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衆多中原王朝，都有一個共同的發展模式，即由弱到強，再進入極盛時期，最後由強變弱，直至最後衰亡。還有一個特點，也很常見，很多王朝即使在全盛時期，也會遭遇突如其來的變故。比如西漢開國之初，劉邦曾經遭遇白馬之圍，差點讓匈奴活捉。唐朝開國之初，曾經遭遇突厥進逼長安的“渭水之恥”，唐玄宗天寶年間遭遇“安史之亂”危機，宋朝開國之初，遭遇“澶淵之盟”的緊急時刻。
清朝入主中原後，也沒有逃出這個怪圈。清朝于順治元年大舉入關，當時面臨局面很不樂觀。中原大地，曆經二十餘年的明末農民戰争，李自成和張獻忠的義軍與崇祯的官軍，你打過來我打過去，激烈交鋒數十年，早已江山殘破，民力凋殘，千瘡百孔，是個名副其實的爛攤子。
不僅如此，崇祯皇帝雖然已經死去，前明的大量軍隊卻依然存留下來，僅僅江淮地區的“江北四鎮”，劉良佐、黃得功、左良玉、高傑四個大将，掌控的兵力不下二十萬，已經超過了清朝八旗兵的總數。原先李自成的大順軍和張獻忠的大西軍，經過短暫的恐慌後，都已經重整旗鼓，合計兵力将近三十餘萬。在明朝國破家亡之際，他們停止了激烈内鬥，對新生的大清王朝虎視眈眈，給清朝造成嚴峻威脅，能否擊敗這些強敵，在中原站穩腳跟，還是個未知數。
順治皇帝二十餘年的苦心經營沒有白費。到康熙皇帝登基初期，天下形勢大定，各路反清勢力降的降敗的敗，反清浪潮趨于平息，久違的太平盛世已經初露端倪。就在年輕的康熙皇帝準備撸起袖子大幹一番時，一個更大的危機已在悄然醞釀之中。康熙皇帝做夢也不會料到，祖宗的百戰江山，差點在他手裡被毀掉。
清朝入關之初，由于兵力捉襟見肘，面對内地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廣闊疆域，無論如何也不敷使用，不得不大批量借助前明的降兵降将。這些前明武将，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背叛了自己的祖國，甘心充當清朝的馬前卒，為清朝開疆辟土，南征百戰，打下了萬裡江山。清朝皇帝對這些鷹犬也非常賞識，為了讓他們感恩戴德出死力，非常大方地封賞了一大批王侯級别的武将，如平西王吳三桂、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等人，讓他們建牙開府，坐鎮一方，世代王侯。
然而“狡兔死走狗烹”的規律，到了清朝依然不過時。戰争年代，清朝皇帝對他們愛如珍寶，一到和平年代，這些人坐擁重兵，稱霸一方，更為關鍵的是他們都不
是清朝的嫡系人馬，不免讓康熙皇帝惴惴不安，雙方開始互相猜疑，彼此防範，藩王們怕清朝卸磨殺驢，清朝怕藩王們興兵作亂，沖突逐漸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康熙十二年春，19歲的康熙年輕氣盛，悍然下達了撤藩的诏令，強逼吳三桂等人交出兵權，回老家養老。吳三桂惱羞成怒，自己拼着老臉不要，拼着背上千秋萬代罵名，為清朝賣命，卻落得這樣一個下場，一氣之下起兵造反，掀開了“三藩之亂”的大幕。
吳三桂此時起兵，有極大的把握成功。一是因為清朝嫡系部隊八旗鐵騎，入關後迅速堕落腐化，戰鬥力一落千丈，對吳三桂構不成多大威脅。二是因為清朝入關時間有限，百姓對清朝野蠻的跑馬圈地、歧視中原人等不合時宜的國策心懷不滿，對故國明朝思念之心日益強烈，使得吳三桂的造反深得人心，具有良好的“群衆”基礎。
吳三桂起兵之初，局面一片大好。吳三桂兵鋒所指，所向披靡，清朝地方守軍根本不是他的對手。很多州縣甚至隻需吳三桂的一紙檄文，就可“傳檄而定”，清朝委任的大批官吏，都毫不猶豫投降了吳三桂。投降人數之多，所占比例之大，在清朝曆史上絕無僅有，清朝在中原的統治，面臨全面崩潰的處境，清朝來到了一個最為危的曆史時刻，康熙皇帝一度都已陷入絕望。
三藩之亂後，清朝對全國官吏進行了一次大考察。結果結果令人驚愕，“一時封疆大吏，守節無虧者僅二三人而已”。《康熙起居注》記載，在三藩之亂中失職的各省官吏大臣，總數多達783人，其中投降叛軍的“從賊”人員多達522人，“陷賊之員，偷生者多，盡節者少”，清朝的地方統治機構幾乎全面瓦解。康熙心有餘悸地說，“倘再延數年，将若之何？”“三逆之事，非終身可忘者”。絕望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由于吳三桂的保守，一心隻想劃江而治搞南北朝，勢如破竹打到長江邊上，進攻卻戛然而止，結果被康熙抓住時機，調兵遣将，對叛軍采取武力征伐與分化瓦解相結合的手段，吳三桂的“三藩之亂”最終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