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之路——文物裡的中國通史》
中國國家博物館 編
朝華出版社
曆史拉近了 文物活絡了
俞偉超
人類曆史發展的軌迹具有某種同一性，但其發展速度在不同地區卻不平衡。就全球而言，中國曾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文化傳統又連綿數千年不斷，并以一種深邃而寬宏的氣質成為東方文明而與西方文明互相輝映。了解中國曆史的過程并釋其興盛、中衰、複興的奧秘，定将啟示今人選擇前進的合理途徑。正因如此，當今世界就愈來愈關注中國古今文化的發展規律。
冶鐵畫像石拓片
據古人類學的研究，二百數十萬年前的古猿已進化為能人；至距今200萬年以後，又進化為直立人；到一二十萬年以前，則出現了早期智人和現代智人，完成了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
據最新的遺傳基因研究，300多萬年前東非的阿法種南猿是人類的直系祖先。最遲在170萬年前，直立人的足迹已到達中國大陸。至智人階段，其分布已遍及中國大陸的大部分地區。
約在萬年以前，人類開始在西亞從以狩獵、采集為生的舊石器時代走向以原始的農業和畜養業為生的新石器時代，出現了定居的聚落并發明了陶器。中國則最遲在8000年以前亦進入這個階段。人口比之前迅速增加，并出現了氏族—部落的中心聚落。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以氏族對婚制為基礎的母系氏族制，此時達到繁榮階段。
夔鳳紋瓦當
人類約從5000年前起，在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兩河流域及埃及最早進入文明時代。中國此時亦出現了文明的曙光。在5000年前至4000年前，黃河、長江的中下遊等地，已陸續進入銅石并用時期；輪制陶器和玉器制作的發達，還有城市型聚落的紛紛形成，暗示着社會分工的擴大和專業性手工業的普遍存在；工程浩大的建築台基和大型祭祀場地以及有豐富随葬品的氏族貴族墓地的出現，标志着貧富分化已制度化，母系氏族制正轉變為父系氏族的家長制。
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各地的原始文化由于适應不同的環境，形成了六大主要的文化區。至文明時代來臨的前夜，杭州灣至太湖區域一帶的文化發展程度最高。
4000多年前的一場延續了若幹年的特大洪水摧垮了黃河、長江下遊最為發達的文化，于是，黃河中遊就最先進入文明時代。
公元前21世紀，在豫西、晉南之地，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夏及其後的商、周（西周）三代是中國的青銅時代。三代疆域的中心是在中原地區，但周圍的附庸國很多，尤其是西周王朝分封到各地的諸侯控制着華北平原直至長江中下遊的廣闊地帶，這就為中國能形成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文化傳統準備了重要的聚合條件。
在世界範圍内，三代的青銅文明極其輝煌，并獨具特色。其王位繼承從原先由氏族成員推舉的禅讓制，經兄終弟及制，轉變為嫡長繼嗣制。至西周，又形成了一套依血緣親疏分等級的宗法制和衣食住行皆要分明尊卑的禮儀制度。為服從這種制度，鑄造出了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銅禮樂器。它如同木建構築、居住制度和服飾、飲食、婚喪嫁娶等禮俗一樣，也成為一種中國特有的傳統，并對四周少數民族産生着愈來愈多的影響。這樣，中國剛剛進入文明時代，其文化便具有了能形成長期傳統和不斷擴大其影響範圍的基礎。
彩繪雁魚銅釭燈
中國在兩周之際，開始進入鐵器時代。新的銳利的工具促進了生産和商品貨币關系的發展。于是，至春秋中期以後，城市大量興起，金屬鑄币出現，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農村公社走向解體階段，逐漸出現了自由農民。當人們的思想開始從公社制度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後，哲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條件。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時形成的各家思想中，儒家學說影響力最大，并且在西漢中期後成為統治中國達2000年之久的正統思想。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
公元前221年，由隴東至關中發展起來的秦國在秦始皇時期滅掉了其他的諸侯國，在中國曆史上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國家。秦始皇在全國設立郡縣制，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築長城，修馳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确立了中國能長期統一的基礎。這個基礎，至數十年以後的漢武帝時又得到進一步鞏固。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特點的、有别于西方文化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在此時被定為官學傳布。
與村社解體同步出現的土地私有制，秦漢時已由官府确認，大土地所有制便迅速發展起來。從東漢到隋唐，世代相襲的門閥大族控制着大批部曲，以徭役勞動為主的大莊園逐漸成為社會最重要的經濟基礎。自由農民的破産是其轉化為依附農民的前提條件，這就激發起規模空前的漢末黃巾大起義，并摧垮了東漢王朝。在此機緣下，四周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北邊的遊牧民族，或紛紛進入中原，或就地建立自己的王朝，出現了曆時300餘年的政權分立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但漢族與許多少數民族卻大大加快了融合的速度，并且與四鄰國家，尤其是與中亞、西亞的文化空前交融，為隋唐時期疆域的擴大和文化藝術的繁榮增添了重要因素。
隋、唐兩代南北重新統一，并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國家，對四鄰國家的影響亦随之增大。西漢開通的絲綢之路到唐代更為暢通，東西方進行着空前繁忙的經濟文化交流，其起點長安、洛陽兩京亦成為當時人口最多、最為繁華的國際性大都市。
唐代社會仍以莊園經濟為基礎，繼續實行北朝以來的均田制和百姓要向國家繳納糧食、布帛及服徭役的租庸調制。但分成收租的租佃制在向前發展，至中晚唐時漸占重要位置；租庸調制亦被以土地、資産為标準的分夏秋兩次繳納的兩稅法代替。社會又前進了一步。
彩繪兵馬俑
中晚唐時，藩鎮割據局面嚴重，再經唐末黃巢起義的打擊，唐王朝的統治局面已趨崩潰，接着便是六七十年分裂的五代十國時期，随後則是遼、西夏與北宋的并立及金與南宋的并立。12世紀末，大漠以北的蒙古族興盛起來，并在公元1271年建立元朝，公元1279年滅南宋，再次統一了全國。
兩宋時期盡管民族沖突尖銳，戰争頻繁，但農民對地主的依附關系已比過去特别是比盛唐以前大為減弱，租佃制已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态。再加上耕地面積增長，農業生産與商品經濟皆有新發展，出現了紙币，城市亦由封閉的裡坊制轉變為店鋪與宅第沿街巷而列的開放形态。這些為市民階層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擴大了疆域，增進了國内的民族融合及中外文化交流，但民族沖突與階級沖突交織，武力強盛的元朝隻存在了90年左右便被明朝取代。
中國在長期的封建時期，各王朝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制，至明代更将其推到頂峰。在北宋時，已把軍權、官吏任免權和财權都收歸皇帝掌握，明代更罷去丞相，從中央到地方，對民政、軍事和司法都實行絕對皇權。封建的政治制度已發展到極限。
但在經濟形态中，明中葉後，紡織、制瓷、冶煉等行業中分工更細，長江三角洲的蘇州、松江等地甚至出現了計日付資的雇傭工匠和以原料換産品的包買商。資本主義萌芽在那一帶已經出現了。對農民實行一條鞭法的賦役制度，即各項賦稅統一折合為銀兩，按各戶所占田畝數量來征收。這既減輕了貧苦農民的負擔，又有利于商品貨币經濟的發展。
明代晚期政治極度黑暗，到處發生民變，陝北爆發的李自成起義推翻了明朝。這時期東北的滿族正好發達起來，并于公元1616年建立後金政權，公元1636年改國号為清，又在公元1644年明亡後乘機入關，鎮壓各地的抗清力量，鞏固了清朝的統治，并用100多年的時間，把疆域擴大到東至鄂霍次克海和庫頁島，西抵巴爾喀什湖和蔥嶺，北達漠北和外興安嶺，南到南海的東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等島嶼。
清朝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17世紀後半葉至18世紀，清王朝最為強盛。清朝在中國實行的二百六七十年統治中，大大密切了漢族與滿、蒙、回、藏、維吾爾等數十個少數民族的關系，進一步鞏固了國家的統一。清朝前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作坊和手工工場也比過去增多。但封建制度已走到了盡端，社會要取得進步，必須改變社會制度。
而當時，西方的資本主義正在迅速發展，把中國當作尋求市場和原料産地的對象。1840年，英國首先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争。以後，英、法、俄、日、美、德、意、奧等國又紛紛侵入中國，割占大片領土，設立許多租界地。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陷入了嚴重的民族危機之中。
但這也大大刺激了中國各民族反抗列強、改變封建制度的意識。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提出了遠比過去徹底的農民革命綱領。19世紀後葉，近代工業和科學技術開始在中國産生，民族資本主義的工商業亦在興起，西方的資本主義思想得到了傳布，出現了維新思想，資産階級維新派發動了準備實行君主立憲制的百日維新運動——戊戌變法。
但一切農民起義和改良運動皆告失敗，終于促使人們覺醒，出現了主張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國的資産階級革命團體。1894年，孫中山首先在檀香山的華僑中成立興中會。此後，各地又紛紛成立類似的團體。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統一了各革命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同盟會連年發動武裝起義，最後，1911年10月的武昌起義，終于推翻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使中國曆史進入了全新的階段。
曆史前進的方向是由許多複雜因素決定的。但回顧中國曆史的已往過程，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的共同體，具有深邃的智慧、強大的凝聚力和汲取其他民族優點的勇氣，盡管遇到過若幹次的挫折、傷痛甚至迷惘，終是會複蘇過來而再度興旺發達。
如果看到了中國曆史的這些特點，無疑将尊重和愛護這些特點，使其成為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
（作者系原中國曆史博物館館長，本文系作者為《華夏之路》一書出版撰寫的序，題目為編者所加）
盡覽華夏文明風采
韓建業
六冊《華夏之路—文物裡的中國通史》就擺放在我的案頭，一頁頁輕輕揭起，就仿佛徜徉在一條悠遠漫長且從未間斷的華夏文明之路上。這套由朝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普及性圖冊，以國家博物館的通史陳列為基礎，把中華大地上“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以考古證史、文物說史的方式集中呈現在讀者面前。論圖檔之美觀，解說之精彩，編排之活潑，印刷之精美，近年出版的文物考古圖冊類圖書鮮有可與其媲美者。但這套書最大的亮點尚不止此，更在于其中囊括了大量國博館藏珍貴文物，唯有這些如珠如玉的珍貴文物串聯起來的曆史，才更能彰顯華夏文明的燦爛輝煌。
中國有一百多萬年的人類發展史。該書收錄的元謀人、北京人、金牛山人、山頂洞人等的牙齒、頭骨、石器、裝飾品等，正是中華大地上早期人類和“現代人”活動的見證。
中國有兩萬年的陶器制造史。該書收錄的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出土的繩紋陶罐，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是因炊煮食物的需要而發明，可見華夏先民“以食為天”的觀念由來已久。
人面魚紋彩陶盆
中國有上萬年的農業發展史。該書收錄的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夾雜炭化稻殼稻谷的陶器，河南郏縣水泉遺址的鋸齒形石鐮，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的骨耜，所承載的“南稻北粟”農業史已有八九千年。近年還在南北方又發現距今一萬年以前的水稻和黍、粟作物栽培證據。
中國有8000多年文明起源史。該書收錄的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的四足石磨盤，費時費力琢磨出并無多大實用功能的四足，透射出裴李崗社會的不凡氣質。後來在舞陽賈湖等遺址發現的含石子帶字元龜甲、“規矩”形骨器、骨律管（骨笛），以及排列整齊的“族葬”墓地等，顯示裴李崗時代已出現八卦數蔔、觀象授時、敬天法祖等華夏文明的核心要素，已進入華夏文明起源的第一階段。距今7000年進入仰韶文化前期，文明因素持續積澱，該書收錄的陝西寶雞北首嶺遺址的小口尖底瓶、小口細頸壺、船形壺等，裝飾黑彩，罕見珍貴，蘇秉琦認為這類器物屬于祭祀用的酒器性質。該書收錄的西安半坡遺址彩陶盆上面的人面魚紋和魚紋，描繪的可能是魚龍類的祭祀崇拜對象。該書收錄的北首嶺遺址的尖底彩陶罐，以其代替人頭入葬，上繪“山”形等字元，也當有原始宗教深意。此外，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的象牙鳥形器、骨哨，沈陽新樂遺址的煤精制品等，也都是那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品。
綠底粉彩花卉紋多穆壺
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和社會的複雜化可追溯到6000年前。該書收錄的河南汝州閻村遺址的“鹳魚石斧圖”，所繪“石斧”裝飾講究，當為象征軍權的“钺”。正如嚴文明所說，這是一幅描繪鳥部族戰勝魚部族的紀念碑性圖畫。我們甚至認為，這有可能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人群一度戰勝半坡類型人群的真實反映，其重要性可以和象征上下埃及統一的納爾邁調色闆相提并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一個流行魚，一個鳥最多，魚（龍）、鳥（鳳）應當分别是他們所對應部族的崇拜對象。該書收錄的陝西渭南華州太平村所出鷹形陶鼎，其神駿姿态俨然就是充滿活力的廟底溝類型人群的寫照。距今6000年左右，晉、陝、豫交界地帶的廟底溝類型對外迅猛擴張影響，使得整個仰韶文化的面貌空前統一，對周邊地區也産生很大影響，使得中國大部地區文化交融聯系為一個文化共同體，“早期中國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國”誕生。廟底溝類型出現幾十、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數百平方米的宮殿式建築、大型墓葬，表明社會開始了複雜化程序，進入華夏文明起源的第二階段。在其帶動之下，周圍地區也陸續開始了文明化程序。
中國有5000多年的文明形成史。甘肅慶陽南佐600萬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大型環壕聚落、大型夯土祭台、大型宮殿式建築，浙江餘杭良渚600萬平方米的良渚文化古城、大型水利設施、豪華墓葬，分别為黃土高原和長江下遊地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或者文明社會的明證。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其他地區此時也都已經進入或者即将進入文明社會，當時是一個“古國”林立的時代。該書所收良渚等遺址的璧、琮、钺、三叉形器、冠形器等精美玉器，以及黑陶尊（壺），有的上面還帶有神龍徽記，既展現良渚玉器、陶器等制作的專業化，也是良渚複雜意識形态的反映，其中的璧和琮被認為是祭祀天、地的禮器。良渚的繁榮建立在發達稻作農業的基礎上，良渚已有中國最早的犁耕，該書所收石破土器，或為組合式石犁的一部分。書中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的白陶鬶、黑陶杯、黑陶帶蓋罐（罍）、彩陶背壺、刻字元陶尊、玉钺、象牙梳等，品質高貴，基本都是大型墓葬的随葬品；紅山文化的龍形、斜口筒形的玉器，以及彩陶器、女性雕像，意蘊深遠，主要見于牛河梁等大型祭祀遺址的大墓當中；這些反映出黃河下遊和西遼河流域較高的文明化程度。此外，淮陽平糧台遺址的陶排水管道，石家河遺址的動物形小陶塑，則是中原和江漢地區龍山時代城邑發展、祭祀活動盛行的證據。
華夏文明是有中心的多元一體結構。該書也收錄了不少周圍地區文物，既展現出自身特色，也反映和黃河、長江中下遊地區的有機聯系。仰韶文化發展到甘肅西部、青海東部和四川西北部以後，地方特色增強而形成馬家窯文化，該書收錄了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最為精彩的渦紋罐，半山類型的渦紋、鋸齒紋陶罐，以及馬廠類型獨一無二的裸體雙性浮雕彩繪壺。其他如西藏昌都卡若遺址的陶罐，顯示源自仰韶—馬家窯文化的人群早在5000年前就登上青藏高原定居的事實。福建閩侯昙石山遺址的陶釜為東南沿海地方特色，而石钺則為長江下遊文化因素。
華夏文明從來就不是封閉的，距今5000多年就開始了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該書所收甘肅東鄉林家的馬家窯類型青銅刀，為中國最早的青銅器，可能受到過西方更早的青銅器技術的啟發。青海大通上孫家寨馬家窯類型的舞蹈紋彩陶盆，也可能受到過西方舞蹈藝術題材的影響。此時在甘肅天水等地還出現了源自西方的綿羊和黃牛。源自中國的粟、黍和中國風格的彩陶也逐漸向西傳播。我們曾将絲綢之路前早就存在的中西交流通道稱為“彩陶之路”。
以上僅是對第一冊内容的簡單回顧。之後各冊，從夏商周“王國”時代，到秦漢以後各個皇朝時期，文物精品琳琅滿目、異彩紛呈，層次遞進地展現出華夏文明連續發展、多元一統、開放包容之特征。一書在手，就可以在藝術享受中盡攬華夏文明風采。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認識和傳承我們的文明
董琦
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寫的新版《華夏之路——文物裡的中國通史》一套六卷本，近日由中國外文局所屬朝華出版社出版。該書主要基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陳列”的前身——中國曆史博物館的“中國通史陳列”。
“中國通史陳列”于1959年10月2日起公開預展，在幾十年中經曆多次修改。1988年，時任中國曆史博物館館長、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啟動并主持了“中國通史陳列”的大規模修改工作。為充實引進新的展品，俞先生在原文化部尤其是國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援下，組織進行了全國範圍内的文物選調工作，在三年多時間裡，風塵仆仆地跑遍了全國各地的考古所和博物館，近千件當時新出土的珍貴文物得以充實到“中國通史陳列”之中。這一版陳列形式和内容上的突破均是空前的，成為展示中華文明的殿堂，赢得了專家和觀衆的一緻贊譽。
《永樂大典》
與此同時，配合這版陳列而編寫的《華夏之路》一套四卷本，于1997年由朝華出版社以中、英、法、德、日五個文版出版。中文版很快在國内售罄，外文版也成為國家文化外交中重要的禮品，被收藏于許多國外的文化機構中。
老版《華夏之路》圖文内容的全面性、權威性和高超的藝術性，讓人記憶猶新。此次修訂再版更是應時而動，精益求精，具有非凡的社會意義與學術價值。
第一，它是國家曆史意識的傳承和實踐。
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從“中國通史陳列”到“古代中國陳列”，每個階段都展現了國家博物館實際上在國家層面對曆史見證物的掌控，持續建構中華文明發展的物化體系。
基于陳列，新版《華夏之路》精選了自新石器時代至1911年的一千多件文物，更新了相關最新資訊資料，系統、專業地展現了文物曆史價值和藝術之美，中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清晰生動地呈現在我們眼前。有别于陳列，《華夏之路》兩千多幅精美圖檔多角度靈活組合，展示了現場參觀時難以看到的諸多細節，讓人震撼不已；三十多萬文字階梯式講述了中華文明發展各個階段特點和代表性文物的生命特征，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甚至是人們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和日常交往等等，于是曆史拉近了，文物活起來了。是以，再版圖書與陳列與時俱進，相得益彰，建構了一座國家級的紙上中華文明博物館。
雲紋瓦當
第二，它是當代曆史意識的反映和呈現。
中國國家博物館組織大批專家學者修訂《華夏之路》，朝華出版社耗時兩年多重新編譯制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初衷就是在于借此厘清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和取得的重要成就，揭示中華文明的優秀特質，以史為鑒，增強我們的讀者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自信，開創未來，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為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不斷奮鬥。
第三，它是文化主體意識深層次的覺醒與表達。
我們必需的中華文化主體意識，基于傳統，跨越時空，融通中外，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自覺從容地面對外來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鋒。《華夏之路》充分展示了中華文明的重要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用了相當的圖文篇幅展現與其他國家和民族之間在各個曆史階段的對話交往成果。
綜上所述，這套新版的《華夏之路》既是向老一輩學者緻敬，更是進一步引領廣大讀者認識中華文明，走進中華優秀文化，進而去體會它們與現代之間的關系，進而更好地迎接未來。該書立此存照，緻敬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之路，實為一份珍貴的曆史文獻。
（作者系中國國家博物館原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