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後期在社會各個領域上都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政治領域上，朝廷上派系林立，官員谏言之風盛行，士人公開議論朝政，文人結社發展到一個高峰，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風尚的變異。
經濟領域上，農業的不斷發展完善，手工業的工匠人身依附關系的脫離，促進了民間手工業的不斷發展。在此基礎上，商品經濟飛速發展，商業也日趨繁榮，資本主義萌芽也随之産生。
思想領域上，明朝中後期大批天主教傳教士來華，他們以某些方面先進的科學知識為手段，輔之以一些西洋的奇巧物件，受到了當政者的賞識。他們在傳教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傳播和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一定意義上沖擊了當時人們的思想，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同時，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在王陽明及其弟子的發展下，漸成晚明學術主流。王陽明的思想強調個性自由，解放人們的思想，促進了人們思想觀念以及社會風氣的轉變。
徐光啟與傳教士利瑪窦共同翻譯了《幾何原本》
這些社會各個領域上的新變化導緻了明朝後期社會新現象的形成，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社會風尚的變異。明朝前期的高壓統治氛圍下，社會風尚是敦厚樸實、誠樸、儉約乃至刻闆的。由于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刺激了人們的消費欲望，提高了消費水準，影響了衣食住行各個方面，特别是沖破了原來的思想觀念的禁網。大抵在正德年間，重利趨商、浮靡奢侈、違禮逾制的習氣逐漸蔓延。
思想上，理學的衰微和王陽明心學的興起，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宣揚個性自由，都促進了社會風尚的變遷。這種變遷尤以嘉靖、萬曆朝以後變得更為突出，人們互相效仿、攀比，鋪陳、揮霍财貨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引發大量逾越禮制的現象。
王陽明的心學思想，沖擊了傳統觀念
家族制度的下移。明代家族制度是在宋代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來，其突出特點是明代中期以後祠堂、家譜和族田逐漸由社會上層向民間深入，并開始普及化，進而使明代家族制度呈現下移的特點，家族制度開始走向庶民。這對于明代家族體系的強固以及維護專制統治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明代祠堂的祭祖禮俗在傳承中發生了較大變化，宗祠開始普及。明代以鄉約推行為背景，促使家族組織化。明代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規模推行鄉約的時代，形成了通過鄉約治理基層社會的教化特色，給予明代以後社會曆史以深刻影響。
家族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宗祠
士紳階層的興起。“士紳”作為明代準官僚階層與官僚集團的合稱，比較明晰和全面地概括了形成于明代的這一新興社會階層的特征。“士”即舉人、監生、生員等擁有科舉功名而待入仕者，“紳”則指現任或離職的官僚。
明代士人成為官學生，也就同時取得了科舉的第一級功名，獲得了伴随終身的身份。具有這種士人身份，其地位就高于一般百姓，享有政府賦予的種種政治、經濟、法律特權。例如，士紳見禮于官長，遇地方政府詞訟有案牽涉到自己，不行跪拜，免于笞捶，且在勢力極盛時也常把持官府、包攬詞訟，與地方政府合謀。
明代士紳居于鄉裡，則為“鄉紳”。鄉紳為“官之在民者”，既是官僚集團在基層社會的代理人，相對于國家來說又是基層社會的代表，具有兩重性，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媒介。
明代士紳影響基層社會的方方面面
市民階層的初成。古代的市民階層，主要是中小商人、手工業勞工等，他們是明代城市的基本群衆。明代後期農業生産水準的提高，将一大批地主、農民從土地和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來，使之投入城市、城鎮的工商業之中，推動了商業和手工業的高度繁榮。
海内外貿易的繁盛，城市經濟的發達，商人資本的積累，手工業規模的擴大，均為新興市民階層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城市的發展，是市民階層形成壯大的前提和基礎。明代已處于中國城市發展的新階段，開始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轉換，其性質與功能均開始改變。
明代大部分城鎮不再是以往軍事政治型或純粹消費型的城堡，而是新的工商業城市。這個變化表明，中國的城市經濟，經過了幾千年的艱難跋涉後，在明代終于步入一個新的裡程。
《南都繁會圖》所描繪的明代陪都南京城市商業繁榮的場面
明朝中後期，雖然政治上有宦官專權、政治腐敗，但在社會各個領域都出現了一些新變化，這些新的變化促成了明朝後期社會新現象的形成，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