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史專家葛劍雄曾說過，曆史是人創造的，是人口在時間和空間中活動的結果。文化是以人為載體的，主要靠人口的流動來傳播和發展。從這一意義上說，移民是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活動。“沒有移民，就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疆域，就沒有中國文化，就沒有中國曆史”。
從文化上看，作為華夏文明之光升起之地，作為上古聖王堯舜禹建都之所，作為諸子百家法家和兵家之淵薮，作為盛唐五代龍飛之潛源，作為元代雜劇明代小說播散之舞台，作為晉商彙通天下之基壤，山西一直都是中國北方的一個文化重鎮和中心，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都屬于全國最發達之列。先進的文化天然地會輻射和影響周邊的區域，而如葛劍雄先生所說，文化的傳播和交流有賴于人口的流動。
從地理上說，曆來史家都盛贊山西的地理形勢，最有代表性的如顧祖禹所說，“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其東，則太行為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為之襟帶，于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内險，于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盡得地利，這使得山西即使在分裂和戰亂時期，也能保證相當的安定程度，成為難民的庇護之地，經濟社會依然有所發展。等到戰亂平息，又成為國中少有的能輸出人口的地區。
早期晉國：第一次向外移民
早期晉國疆域的開拓，從晉南一隅而至晉東南、晉中、晉北，華夏族民與狄、戎等融合，漸漸遍布整個山西地區，一直到秦國商鞅變法，其中一項政策是“徕民”，徕，招攬。即招攬他國人口參與秦國的開發建設，對象主要就是“三晉之民”，這可以看作是在官方主導下，第一次山西向外移民。而移民政策能夠實施的原因以及期盼的結果，和後世如明初并無二緻，一者三晉地狹人稠，二來去别的地方耕耘。“（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于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複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于内，而使秦人應敵于外”——即晉人負責種田，秦人負責打仗。
毋庸諱言，人口個别的遷徙，雖然也能稱之為移民，且時有發生，但隻有戰争才會使大規模的移民成為可能。因為戰争使得人口大量減少，土地大量抛荒，政府才會在它的統治區域内，做統一的人口資源調配，且隻有在這時候，百姓因生活所迫，或躲避戰亂，或尋覓樂土，才會置安土重遷這樣的文化傳統于不顧，走上移民之路。幾乎可以這麼說，每次大戰的爆發，就是移民事件的先聲。
秦漢魏晉：山西民戶南渡
秦漢魏晉之時，作為胡漢交界之地，草原遊牧民族向山西的内遷，是山西移民史上的主流，且不同于其他時期，是在中原政權允許之下才進行的移民，是以雖然緩慢，但影響卻深遠。
魏晉之時中原闆蕩，三國征戰之後是八王之亂，八王之亂引發五胡亂華，山西地區作為當時北方少數民族最集中之地，受害尤其嚴重。永嘉喪亂，山西是最早的發源地之一，之後“衣冠南渡”，這一中國曆史上漢族人口第一次南遷，山西人也是最早的參與者。
那時候，外遷的山西人組成了流民團體，最著名的一個叫“乞活”——聞名知意，“祈禱能活下去”，顯現着多少無奈，多少凄涼。據史料記載，号為乞活的流民團體在10萬人左右，多為并州人，流散各處。在整個北方流民潮中，已故曆史學家周一良評價說“流民之中團結最堅、活動區域最廣、曆時最久”。
南渡之後的山西民戶，東晉政權設定了許多僑縣來安置，《晉書·地理志》中說，“以河東人南寓者，于漢武陵縣孱陵縣界上明地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谯、松滋、大戚八縣，并寄居焉”，“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為四縣，寄居蕪湖”。譚其骧先生曾統計過這些僑縣，計有十數個之多。
東晉政權 （以及之後的宋齊梁陳）本來就是在北方僑姓士族和南方土著士族共同支援下建立起來的，在這些僑姓士族中，太原王氏、河東衛氏、裴氏、中都（平遙）孫氏、祁縣溫氏、介休郭氏等屢世有人，在朝為第一等的重臣，在野為第一流的名士，著名人物如王家的王述、王坦之，衛氏的衛璪、衛玠，裴氏的裴頠、裴封之、孫氏的孫統、孫綽，溫氏的溫峤，郭氏的郭泰等等。
雖然在正史上，唯有士族的人才能留下名字，但不可忘記的是，沒有衆多普通的百姓默默耕耘，在魏晉之前被稱為蠻荒之地的江左之地就不會得到開發，也不會為以後成為中國魚米之倉奠定基礎。
基本上在同一時期，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定都于平城，即今大同市。為了控制這片廣袤的疆域，北魏統治者重要的舉措就是向大同地區移民。正史記載，“徙山東（河北地區）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更在曆次的對外戰争中捋掠人口，學者計算，這兩類移民總數當在百萬之上。如此衆多的人口充實到大同地區，很快讓北魏的國都成為一座雄城。不過，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時，率領文武官員及軍民百姓近百萬移往洛陽及河北其它地區，讓平城很快衰落下去。
突厥留下“河東九姓”
到隋唐時，中國曆史上一個漫長的分裂時期宣告結束，中原王朝的強盛，有效地消弭了邊患，在唐朝時，甚至讓北部、東北部的少數民族成為邊疆的保衛者。
既然當朝的統治者有四海一家的胸襟，那麼民族間的融合就更加深入廣泛。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的第三年，戶部上奏說，“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内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這一百二十多萬，自然不可能全在山西，但以山西的地理條件，勢必會接納許多。如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時，突厥首領阿布思率領九個部落南下，進入山西，轉變為“河東九姓”。
唐末五代：非典型“從龍”移民
唐末五代，天下動蕩，相對長安的飽受戰亂，山西地區尚算安定，是以官員百姓紛紛來此避難，所謂“衣冠多逃難汾、晉間”。
這一時期，山西也有向外移民的情況，但情況至為特殊。五代十國中後蜀的建立者孟知祥，原為後唐太原尹。後來出任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幾年後就在成都稱帝。他出征西川時，率領着許多山西籍官兵，這些人成了後蜀的中堅人物，他們的家眷親族也入川定居，成為山西移民史上非典型的“從龍”移民。
北宋：大批人遷往河南湖北
北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形成了和遼對峙的局面。在攻伐北漢前後，将大批山西民戶遷往河南、湖北等地，持續了二十多年，人口二十五萬以上，客觀上起到了恢複那些地區經濟的作用，但其主觀意圖，卻是為了削弱北漢政權，消弭反抗力量，河東地區，也是經年戰亂，并不具備大規模向外移民的條件，由此并州地區人口更加稀少，農業更加凋敝，百年後都沒能恢複到隋唐時的水準，也是後來北宋政權邊疆不穩的一個重要原因。權衡利弊，不得不說，曆來由官方主導下的移民運動，北宋政權的這一次，可算得不償失。
金元：北方遊牧民族又來了
金元時期，北方的遊牧民族又一次南下，但社會大動蕩之後，山西往往恢複較快，這是因為山西士民在北宋末、金末南逃之後，又呈現回流趨勢，學者安介生說，“（金末‘貞佑難渡’之後），大批山西平民并沒有迫切地外遷避禍，顯示出他們抵禦政治動亂的頑強精神與能力”。
明朝：政府主導大移民
元朝滅亡後，明政府為恢複全國的經濟社會，主導了又一次移民。這一次移民，在移民曆史上，人數最多，範圍最廣，次數最頻繁，種類最複雜，知名度也最高。因為出發及集散地有許多次是在臨汾市洪洞縣，是以“問我老家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成為現在大多數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句俗諺。
這次大移民，從明朝洪武年間一直持續到永樂年間，前期是為消弭内患而進行的軍事性移民，後期才是為消除地區間人口不平衡的墾荒性移民，其中亦有為避免元朝殘餘勢力與百姓勾連反抗，以及永樂年間将犯罪者及其家屬遷往人口稀少之處的流放性質的移民。後世學者統計，明初的大移民，持續半個多世紀，有史可考的大規模移民就有十七次，遷往河南、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十一省227個縣，人口在一百萬以上，截至如今，“洪洞大槐樹”移民後裔已在2億人以上，“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樹移民後裔”，并非是誇張之語。
明朝中葉，山西遭遇罕見自然災害，持續時間長，涉及範圍極廣，遍及晉南、晉東南、晉中以及晉北這些素來人口稠密的地方，農作物絕收，官府救災不力，由此出現了持續了幾十年的流民潮，人數保守估計也在數百萬左右。這些流民，方向大多是往湖北，史稱“荊襄流民”，明政府最開始采用驅趕回鄉政策，除了造成流民大量死亡之外，起不到任何作用，被迫寄籍安置。不過，事實上，明中葉以後，自然災害從未停止，流民潮當然綿延不絕，最終明王朝的滅亡，與流民有莫大的關系。
明清時期：出現商業性移民
在明清時期，随着晉商的興起，一種新的移民潮也出現了，那就是商業性移民。晉商的生意做到了南至福建台灣，北至外蒙俄羅斯，于是山西人的腳步也遍布了東亞東北亞。據統計，有清一代，出外經商謀生的山西人有1300萬人之巨，即使十分之一最終留在了外地，也是個龐大的數字。“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實在難留”的歌唱了一代又一代。因為這些商業移民的努力，創造了晉商的輝煌，同時因為減少了依賴于農業的人口，緩和了山西“地窄人稠”的沖突，是以，清代并沒有出現像明代那樣嚴重的流民問題。
來源：山西晚報
原标題：華夏幽幽五千載，九次山西移民史，天下遍是晉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