲目地認為“天朝地大物博”，卻忽略了在世界範圍内，葡萄牙、荷蘭等西歐國家的探險家們正在踏上每一塊土地，忽略了随即而來的工業革命。我國的封建王朝也終于在千年的獨領風騷後沉寂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