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上海青浦。
沖天的槍炮聲轟鳴不息，空氣中彌漫着刺鼻的硫磺味。凜冽的寒風吹來，路旁尚未熄滅的戰火在風中左右搖曳，似乎向人們訴說着太平軍與華爾洋槍隊剛剛結束的那場激烈戰鬥。
華爾在戰鬥中身中五槍，副司令福瑞斯特被太平軍活捉，洋槍隊死傷三分之一，不得不狼狽敗退。
吃了虧的洋大人，回家後越想越覺得窩囊。洋槍隊首領華爾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氣呼呼地去找李鴻章鬧，誓要李鴻章給洋槍隊一個交代。
為了安撫洋槍隊，李鴻章一咬牙一跺腳，吩咐手下說：“贖人！花多少錢都要把被俘虜的洋大人們贖回來”。
中堂大人一句話，就此拉開了贖回戰俘的序幕。誰知，清軍将領奉命去找太平軍談贖金時，才發現太平軍的要價實在高得吓人。
但洋大人終究要贖回的，李鴻章無奈之下，隻得向太平軍交納了一百萬發彈藥、數百槍械以及十箱上好鴉片，這才換回了福瑞斯特。
說來奇怪，太平軍勒索贖金也就罷了，怎麼還找李鴻章要了鴉片呢？難道太平軍也都成了瘾君子，個個吞雲吐霧，有了鴉片連“大黃魚”也不要了嗎？
一、另類貨币
常年戰鬥的太平軍，當然不可能個個都是瘾君子。他們之是以在贖金中索要鴉片，是因為在晚清的經濟體系中，鴉片就是具有一定貨币功能的硬通貨。
第一次鴉片戰争失敗後，大量鴉片湧入中國。一時間，民間刮起一陣“鴉片熱”的風潮。不論商賈富豪還是升鬥小民，争相搶購鴉片，中華大地瞬間陷入鴉片泛濫的汪洋大海中。
不過，人們搶購鴉片，并非僅僅是為了口腹之欲，而是因為鴉片的金融屬性，帶給人們無限便捷的支付體驗。
一些常年在外奔波的商旅不會忘記，鴉片到來前，他們往往要攜帶沉重的銀箱，行走在荒山野嶺之間。由于行李過于顯眼，這些商旅常常成為盜匪眼中的肥羊，落得個喪生荒野，屍骨不得還鄉的下場。
不過，随着鴉片的到來，困擾商旅多年的支付問題迎刃而解。遠行的人們隻需要攜帶少許鴉片，就能拿着鴉片當錢花，輕輕松松做買賣。
更重要的是，鴉片輕巧易攜帶，放在行李中一點都看不出來。這無形中避免了人們在旅途中因财富暴露被劫道的風險，堪稱遠行之人的絕佳選擇。
靠着這一優勢，鴉片迅速得到人們的青睐，以緻于一些赴京趕考的讀書人，也用鴉片支付一路的食宿費。
無與倫比的便利體驗，讓臭名昭著的鴉片搖身一變，成為了人們離不開的另類貨币。
清政府起先還試圖禁絕鴉片，後來發現鴉片越禁越多，幹脆裝死躺平，心裡盤算着堵不如疏。與其下大力氣禁煙，不如靠着鴉片收稅，也好補貼下捉襟見肘的國庫。
二、财政支柱
說幹就幹。清政府很快打着“以征代禁”的旗号，面向全國征收鴉片稅。
一開始，鴉片稅主要是以貨物通關時收取“鴉片厘金”的形式存在，但随着鴉片稅帶給清王朝愈來愈多的财政收入，嘗到了甜頭的清政府幹脆準許鴉片銷售合法化，還将鴉片稅的種類發展出了洋藥厘金、土藥厘金、土藥稅、土膏統捐、 土藥統稅、罂粟畝稅、鴉片牌照捐、鴉片憑照捐、鴉片燈捐等等名目。
如此一來，鴉片帶給清王朝的稅收瘋狂增長。等到光緒三十四年時，清政府全年财政中收入的 27992 萬兩銀子中，便有 3302 萬兩是洋土藥稅厘貢獻的，所占比重達到 11.8%。
高額稅收刺激下，清政府再也不願禁煙，反而琢磨着如何提高鴉片收入，以便維持政府财源。
原先，清政府雖然征收鴉片稅，但鴉片主要依靠進口，大頭都讓洋人賺去了。
不滿撈錢撈少了的清政府，靈機一動幹脆放開鴉片種植，準備自己當老闆，用“國産鴉片”搶走洋人的利潤。
說來鴉片自産自銷後，效果還真是立竿見影。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鴉片進口幾乎每年維持在6萬擔以上，其中1879年更是高達83051擔。
但國産鴉片進入市場後，立刻憑借低價的優勢瘋狂蠶食市場佔有率，短短數年間銷量便增長十倍，直接導緻進口鴉片數量銳減，為清政府節約下不少銀兩，以緻留下了“土藥”打敗“洋藥”的傳說。
三、煙毒泛濫
國産鴉片異軍突起，落在生産上便是清末驚人的鴉片種植規模。僅僅四川一省，在1901年到1906年的短短五年間，鴉片産量就從15萬擔增長到23.8萬擔，呈現出一片“繁英碩果，累然千裡”的瘆人景象。
但這僅僅隻是一個開始。由于鴉片利潤豐厚，川中百姓紛紛将耕地改種鴉片。待到1906年， 鴉片種植面積高達756.9萬畝，約占全省耕地面積的16.4%
此後，鴉片種植規模進一步擴大。全川“百四十餘州縣，除邊廳數處，幾無一地不植鴉片者”。其中涪陵縣更是“山上田中，荒山僻野，幾為鴉片所蔽”。
鴉片侵占川中良田之際，國内其他省市也盡數跪倒在鴉片的巨額利潤下。山西、江蘇、甘肅、雲南紛紛步四川之後，成為鴉片的重要産區。有些省市鴉片的種植面積，更是高達耕地面積半數之巨。
鴉片種植大行其道，人們吸食鴉片的規模也是與日俱增。在四川，城市居民中吸食鴉片的男女比例分别為50%和20%，農村男女吸食鴉片者在人群中的比率則為15%和5%。
如此大規模的吸食者，放在四川一隅，便是“男女相率吸食 ”，以至于川東一帶的集市裡除了桐油外，遍地都是鴉片攤。而放眼全國來看，就是中國人在鴉片的禍害下，個個瘦骨嶙峋，幾乎成了“東亞病夫”的代名詞。
瘋狂的鴉片貿易，就這麼一邊侵占着大量耕田，一邊摧殘着人們的精神和肉體，甚至讓許多人完全失去勞動力，終于催生出了席卷天下的丁戊奇荒。
整整一千萬人在這場災難中失去生命，受災人口更是高達兩億之巨。之是以饑荒如此嚴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人們将良田遍植鴉片，以緻農作物産量大幅下降。
比如此次饑荒中受災嚴重的山西，種植鴉片規模就有60萬畝，而且用的全是土膏肥美的好田，而山西全省的耕地，也不過530萬畝而已。
鴉片種植面積幾乎占了全省耕地的九分之一，難怪山西巡撫曾國荃曾痛心地說：“此次晉省荒歉，雖曰天災，實由人事。自境内廣種罂粟以來，民間蓄積漸耗，幾無半歲之種，猝遇兇荒，遂至可無措乎。”
紅紅火火的鴉片生意，用一顆顆裹着财稅糖衣的炮彈，将晚清社會摧殘的千瘡百孔，也讓清王朝在完全病态的環境中，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盡頭。小小的鴉片，一點一滴惡化着整個國家的生态，帶來的則是近代中國在落後挨打裡苦苦掙紮的血淚史。
正因如此，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才會以空前的力度禁絕鴉片。時至今日，中國依然保持對毒品犯罪零容忍，有毒必肅，種毒必究。隻因那個時代用創痛告訴人們，任何對毒品的縱容，都是對國家民族的犯罪。禁毒，是中華民族以近代血淚，換來的痛徹心扉的教訓，亦将是永遠不變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