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實習記者 趙钊 記者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在經典電影《茜茜公主》中，巴伐利亞公爵之女茜茜遠嫁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茜茜和匈牙利貴族一同起舞的場景成為奧匈兩族關系轉折的标志，并促成了1867年奧匈帝國的誕生，她也是以被加冕成為奧地利帝國皇後兼匈牙利王後以及波希米亞及克羅地亞王後。盡管電影被不可避免注入了後人對帝國時代的浪漫想象，但我們仍可從茜茜的故事一窺近代帝國内部多元且複雜的民族關系，以及帝國政府如何“統治不可統治之地”，以應對多元社會紛争。
帝國不是民族國家的對立面，而是在曆史的長時段中曆經成功的征服、殖民與政治操作的結果。在帝國的曆史上，無論是英、法等海洋殖民帝國，還是俄、奧這些傳統的大陸型帝國，都面對着族群沖突難以協調的局面。鄭非援引美國東方學研究者歐文·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内陸邊疆》一書中的觀點，認為帝國邊界不隻是劃分地理區域和人類社會的界線，它也代表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最大限度。帝國内部不斷激化的政治沖突在劃清社會界限的同時，也将地方社群不斷“民族化”，結果便是不同群體在語言、宗教和族性之上建構出各自的身份認同與情感。
盡管帝國時代早已遠去，但是其遺留的沖突和危機仍然牽絆着現代民族國家。從早期族裔飛地與宗主國的沖突，到如今的全民公投、疫苗民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很多社會問題仍在以族群問題的方式展現出來。我們要如何了解中心與邊緣、分歧與沖突？民族的劃分方式會加劇國家内部的政治化嗎？群族的邊界是否一定指向沖突與分裂而非彌合與團結？民族主義作為西方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借用和解釋？畢業于複旦大學，現任教于上海政法學院的青年學者鄭非，立足于比較政治和族群研究，重新思考了“帝國的統治之道”這一曆史問題。他業已出版的《帝國三部曲》前兩卷《帝國的技藝》和《帝國的失敗》，為讀者提供了在民族主義叙事中想象前現代帝國的視角。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對鄭非進行了專訪，試圖以思考帝國的崩潰幫助現代民族國家避免政策建構的失當，以及幫助21世紀的多民族國家了解自己的疆域、民族與認同，體會過去與現實之間的連續性。
01 分歧與沖突是合乎自然的常态
界面文化：你如何了解前現代的帝國，尤其是古代帝國與近代帝國的差別？
鄭非：美國著名東方學研究者歐文·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内陸邊疆》一書中說道：“帝國邊界，不隻是劃分地理區域和人類社會的界線。它也代表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最大限度。”古代帝國的界限和近代帝國的界限不一樣。古代帝國的界限需要考慮征服地區的自然資源、戰略意義，及本地族群既有的組織結構、軍事技能等；到了近代，由于科學技術和經濟條件的進步，帝國征服不再受地域限制，但是需要考慮“合法性”這一統治難題。
比如美國在19世紀上半期的時候就有了成為新帝國的潛力，但是它的實際擴張卻比預想的要緩慢得多，因為它必須考慮這些問題：憲法事實上是否容許領土擴張；如果有，以什麼形式、到什麼程度、有什麼條件或限制，通過哪些體制、機制；新領土上的管理機構是否與其他聯邦權力機關受到同樣的憲法限制；結構性原則如權力分立或聯邦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獲得領土和進行管理的方式等等。
這裡發生的問題是，古代帝國的整合往往是靠某種人事吸納政策，但是近代帝國要整合，僅僅靠人事吸納是遠遠不夠的。無論是英、法等海洋殖民帝國，還是奧、俄這些傳統的大陸型帝國，都遭遇到了我在《帝國的技藝》一書中所描述的那種“帝國壓力”。一般說來，當近代帝國發展到某個階段的時候，帝國的統治者們就會日益覺察到中心的限制——一方面，帝國統治者在核心區的統治日益需要依賴一套被大衆認可或接受的政治意識形态；另一方面，帝國中心的人群中也會提出“帝國屬于誰”的問題（帝國屬于哪個階層、什麼集團、為誰牟利），進而對帝國提出要求，要求帝國為他們所用，為他們提供服務，這将迫使帝國統治者不得不在各人群間做出選擇、棄卒保帥——這些壓力和限制古代帝國是不會有的。
界面文化：你基于對近代帝國的研究提出了幾個假設，其中一個是“帝國構模組化式本身是複雜的，并不一定是一個由帝國中心出發對邊緣區、社群進行管制的同心圓”。我們怎樣借助“同心圓”了解近代帝國？
鄭非：我很喜歡英國思想家和政治家埃德蒙·柏克的作品，他論述美國革命的許多觀點我都耳熟能詳。比如他有一次在論述國家的統一和團結時說道，“統一”與“一緻”總是暫時的、相對的 ，“分歧”與“沖突”才是合乎自然的常态。如果我們從這種沖突觀來看待帝國内部關系，當然就應該先去看有什麼政治程式來調解、控制這種沖突。中心-邊緣的沖突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地區間的，一種是社群間的。這兩種沖突有的時候合一，有的時候則可以分離。帝國政治結構的制度化水準，和帝國的社群關系處置思路就是為了對應這兩種不同的沖突。
帝國的形态是多種多樣的。我引用《大英百科全書》上的說法來解釋，即帝國邊緣的團體、個人地位也可以很不一樣，有些邊緣人能夠參與帝國中心/本部和主權當局的決策和資源配置設定，有些則隻能旁觀，甚至遭到公開的歧視和剝削……在大多數情況下，帝國中心/本部有着中央集權政府、差異化的經濟和共享的政治忠誠，而邊緣地區則有着軟弱的政府、去差異化的經濟和高度分化的政治忠誠。
在鄙著所涉及的英、法、奧、俄四個帝國中，沒有一個是純粹等級式、從内向外管制的同心圓，等級與管制似乎不可兼得。無論是什麼帝國，似乎都要在某種程度、領域獲得邊緣地區和社群的配合。在傳統的大陸型帝國，如奧、俄，對邊緣地區通常都要持某種特殊優待政策，實際上也允許多頭林立。在海洋殖民帝國，如英、法，盡管母國對屬地要有更大的政治、經濟、社會與心理優勢，但也沒有同時實作這兩者。英國人甯願同殖民地之間保持某種社會距離，其代價就是其殖民地本土居民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自行其是，不受幹預。法國人管制的厲害，但卻對政治平等非常的看重。
是以，我認為以目前的研究來看，帝國内部一定是多中心的。
界面文化：王明珂在《華夏邊緣》中提到：“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起來像個圓形。”在帝國内部的邊緣地區，各族群空間之間的“空間間隙”或疊合的民族邊界在帝國管理結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鄭非：已故美國社會學家羅傑·古爾德在《起義者的認同》一書中提出了一個概念——參與認同/身份（participation identity），即“個人在特定的社會抗争活動中對特定的規範和工具性呼籲作出反應的社會認同/身份”。簡單一點說就是，人的身份/認同千千萬萬，具體到特定一件事上，觸動人們去行動的那個認同/身份就是所謂“參與認同/身份”。
這種參與認同/身份看起來是個人從不同身份/認同中選擇而來，實則是有一道主客觀夾雜的過濾機制。古爾德對此過濾機制的解釋是：首先，具體的抗争與沖突要能夠合理地用該身份/認同與他者的沖突來解釋；其次，被動員者要在日常的社會交往中覺察/體驗到該身份/認同所代表的那個共同體。在關鍵事件發生時，那種社會關系網契合的最完美的身份/認同将能産生最高水準的動員力。從這個角度講，古爾德并不主張那種預定的結構主義，而是認為，在人的行動中，身份/認同是根據環境不斷重建的東西，并不遵循任何預先确定的路徑。
古爾德的這個解釋同挪威人類學家弗雷德裡克·巴斯以及王明珂的“族群邊界論”有異曲同工之妙，兩個人都強調認同的可變性，它區分敵我的功能，以及其對環境、事件的依賴。巴斯曾在研究中指出，人們過去所普遍相信的種族差異、文化差異、社會隔離和語言障礙在各人群之間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與其說各人群像一個個孤島彼此隔離存在，倒不如說各人群像大陸闆塊一樣彼此碰撞、滲透。在這些大陸闆塊上存在無數細小的裂縫，人們完全可以任意標明這條裂縫或那條裂縫作為一塊大陸的邊界。是以，族群是一個自我歸類過程的結果。王明珂也對族群邊界論有過精彩總結，他認為族群是由它本身組成分子認定的範疇，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而非包括語言、文化、血統等在内的“内涵”。一個族群的邊界，不一定指的是地理的邊界，而主要指“社會邊界”。
我們常常談到帝國邊緣地方的民族主義對帝國形成的挑戰，但事實上，帝國邊緣的民族主義更類似于某種參與認同的喚醒，是帝國内部先在的沖突賦予了民族邊界以重量，而不是反過來的。比方說有人将美國革命歸結為美利堅人認同、美利堅民族主義的出現。在18世紀60、70年代的時候，這個新人群的存在，已經被人們所意識到（或者創造出來了）。但是這種“美利堅”認同在當時是否同英國認同有沖突，是很難說的。波士頓大學社會學教授裡亞·格林菲爾德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一書中指出，美利堅獨特感的形成絲毫沒有妨礙北美人對英格蘭民族及其民族認同的忠誠，二者反映的并非分裂的忠誠，而是位于同心圓上的忠誠。兩者并不沖突，正如一個家庭成員、一個城市居民或一個國家公民之間沒有沖突一樣。是以其實是革命形勢讓美利堅民族主義浮現出來，成為一種動員工具，而不是反過來的。
從這個角度看，在一個成功的帝國裡，各民族的邊界都應該在沉睡中。它在那裡，但是人們并不認為帝國内部的政治、社會與經濟沖突可以用它來解釋。
02 邊緣群體與中心群體之間不一定存在無法彌合的區隔
界面文化：身份認同是民族國家興起的前提，民族、族裔、族群等涉及群體劃分的詞語複雜且容易産生歧義，你如何了解他們的差別？
鄭非：一般來說，民族和族群的差別是民族有更多的政治民主主義，族群更偏向于社群（community）概念。我們其實也盡可能避免使用民族這個詞，避免國家内部的政治化。所謂的族裔其實是一個自我分類的結果，是當人意識到自己有類别後情不自禁對這個類别投入認同情感。這種心理認同和情感投入足以讓人産生政治沖動和政治行動，在合适的情況下，所謂的民族就會出現。
從參與認同的角度，意識到自己的類别不過是第一步，還需要能夠意識到自己與外人的不同。他們能觀察到在自己的類别中間存在着大量的社會聯系，這個社會聯系本身使得他們與外人之間産生沖突。是以，單純對民族識别是不足以産生民族主義的。如果要産生民族主義，至少還需要第二個條件，那就是在一個國家内部存在着大量的政治鬥争，并且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有使整個社會碎片化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民族識别才會産生。
界面文化：你曾提及族群的邊界是被發現的，那麼這種群體的劃分是否幫助了民族主義者建立和加強族群之間的邊界？
鄭非：從哈布斯堡王朝以語言作為區分标準的實踐來看，分類除了喚醒民族意識之外，确實起到了加強社會隔離的作用。要着重指出的是，分類本身隻是指出族群可被觀察到的一個邊界，要讓這個邊界具有政治分量，需要環境讓這個邊界裡的人同時感到處于同一個不利的政治處境之中才行。這時候他們彼此觀察，發現自己确實存在某種社會聯系，确實面臨相似的外部挑戰。從這個角度看，盡管分類本身并不能為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内部民族主義的興起負完全責任，但确實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界面文化：基于中心-邊緣的話語叙述，你認為在帝國統治下這二者是否存在社會凝固性？即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邁克爾·赫克托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内殖民主義”概念，意為限制邊緣地帶人民向上的流動性。
鄭非：當赫克托提出“内殖民主義”概念的時候，他所比拟的對象就是“外殖民主義”，國家的主體人群對待自己的邊緣人群同一個殖民帝國對待其殖民地沒有差別，中心人群憑借其政治、經濟和文化優勢占據社會等級的上遊，邊緣群體隻能屈居其下。
但是，赫克托主要是從英國經驗來給出這個判斷的。法國人在法帝國的統治上，從表面上看，其實要比英國更“自由帝國主義”。比方說在1881年5月5日，法國著名的共和主義政治家甘必達在紀念廢除奴隸制（1794年）的宴會上發表演講，提議為“海外法國”幹杯，并說道：“人權宣言沒有根據膚色或等級來區分人……正是這給了它以莊嚴與權威……它并沒有說‘法國人和公民的權利”，而是說‘人和公民的權利’。”
澳洲曆史學家羅伯特·阿爾德裡奇也指出：“貫穿整個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殖民政策的概念是‘同化’，這項政策旨在消除殖民地和本部之間的所有差異，賦予它們與本部相同的行政、财政、司法、社會和其他制度，給予其居民充分的公民權利，并迫使他們承擔與法國公民相同的義務。這項政策的目的是，從官僚主義的角度來看，使成為海外的小法蘭西，或許，在時機成熟時，将非洲人、亞洲人和島民變成不同膚色的法國男人和女人。”盡管法國人并沒有完全将這個同化政策實施下去，但是有部分實施。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經描述道“非常漂亮的姑娘和一個漆黑的黑人或者一個眼睛細長的中國人挎着胳膊走進最近的小旅館時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在巴黎，誰去關心什麼種族、階級、出身？”這種情形在其他歐洲首都是看不到的。
是以說，在帝國統治中，邊緣群體與中心群體之間不一定存在無法彌合的區隔，要看環境與治術。
界面文化：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是現代國家與民族主義興起之後為大衆所廣泛關注的概念。對于前現代帝國及其内部族裔的探讨，以及帝國中心主動進行彌合差距的嘗試，是否能幫助我們了解當代國際社會中的跨國“流散社群”和分離主義運動？
鄭非：《帝國的技藝》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結論：
過去我們常常把帝國中心-邊緣緊張關系産生的原因說成是地方民族主義的興起。但在很多場景中，與其說地方民族主義是緊張關系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緊張關系的結果。坦率地說，民族很少是天然之物，而多是發明的産物。比起文化、血緣，政治沖突在促進人們的民族認同方面要起到更大的作用——相比帝國中央，邊緣地方差不多總是比較弱小群組織薄弱的，除非有外部勢力強有力的支援，或者是在帝國被極大削弱、面臨崩潰之際。地方社群的精英很少一開始就尋求自治和獨立，而是希望進行改革、獲得尊重、分享權力，不管這是出于利弊分析、強弱對比，還是傳統與習慣如此。一般來說，是事态的發展逐漸使他們激進化的，是政治沖突本身逐漸劃清了社會界限，進而“民族化”了這些地方社群。民族主義往往是帝國内部沖突的結果，而不是帝國沖突的原因。
到了大衆政治時代，帝國中心的人們對帝國提出了要求，他們既要求在帝國内實作族群等級制度（即帝國的利益配置設定向核心族群傾斜），又要求上下一體，認為帝國應該加強對邊緣地方的管理，以便更有力的汲取。這種做派很顯然違背了過去一切的帝國曆史教訓。或者我們換句話說，帝國本部的制約，實際上使得“帝國企業家”治理帝國的成本大大增高，這才是帝國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以，對帝國來說，最危險的威脅來自于帝國的本部人群，而非邊緣地帶的挑戰。
從這兩個曆史經驗講，在現代多民族國家的國家發生分離主義運動，第一，最好不要第一時間就去看少數族群在宗教、文化、社會或曆史的特殊性，以及他們與主體民族的差異，覺得消滅特殊與差異就能消滅分離主義運動與傾向，而是要去看在什麼情況下這種特殊與差異被動員起來的；第二，要了解，對國家統一造成最大威脅的往往是主體人群的封閉心态，而不是邊緣人群的挑戰。
03 并非想要探尋真理，隻是證明不同的存在
界面文化：你曾質疑“今人研究帝國，多半是出于對民族國家叙事的反感，想在古代找到應對族群政治的良方”的觀點。在你看來，帝國統治結構是否能為今天所用？
鄭非：不同時間、不同地方的人對帝國意味着什麼自然有着不同的定義，但大家一般都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又強大又廣袤（廣土衆民），那麼這個國家就配得上帝國這個稱謂（不管帝國用在此處是形容詞還是名詞）。學者可能對帝國的定義要更挑剔一些，覺得強國未必就是帝國（盡管強國常常以帝國自诩），還是從廣度上來考量更合适。
紐約大學曆史系教授簡·伯班克和弗雷德裡克·庫珀在《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一書中是這麼說的：民族國家高舉其人民的共同性，而帝國則承認其多元人口的不同。民族國家傾向于同化/驅逐以求一緻，而帝國則海納百川，自覺維持其屬民的多樣性，實施多重治理，進而凸顯其屬民的各自差别。作者自述，他們就是想抛開民族國家成長的主流叙述，去描述這個更古老、更持久、更多差異/多元化的政治實踐，描述它如何在内部力行差異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它與其地方代理精英及其人民的關系，它們之間的競争與學習，帝國觀念以及統治的政策。
我覺得他們的想法不能說錯，但是在古代，很難說有什麼族群政治，或者說族群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行為體——在這裡，我指的是人們在古代也許會有簡單的民族認同，但是這種認同是否超越了其他認同，是一件很可疑的事。相應地，在古代，實施多元差異統治幾乎是統治者下意識的做派，也不是特别費力。
界面文化：大衆對于帝國的關注好像集中于大英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等，或是當今已成為資本主義強國的美國、加拿大等原殖民地，我們始終在基于西方語境中“帝國”概念了解古代世界，你如何看待帝國史研究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桎梏？
鄭非：“西方中心主義”當然是一個要不得的東西，它會局限人們的視角與認知。但是反過來說，為了推翻“西方中心主義”，就要搞東方版本的“帝國”定義，或者隻去做非西方的帝國研究，我也會覺得這是陷入了另外一個誤區。因為我想，所謂某某中心主義，大概指的是僅從一個地區的曆史經驗出發去認識世界。那麼反此中心主義，就不能僅僅說由此經驗産生的認知就是偏頗的與不公正的（我們最多隻能說這種認知未經檢驗，可能對也可能不對），也不能隻是找到另外一個地區的曆史經驗來否定前者認知的真實性。我們完全有可能是在盲人摸象，每個人摸到的都是真理的一部分。
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的做法是不分東方西方，有個好用的概念先拿過來用，用的時候不分東方、西方檢驗之，這樣可能會做成一個更好的曆史研究吧。
界面文化：古代中國是否為“帝國”，在學術界始終沒有獲得定論。西方帝國史研究是否能啟發對傳統的以漢族為中心的研究範式進行檢讨與反思，進而豐富對中國古代史（邊疆史）的宏觀思考？
鄭非：新清史研究就是西方學者在用多元帝國政治觀來看待中國曆史的結果。我一直認為複旦大學的姚大力老師是邊疆史、民族史領域中最棒的學者，他能夠博采衆長，既掌握豐富的多語言與多區域的史料，又能夠接受新的視角與理論。他對中國邊疆史的了解，既突破了原有的漢族中心觀，又能夠指出西方學者眼光與學識的不足——由于其經驗，過分地重視王朝中的民族因素。
正如我剛剛講的，盡管民族主義是個西方的概念，但并不代表我們不能用。我們可以借某個地區的經驗總結所得，進行更多的檢驗。我并非是想要探尋真理，隻要能讓大家意識到不同的存在就夠了。
界面文化：《帝國的技藝》和《帝國的失敗》是三部曲中的前兩本，第三本《帝國的未來》主要是關注什麼方向？
鄭非：我在撰寫《帝國的失敗》過程中，思考把片段的曆史分析延伸到更廣大的世界中間，于是寫就了《帝國的技藝》，用英、法、奧、俄四個不同的帝國對原先從某個案例演變出來的模式進行檢驗。從邏輯上看，《帝國的技藝》首先提出了一個解釋模式，将近代帝國依據正式/非正式、吸納/隔離兩個緯度進行分類。《帝國的失敗》是在某一個片段中間對這個模式的檢驗，而《帝國的未來》則是關注目前多民族國家所得出的曆史經驗和曆史教訓，比如中國、美國、俄羅斯這三個規模很大、曆史源遠且人口複雜的國家。更具體一點，以俄國為例，從俄羅斯帝國到前蘇聯，再到現在的俄羅斯聯邦，其實有一條邏輯線索可以将它們串聯起來，這就是我想在《帝國的未來》中呈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