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并不是我國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在其存續的320年問，北部和西部先後有契丹族建立的遼國、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國、女真族建立的金國，以及後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等政權，與之先後對峙共存。遼、金統治者常稱宋為“南朝”，而宋則稱它們為“北朝”，可以說，這是中國曆史上又一個南北分裂的時期。元朝人在編寫前代曆史時，《宋史》、《遼史》、《金史)三部正史并列，這基本上反映出了當時中國境内的實際情況。
在以往許多史家的筆下，宋朝是一個糟糕透頂的朝代，它往往與秦朝并稱，曰“孤秦陋宋”。有宋一朝之是以會頗受鄙薄或非議，主要有兩點：一是軍事上的孱弱無力，在外族的入侵面前屢戰屢敗，北宋、南宋均亡于外族之手；二是政治上的因循苟且，“冗兵、冗官、冗費”，而稍有點作為的政治改革，結果都歸于失敗。造成以上情形的原因，當然可以找出不少，但主要的卻是與宋初最高統治者的立國政策密不可分。
當是趙匡胤面臨的局勢，後周所統轄的境土十分狹小，在其北方，不但有強大的契丹(遼)虎視眈眈地觊觎着“南朝”，在太原一帶還有一個在契丹卵翼之下的北漢政權；在長江上下遊及其附近地區，則有四川的後蜀、江陵的南平、湖南的楚、杭州的吳越、金陵的南唐，還有廣東的南漢、福建的閩。這些割據政權，可以說是中唐以來藩鎮割據局面的延續。
對内而言，趙匡胤奪取後周天下之時，所接收的實際上也隻是一個爛攤子，即使不算那些懷有二心的原後周節度使，如李筠、李重進之流。就這個政權本身來說，它所承繼的是五個短命的王朝。在短短的53年時間裡，朝代如同走馬燈似的更替了五個，而皇位也像輪流坐莊一樣換了八個姓氏。這種格局之是以愈演愈烈，無不與手握重兵的地方藩鎮(節度使)的内部篡奪相關。是以，宋太祖登基之後，一方面，積極籌劃南征北戰的統一大業；另一方面，則必須時時處心積慮地思考，如何才能消除以往那種惡性循環的政治局面，徹底解決這個關乎趙宋王朝長治久安的大問題。
在對外統一方面，趙匡胤還是比較成功的。他根據當時所面臨的實際形勢，制定了“先易後難”、“先南後北”的基本方針。他花了13年的時間，解決了南方的9個割據政權。他的弟弟——即位的宋太宗趙光義，又花了3年的時間，滅掉了北漢。到公元979年，除了被後晉割給契丹(遼)的燕雲十六州還在遼王朝的控制之下，邊疆地區還有西北的高昌、龜茲，西南的大理、吐蕃等之外，原來的“五代十國”已全部歸并到了惟一的中原王朝——宋朝的版圖之中。由此，自唐代“安史之亂”以來，中國内地延續了二百餘年之久的割據狀态得以結束，重新出現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
在對内根除篡奪權位方面，趙匡胤做得也相當成功。即位後不久，他就相繼解除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統領禁軍的兵權，讓其出為地方節度使。從公元963年起，趙匡胤開始用文臣來管州事。對原後周擁兵的異姓王和帶相印的大藩數十人，趙匡胤或借故把他們調遷，或遙領他職，或在他們死後不再讓其子孫襲職。并且，逐漸任命新的文臣來替代舊的武将。統一各國後，太宗趙光義繼續以文臣換充武将，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領兵或充監軍，以挾制将帥。在收繳武将兵權的同時，宋初皇帝又對兵制進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對禁軍采取了汰老弱、充精壯的強化措施，這既強化了中央禁軍，又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第二，對禁軍實行“内外相制”，即一半兵力駐紮在京師，另一半分駐各軍事要地；用京師的禁軍足以對付分駐各地的禁軍，調集各地的禁軍則又能抗衡京師禁軍。
第三，設定“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探使”和“馬軍都指揮使”，三官合稱“三帥”。他們隻分别負責部分禁軍的管理和訓練，無權調遣所部禁軍。禁軍的調遣權名義上歸樞密院管，而樞密院作為最高軍事機關，直接向皇帝負責，是以實際上隻有皇帝一人可以調遣禁軍。如果禁軍外出作戰，就由皇帝臨時派遣将領作為統帥，并且由皇帝親自制定作戰的方案，有時甚至還會直接授予作戰的“陣圖”，帶兵将領不得随意更改，而不管這個“陣圖“是否符合當時戰場上的實際情況。
第四，禁軍将領由朝廷直接任命，經常被調任，每有戰事統兵将領是臨時委派的。另外還定出“更戍法”，把禁軍派往外地，每三年一輪換。造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将不識兵，兵不識将”，“不使上下人情習熟”，不讓将領與士兵建立起牢固的感情。
第五，把對地方軍——廂軍、鄉兵和番兵的指揮權收歸各州，節度使成為無權的虛銜。這樣的軍事體制，使禁軍将領和地方藩鎮都無力發動“黃袍加身”的兵變。
武将這個最兢手的難題解決了，接下來要解決的是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體制問題。宋初最高統治者采取的措施是：
一是分散文臣之首宰相的權力。宋代的最高行政機構是“中書門下”，首腦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簡稱“同平章事”。其副手稱“參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在編制上，宰相沒有定員，一般都有好幾個人。宰相的權限僅限于管行政事務。最高軍事機構是“樞密院”，首腦為“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其副手稱“摳密副使”。樞密院掌管軍事政令，調動軍隊。宰相與樞密使，一文一武，互不通氣，分别對皇帝負責。地位僅次于這兩者的是“三司”，掌管國家的财政。其最高長官是“三司使”，由于其地位特殊，是以又被人習稱為“計相”。
二是強化對官吏的監督。宋代的中央監察機構，有職責完全相同、卻分别獨立的兩個：一為“禦史台”；一為“谏院”。其職責就是糾察、彈劾包括宰相、樞密使、三司使在内的各級官員。皇帝還特許這兩個獨立的監察機構的官員可以“風聞言事”，即使檢舉錯了也不受什麼大的處罰。
三是以“内制”限制“外制”。宋代還繼承了唐代皇帝培養扶植體制外勢力的一些做法，如選一部分翰林學士作為顧問參與決策，稱作“内制”。“内制”經常繞過外面的政府機構，以突如其來的方式宣布某些措施或任命等，目的無非在于制約作為正常政府機構的外朝。
四是強化對地方的控制。在地方官設定上，同樣是圍繞着加強中央集權這個基本原則展開的。以設立大行政區“路”取代唐代以來節度使兼轄支郡的舊制。下面分設轉運使司、提點刑獄司、安撫使司，後來又加設了提舉常平司。地方諸司的職權完全分立，彼此起到制約的作用。此外，漕司、憲司、倉司又有監察州縣地方官的職責。地方實質性行政機構是州(府、軍、監)、縣兩級制。州、縣的長官由中央任命，稱之為“知某州事”、“知某縣事”，當地人不能在當地任官，地方官一般三年一換。在各州還設定了“通判宮”，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有權與知州共同處理州事，并監督知州的行動，直接向朝廷方面報告情況，各州的公文必須要有知州和通判的聯合署名，方能生效。
五是創設極其複雜的官制系統。宋代的官制系統是“名”與“實”相分、“職”與“權”相分的，有“官”、“職”、“差遣”之别。“差遣”是真正意義上的職務，但在性質上又屬于臨時的，是以稱之為“知……”、“判……”、“權……“，意即可以随時調換。
總之，宋初的皇帝為了不讓初建的王朝重蹈五代覆轍，為了確定自己的趙姓江山能長久存在下去，是以就“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王夫之語)，多管齊下，“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語)。其結果：“君弱臣強”、“外(地方)重内(中央)輕”的弊病及兵将聯手兵變的危險是被消除了，但代價是大大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這成為以後宋朝對遼、對西夏、對金及對蒙古的戰争屢戰屢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化，一切權力都集中到了皇帝個人的手中，但同時也形成了名實分離、疊床架屋，濫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龐大的冗官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