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靜爬到3米高的梯子上拍照
趙靜正清理陶罐
吳一丹在考古工地工作
趙靜和同僚們正在考古工地工作
清理
整理
探究
登記
荒僻的田野考古工地，見證着吳一丹、趙靜的青春
入列
黑棉襖、工裝褲、工裝靴……對于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吳一丹和趙靜來說，這就是她們倆冬天的“标配”了，“怎麼友善怎麼穿，怎麼暖和怎麼穿，以前我們還有白色衣服呢，後來發現工地上穿不了，一蹭就髒了，現在的衣服就是黑色為主。”
幾乎是從零開始
就踏踏實實往前走吧
吳一丹出生于1996年，無錫姑娘；趙靜出生于1995年，河南姑娘。因為懷揣着考古的夢想，她們來到揚州，成為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唯二”的兩名95後女考古隊員。
吳一丹2019年進入考古所，當年，這個無錫姑娘為了能進入夢寐以求的考古專業，踏上了前往河北求學的路途。從國中開始，吳一丹就有個“考古夢”，立志要當一名女考古學家。如今，她正在朝這個夢想一步步邁進，“我從大一就開始進工地考古了，因為學習是在北方，更多以北方的考古發現為範本進行學習，但是來揚州之後發現有很大的不一樣，幾乎是從零開始，就踏踏實實往前走吧。”
覺得自己“上當”了 但“我不後悔”
寒風凜冽，在距地表3米深的一個深坑中，趙靜正在清理一件陶罐，“冷，不僅地上溫度低，地下有水汽，也往上泛寒氣。”
畢業于山東大學的趙靜是在2020年進入考古所的，“報考考古專業之前，在我的印象中，考古應該都和媒體裡報道的那樣，有很多重大的發現、精美的器物，甚至想象中還有非常精巧的機關和恢宏的地宮，但是後來發現并不是這樣。”是以，在認清現實之後的一段時間裡，趙靜覺得自己是“上當”了，但她又說，“我不後悔，如果後悔的話，也不會繼續報考考古專業的研究所學生。”
田野考古全年無休，沒有周末和節假日可言，隻有“周末+大雨”的時候，是吳一丹和趙靜難得的休息日。單調、重複、枯燥的日常，被一個個驚喜的發現沖淡，兩個95後的姑娘收斂起了這個年紀本該肆意綻放的鋒芒，看書、跑步，偶爾的追劇，成為她們僅有的消遣。
2021年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兩個95後的姑娘，和無數前輩一樣，走上了訪古探根的路，青燈黃卷、一刷一鏟，她們正用年輕的雙手，拂去曆史的塵埃，用熱愛，奔赴向往的未來。
林倩雯 文
司新利 胡箭 攝
來源：揚州網
擴充:
她是揚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唯一女隊員
來源：揚州釋出 2017-01-18
王小迎（最右）在考古現場
講述人：王小迎
工作崗位：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目前唯一一名女考古隊員
難忘2016：确定蜀岡古城南城門遺址位置，找到蜀岡古城址的“北門”。
希望2017：揭開蜀岡古城南城門遺址全貌，一旦證明南城門确為三個門道，将說明當時的揚州确是一座都城級的城市。
我是西安人，2004年從西北大學考古學專業畢業後，滿懷對考古工作的一片熱忱以及對揚州文化遺産的敬畏，來到了陌生的古城揚州。時間過得真快，一晃都10多年了，我成了“新揚州人”，也深深感受到，揚州考古局面有了明顯好轉。201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揚州唐城考古工作隊，繼續對蜀岡古城址進行探秘，蜀岡古城南城門遺址位置終于被找到，可謂是去年揚州考古界的一項重大發現。
考古人接力探秘
找到蜀岡古城南城門遺址
看過《盜墓筆記》和《鬼吹燈》，你會覺得野外考古工作很刺激。其實，我們的工地基本上位于荒郊野外，風吹日曬雨淋是我們的工作常态，因為考古發掘工作是一項嚴謹細緻的活，是以，每一位考古人員還要有足夠的耐心與細心。特别是對于古遺址，作為一名考古人，我們要用眼睛搜尋着“藏”在考古工地上的每一件文物，用腳步丈量揚州城古遺址，更是需要收集、整理考古現場資料加以研究，甚至需要幾代考古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去年，蜀岡古城南城門遺址位置的确定，是一項重大發現，也是我們揚州唐城考古工作隊值得慶賀的一件大事。
在江蘇省考古學會2016年年會上，我們與同行分享了蜀岡古城南門遺址考古發掘的新收獲：“位于揚州市北郊蜀岡南緣，是隋江都宮城、唐代揚州子城、宋代堡城和寶祐城南面的正門，也是唐子城通過二十四橋中的下馬橋與羅城連接配接的重要城門，隋‘江都門’或‘行台門’、唐‘中書門’、楊吳‘天興門’或就在此處。從該城門位置來看，它應該是隋唐時期揚州城諸多城門中規格最高的一座城門。”
今年将繼續發掘
揭開蜀岡古城南城門的面紗
2017年的蜀岡古遺址考古發掘計劃已經排定，将繼續對蜀岡古城址的“北門”與南城門進行探秘，揭開它們的全貌。
在新的一年裡，我們要帶着疑問，以及多年來對揚州唐羅城、唐子城考古發掘中積累的經驗，探尋一個個曆史密碼，破解一個個疑問，随着考古發掘的繼續深入開展，隋江都宮城乃至整個蜀岡古城的面貌必将日益明朗清晰。
最讓我們期待的是，通過考古發掘，今年有望揭開蜀岡古城南城門的神秘面紗。
10多年變化不小
文物保護觀念逐漸深入人心
還記得剛來到揚州工作的時候，我們經常接到電話，然後急匆匆趕去建設工地，就像去“救火”，看到古遺址、古墓葬已經在施工中遭受無法挽回的破壞，我們真的是看在眼裡，痛在心裡。随即開展搶救性考古發掘工作時，我們考古部門還要與建設機關争取足夠的時間，有些施工機關為了經濟利益隻給有限的時間，是以，出現了邊施工邊考古的場景。
文物保護是經濟建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經過文物部門的多方努力，政府的支援，一些文物保護的法規條例陸續出台實施。經過幾年的運作，考古前置已經被土地運作機關所接受，現在，在土地出讓前先進行考古，我們有了充分的時間，暫時考古條件不成熟的，我們也可以将這塊區域保留下來，今後在适合的時候再進行考古，最大限度地尊重并守護好揚州的文化遺産，讓它們講好揚州的故事。
考古青年：人生的寶藏，就在考古的田野裡
來源：央廣網 釋出時間: 2020-12-21
他們的眼睛非同尋常——那是代表當今人類，看到先人遺存的第一雙眼睛。
他們很年輕，卻天天與人類社會最古老的事物打着交道。他們擁抱科技與時尚，卻心甘情願舍城市之繁華而取山野之寂寥。他們面對的是殘垣斷壁、磚石瓦礫，卻能從中解讀出無窮的奧妙。
他們是考古青年。别人眼中的“酷炫神秘”，他們早已習以為常。
“我們研究人類的過去，定位人類的現在，服務人類的将來。”考古青年這樣評價自己的事業。
背上行囊、走向田野，考古青年似乎離人群焦點有些遠，卻是離人類曆史本源最近的人。他們用雙腳丈量廣袤中國大地，用雙手拂去曆史塵埃，為滄海桑田撥雲見日，為往聖絕學承上啟下。
上下求索 考古青年的浪漫主義
談到與考古的結緣，考古青年們十分坦誠：有的是因為一顆好奇心，有的是因為機緣巧合。不論出于何種原因入了此門，選擇從事考古事業的他們，都将考古作為自己的一生所愛。
“我從小常在野外玩耍，喜歡無拘無束的感覺。當時志願裡和野外工作有關的除了地質就是考古，我報了考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王永強說，他對考古專業是“一見鐘情”。
在他看來，考古的神秘正是其美妙之處，激發着他的求知欲。一點點揭露未知文明，解開一道道謎題，成為他源源不斷的動力。2015年，他主持發掘新疆尼勒克縣吉仁台溝口遺址，找到了中國最早的用煤遺迹，将中國使用煤炭資源的曆史最少上推千年。“這種滿足是普通人無法體悟到的，跟小孩子得到一塊糖一樣，甚至比糖還甜。”
當然也有不少人是“誤入桃花源”——被調劑到考古專業，經曆了迷茫，最終對考古“日久生情”。“說實話，當初考古不是我的第一選擇。”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陳大海坦言，“可後來，一切積極因素在我求學和職業生涯中萌發。”
作為被調劑來的學生，陳大海慢慢體會到了這份“偶然”帶來的幸運。他大學就讀于南京大學，南京這座六朝古都的人文環境，讓他對考古産生了濃厚興趣。“考古透物見人，是穿越時空無聲的對話，這深深吸引着我。人類既對未來好奇，也對過往好奇，它是一種本能，而考古就是沿着人類的這一本能不斷往前追溯。”陳大海說。與考古相伴，這位來自農村的青年慢慢尋找到興趣、自信，乃至人生使命。畢業後，他留在了南京，14年間，始終奮戰在考古前線。
上下求索，這是考古青年的浪漫主義。在他們眼中，考古是一門“缺憾”的學科，收集古人留下的殘缺資訊碎片，複原曆史整體，如同管中窺豹，具有不确定性。想象與實證的互動，一次次重新整理着人類對自身的認知，也是追尋者的樂趣之源。
“收集實證、分析、得出結論，然後新證據出現，結論得到證明或被推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理教授鄧振華說，這一過程痛苦又甜蜜。
鄧振華的研究方向是植物考古，關注水稻的馴化史。此前，河南八裡崗遺址發現了當時最早的馴化稻證據，距今8500年。他曾認為，長江下遊水稻的馴化基因或許源自長江中遊。意外的是，近期他在與浙江義烏合作的一項研究中發現了距今9000年的馴化稻。這不僅暗示了長江下遊内部不同區域間水稻馴化過程的差異性和複雜性，也讓他不得不重新審視稻作農業起源的模式問題。
“結論被推翻，當然會有挫敗感，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好事，讓我們不斷修正結論。證明或推翻，不論是哪種結果，我們一直在前進。”鄧振華說，“對未知的推理，足以吸引一群人。”
躬身田野 性格裡都有泥土的芬芳
“我們的性格裡都有泥土的芬芳。”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敏這樣形容考古人。
田野發掘調查，是考古學最基礎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工作内容。一柄手鏟、一個背包、一本記錄冊、一方黃土，是他們的工作常态。考古界有一個基本共識：第一次下田野是考古學生的分水嶺，他們會在這裡決定離開，還是留下——離開是因為苦，留下是因為其心彌堅。
“田野工作有兩功，站功和蹲功。”張敏介紹，勞工去土時，得站在旁邊時刻盯着，一旦出現現象要立刻抓住；清理文物隻能用手鏟和刷子，太陽下一蹲大半天。更難忍的是野外危險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條件。田野不改其苦，他們不改其樂。
2012年，張敏在廣州南澳島的山林中做田野調查，傍晚時他迷路了。沒有手電，靠着對講機，他連滾帶爬走了4小時才走出山，衣服被剮爛，眼鏡也丢了。“我為什麼要來搞這個？”他不禁問自己。第二天，他“吃了點好的”，便忘了昨晚的恐懼，隻覺得調查“收獲頗豐”。
對田野經曆刻骨銘心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汪盈。一個北京姑娘，本碩學的是古建築，沒下過田野，這樣的她曾被人質疑“幹考古你不行”。
2009年，26歲的汪盈進入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第一次田野工作被派到河北贊皇參加南水北調工程搶救性發掘項目。那年正逢特大雪災，大雪封村，村裡沒有取暖設施，物資極其緊張，甚至連自來水都沒了。但考古隊的工作沒有停。
“有一天，我手上特别癢，整個手又紅又腫。我說怎麼冬天還有蚊子啊？”汪盈像講笑話一樣講着當時的情景：“同僚說，哪有什麼蚊子，這是凍瘡。”
這樣的苦“勸退”了很多人，但不包括汪盈。現在的汪盈已是考古領隊，長期在内蒙古赤峰遼上京遺址進行發掘工作，曾經質疑的聲音如今變成了鼓勵和肯定。她把田野看作考古的“生命線”，“隻有在田野中才能得真知”。
今年，在遼上京寺院遺址的發掘中，她和團隊發現了疊壓在同一夯土台基上的三次不同建築柱網磉墩遺迹。“金代對遼上京進行了大規模改建，是以遼上京始建時的樣子在地下。如果不親身參與到發掘工作中，是看不到這一層的。”汪盈說。“優秀的學者起于田野。做好田野基礎工作，研究才能做得紮實、走得長遠。”
接續文脈 在曆史坐标上鍛造中國氣派
公衆看待考古，往往帶有一層傳奇色彩的“濾鏡”。“考古就是挖寶”這一誤解曾風靡一時。
作為專業考古工作者，他們始終明白，考古的價值不在于挖到多精美輝煌的“寶貝”，而是發現珍貴的曆史線索、文化密碼。“重要的是資訊，而不是物品。”江蘇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朱曉汀說。
初入行的朱曉汀也曾有過“挖寶”心态。剛工作時，她覺得每次野外發掘就像“奪寶奇兵”一樣有趣。随着經曆豐富，她發現“挖寶”隻是少數時候的運氣，更多的是“啥也沒有，隻有沙子”。“原來，挖寶不是考古的目的。我們要避免抱着這樣功利的心态看待考古挖掘工作。有時即使是殘破的陶片，也是巨大的收獲。”她說。
在考古發掘中，出土精美的文物，每個考古青年或多或少都遇上過。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許志強對一次發現記憶猶新。2012年，他負責發掘的一座明代墓葬，出土了一件完整的青花梅瓶。梅瓶之精美讓許志強和同僚驚歎。
“看到梅瓶，大家都很興奮，但過後，依舊要回歸客觀理性。”許志強認為，文物作為研究對象，精美也好殘破也好，都是曆史文化的符号。“要克制自己對精美的執着，否則可能會走上歧途。”他嚴肅地說。
從事考古，他們對文物有着特殊情感，這種情感純粹而淡泊，與占有絲毫無關。他們更願意做一個守望者，站在曆史的坐标上守望文明。
而這一過程常常是在和時間賽跑。
張敏在工作中遇到過很多墓葬，一打開，發現裡面已經被盜空。沮喪的同時，更多的是惋惜。“如果它們能儲存完好，即使我不來發掘研究也行啊！”他感歎。
對于基層考古研究機關而言，很多考古工作往往是配合城市建設進行搶救發掘，時間有限，工作繁重。“這樣的工作是一次性的，沒法推倒重來，必須又快又精細，防止出現遺憾。”許志強說。
來自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的考古女孩顧寒梅形容考古發掘是“腦子始終在轉，手始終在動”。為防止出現遺憾，她不斷鍛煉着自己的思維能力和動手能力，不斷擴大視野，在實踐中完善知識體系。
他們奮力奔跑，隻因為這些是屬于全人類的文明記憶。解讀，并把文明傳承下去的使命擔在他們肩上。許多人為這份情感與責任，無言地付出着、堅守着。
長期在外考古，與家人聚少離多，注定是孤獨的修行。一位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報告的後記中寫道：“我不滿10歲的女兒承諾我在家連續住10天就給我發‘綠卡’，這張‘綠卡’我一直沒有得到。”
德不孤，必有鄰。令人欣慰的是，現在，他們有了越來越多的同道者。随着近年來考古學科與公衆的互動與日俱增，人們揭開了它神秘的面紗，了解了它的科學性和寶貴價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學習從事考古專業，文物保護也逐漸形成大衆共識。
“考古學關乎中國曆史，關乎文化自信。它是公益性的工作，更是名垂青史的事業。大力發展公衆考古，傳播傳承中華曆史文化，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陳大海說，“如果人生重來，我還會選擇考古。在這片廣闊的田野上，能夠尋找到詩和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