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古代曆史，民間最熟悉的就是東漢末年的三國時期，關于三國時期的影視、遊戲、音樂、戲劇、文章等等層出不窮，似乎有說不完的話題，就連剛識字的幼童，也對三國人物如數家珍。
對于三國時期的人物，人們支援、同情劉備蜀漢一方，憎恨、貶損曹魏一方。在人們的認知裡，劉備一方代表着忠義、仁善、正統，而曹操一方代表着奸詐、殘忍、逆賊。因而，對劉備一方，極盡溢美之詞，以緻關羽、諸葛亮等人成了神仙一樣的存在；而對于曹操一方，則是各種戲谑、譏諷和貶損，在戲劇舞台表演中，曹操是以“白臉”奸詐形象示人的。
然而，真正讀過正史的人都知道，這不是曆史的本來面目，那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呢？“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最早是何時出現的？它又是如何演化的？為什麼“劉備之仁”和“曹操之奸”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
這種“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把它推向高潮的就是《三國演義》，這部古典小說自誕生以來，就廣受歡迎，獲得空前成功，而這部當時民間文人創作的不入主流的小說，現今人們把它歸為“名著”，成了殿堂級的作品。這部小說得以在全社會風靡和普及，而它明顯的“擁劉反曹”傾向，固化了三國曆史人物在人們心中的形象。
然而，冰凍千尺非一日之寒。“擁劉反曹”的傾向是漸漸釀成和演化而來的，并非一部小說就可達成的。其實，在《三國演義》成書之前的很長的曆史時期，民間就開始漸漸有了這種傾向，而最早可追溯到東晉時期。
一、始作俑者《世說新語》
東晉袁宏所撰的《後漢紀》，否定了曹魏代漢的必然性與合理性。與他同時期的東晉史學家習鑿齒撰寫的《漢晉春秋》，為維護漢家統治，以蜀漢政權為“正統”，自此以後，劉備的蜀漢政權為“正統”的觀念開始流傳。“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唐朝劉知幾《史通·探赜篇》）。
到了南朝宋時期，範晔撰寫的《後漢書》，颠覆了曹魏政權的合法性，将蜀漢的正統觀念進一步固化。
之前的這些作品，雖然開始“擁劉”，但還沒有編造出明顯的“貶曹”故事。而最早明顯開始出現“貶曹”傾向的作品當屬南朝宋劉義慶所撰寫的筆記小說《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
《三國演義》的架構基本是“據正史”，而具體的故事則多是“采小說”，而這采集的故事一是來源于藍本《三國志平話》，二是來源于筆記小說《世說新語》。
在《世說新語》之前，陳壽的《三國志》對于三國人物，基本上保持了客觀記述，對曹操的成就和功績給予了肯定，時人對曹操多稱“曹公”，後世史家也以“魏武”、“魏帝”尊稱曹操，可見在正史中，曹操的形象基本上是一個有建樹、有作為的文學、政治、軍事領軍人物。
而到了南朝宋時期，劉義慶的筆記小說《世說新語》對曹操、曹丕父子頗有意見，編了不少針對他們的“黑料”。《世說新語》關于曹操的内容，共計25條，多描繪其性格中的奸猾、多疑、殘忍與浪蕩。如《世說新語·識鑒》中，說到士人對于曹操的評語，記載的是，橋玄稱曹操為“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而裴松之注解《三國志》所引的《異同雜語》，記載的是，許劭稱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在《世說新語》裡，把評價之人和評價之語全部篡改，尤其是将“奸雄”改為“奸賊”，對曹操的貶損，已是非常明顯了。
《世說新語》對曹丕也多是貶低，關于曹丕的10條事迹，竟有5條是描繪其不仁不孝與刻薄寡恩。更離譜的是，無中生有地編造了迫害曹植的“七步成詩”與“棗殺曹彰”的故事，曹丕也是以飽受後人诟病。
（舞台劇《水月洛神》曹丕逼迫曹植七步成詩）
劉義慶為何在《世說新語》裡，一再貶損曹氏父子呢？原因在于，劉義慶是南朝劉宋王室出身，是南朝宋武帝劉裕的侄子。而劉氏家族雖建立劉宋王朝，但出身是“低級士族”，因而，他們心底懷着執著的“正統”觀念。劉氏家族想要證明和維護其政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就以承襲劉家漢朝為旗幟，對曹氏代漢建魏提出批判與抵制。
而且，東晉衣冠南渡，讓吳地成了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吳人與曹魏，敵對多年，吳人自然貶低曹氏，劉氏家族與吳人找到了共同的仇敵，加劇了“貶曹”的社會風氣。
二、宋元時期“擁劉反曹”思想的高潮
南朝劉宋時期的“貶曹”思想，并非一直貫穿下去，在隋唐時期，人們雖贊揚劉備，卻極少貶低曹操。唐太宗李世民，抨斥的不是曹魏代漢，而是司馬氏篡魏。李白、杜甫等大詩人，在論及曹操時，多用“魏武”、“魏祖”這樣的敬稱，多肯定其統一北方之功業。
（《軍師聯盟》中曹操悲壯高歌）
然而，到了宋元交替的時期，“擁劉反曹”的思想達到了高潮，在民間尤其為盛。此後，這種觀念一直流傳至今，難以扭轉改變。
蘇東坡《志林·懷古》記載：
“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辄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颦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說明在那時，在民間說書藝人的口中和話本裡，已經形成強烈的“擁劉反曹”傾向，街頭巷尾的老百姓，聽人講書，聽到劉備兵敗，竟同情啼哭，而聽到曹操兵敗，則歡喜稱快。情感的天平，嚴重倒向了劉備一邊。
（劉備、關羽、張飛雕像）
宋元時期，不僅民間如此，而且在文人的文學作品裡，很少再有對曹操的敬稱，而是大量出現了把曹操稱為“阿瞞”“老賊”之類的蔑稱。李純甫《赤壁風月笛圖》中，有“老狐膽落武昌東”之句。（狐狸的意象，是狡猾奸詐的負面象征）。
那麼，為什麼在宋元時期，“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甚嚣塵上呢？
宋元交替之際，“擁劉反曹”的情緒空前高漲。究其原因，在于當時胡漢民族沖突尖銳時期，以蜀漢為“正統”，是“興漢滅胡”、“光複中原”大業中的一道鮮明旗幟。
趙宋一代，雖然經濟空前繁榮，但軍事上孱弱，深受遼、西夏、金、元等少數民族的侵擾。在漢民族生死存亡之際，蜀漢政權提出的“興複漢室”的口号，讓宋元時期的漢族文人找到了精神共鳴和慰藉。
尤其是南宋，偏安江南，與當年的蜀漢是何其的相似！同病相憐，自然一拍而合。
人們為了“擁劉”，隻好“貶曹”。
大文豪朱熹繼承《漢晉春秋》的正統觀，更是提出
“帝蜀寇魏論”
，此後，曹氏父子翻身無望。
（朱熹畫像）
而身處元代異族統治的漢人，心念故朝故土，因而他們将“擁劉反曹”的旗幟高高舉起。
到元末明初之際，“擁劉反曹”思想依然大行于世。在這種政治環境和社會風氣的影響下，羅貫中創作的《三國演義》，自然免不了承繼這種思想傾向。畢竟，人是時代和社會的産物，誰也無法跳出時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