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水浒傳》成書于元末明初，但裡面收錄的宋代風土民情，大幅還原了真實的宋朝社會風貌。在小說中，我們看到不論是達官顯貴還是草根百姓均無酒不歡，宋人愛酒的習氣躍然于紙上。宋代，無疑是一個酒文化繁榮的王朝。
是以，對于一名資深酒客而言，宋朝無疑是最美好的時代。
在宋朝，老百姓喝到的酒水品質相較于隋唐、五代時期已有了顯著提高，酒水的品種也五花八門。在《清明上河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汴梁城裡酒家林立，每隔幾間房屋便會出現一座酒樓或酒家，顯貴人物或平民百姓在其中推杯換盞，好不熱鬧。
《東京夢華錄》中，同樣有“在京正店七十二戶”的說法。這裡的“七十二戶正店”，指的是官方開設的官酒庫或大商人承辦的酒業，私人承包的酒家顯然要多于這個數字。大型城鎮酒店林立，小鄉鎮的酒家亦不甘示弱。
《酒市二首》有雲：
“聞說崇安市，家家曲米春。
樓頭邀上客，花底覓南鄰。
讵有當垆子，應無折券人。
勸君渾莫問，一酌便還醇。”
不隻是小型城鎮，在人口數量較稀疏的鄉村，亦有小酒家。
就像辛棄疾《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中說的那樣：
“陌上柔條初破芽。東鄰蠶種已生些。
平岡細草鳴黃犢，斜日寒林點暮鴉。
山遠近，路橫斜。青旗沽酒有人家。
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荠菜花。”
不止是酒樓的數量，宋代的文學創作中，同樣展現了繁盛的酒文化。宋代文人對酒的熱愛，恐怕隻有唐代文豪能與之比肩。
宋詞中的“酒”，是比“風花雪月”出現頻率還高的熱門元素。
據粗略統計，宋詞中收錄的名酒，足有五六十種之多。今天的五糧液、西鳳酒、汾酒、董酒、紹興酒等名酒，亦出現于宋代酒詩中。
除此之外，宋代的一些名酒的釀酒工藝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水準，在未來的千百年裡釀酒工藝幾乎未出現變動，至今我們喝到的一些名酒仍沿用了宋代的完善工藝。
在前文中提到的《水浒傳》裡，總共出現了六百多次大小酒席，既有廳堂中的觥籌交錯，又有小酒家裡的推杯換盞，向後人呈現了一幅豐富的酒國風貌。
都說宋人擅長做生意，其實，這種潛質實屬上行下效，因為宋朝最大的經商者就是朝廷。宋代傳承了漢武帝時期的榷酒制，并将這項制度貫徹始終。
所謂“榷酒制”，說的就是由官方專營酒水的制度。
趙匡胤統一天下後，于建隆二年頒布法令，由朝廷統一管理酒與酒曲。宋太宗時期，正式确立了榷酒制。宋真宗景德四年，榷酒制得以在全國範圍全面施行。
說到這，很多朋友都會費解，前文中筆者不是說除了“正店”之外，汴梁還有不少私人性質的酒家嗎？他們既非國營，豈不違背了朝廷的“榷酒制”？
實際上，這些私人性質的酒家，都是“腳店”，這些店家沒有資質自行釀酒，所有酒水都是從官方管道批發的，是以，并不違背“榷酒制”。
榷酒制得以推行後，朝廷對私酒的管制相當嚴格。
除了首都之外，所有城市的酒水都是由官府統一釀造并統一發售的，一切酒坊、酒庫都由地方官府和軍隊聯合經營，也有部分酒坊被官府承包給民間商人。官府釀造的每一缸酒，都要在某一片銷售區域内售賣，不得越界串貨。如果當時有老百姓釀造私酒，将會遭到官府的法辦。
為了規範全國的酒水銷售管道，宋廷成立了“酒務”這一機構，管轄全國各州縣酒水的釀造、販賣等一應事宜。由于“酒務”成立之初，相關人員對此并無經驗，是以官營酒廠中貪腐現象頻發。為了杜絕這種現象，宋太宗出台了“買撲制”，将官營酒廠承包給有一定資本的商人。這種承包并不是将官營轉為私營，酒商每年都要向朝廷繳納一定數量的錢物，且酒廠的一應事宜都要受到政府部門的監管。
随着“榷酒制”的施行深入民間，這項制度也變得越來越完善。
在“榷曲區”，承包了官方酒廠的商人需向酒務采辦酒曲，使用官方的酒曲進行釀造。如前文中的“七十二戶正店”，通常是擁有較多資本的酒商，在他們的旗下亦有不少附屬的“腳店”。小規模的“腳店”并不從事酒水釀造，而是進行分銷，其模式與現在的“代銷點”頗為類似。當然，“榷酒制”的覆寫範圍有限，一些偏遠的鄉村地區無法實行。
是以，官府會對偏僻的地區網開一面，隻要店家肯向官府繳納一年的歲課，就能獲得臨時釀賣權。這些擁有獨立工藝的酒商，往往能釀造出品質絕佳的特産酒水，如《水浒傳》中武松在景陽岡上喝到的“三碗不過崗”，就屬于這種特産品。至于梁山好漢開設的酒家，所售賣的酒水自然是脫離了“榷酒制”的私酒，他們無需向官府繳納稅金，亦可使用獨立的工藝進行釀造，滿足衆好漢的日常需求。
任何時代的文化崛起，都離不開經濟發展。
宋代的酒文化之是以空前繁榮，無疑受到了宋朝經濟高速發展的影響。同時，“榷酒制”亦是促使宋代酒文化空前繁榮的重要因素。
毫無疑問的是，“榷酒制”的出台讓官方獲得了大量酒稅。為了賺取酒稅，官府自然不會像某些朝代的統治階層一樣限制酒水經營，反倒會大力推動酒水消費，促進酒經濟。熟悉釀造工藝的朋友都知道，酒水的成本較低，産生的利潤卻相當高，是以，宋朝時期的酒稅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頭戲。
《宋史》記載：
“太宗即位，以赦複授舊官。時初榷酒，以承恭監西京酒曲，歲增課六千萬。”
到了天禧年間，酒稅的收入已占了國家總稅收的六分之一。
可以說，酒稅支撐了兩宋時期的軍費開支。
利益之下，宋代統治者格外看重壟斷酒業所帶來的巨額收益，是以，做出了一系列推動酒類消費的措施。
首先，朝廷鼓勵正店和腳店進行促銷，店鋪為了争取顧客紛紛打出招牌，或招攬歌妓為酒客提供服務，刺激消費；
其次，朝廷對酗酒者的處罰措施降低，統治者鼓勵酒客聚衆群飲，還常常在宮廷中召開酒會。
或許一些朋友在《水浒傳》、《金瓶梅》等小說中看到宋代官方在執行“榷酒制”時的一絲不苟，認為這種制度影響了宋代酒文化的發展，否則，宋代的酒文化會變得更加繁榮昌盛。
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謬誤，持這種觀點的朋友顯然看待“榷酒制”的角度不夠客觀。雖然宋代繼承了漢代的“榷酒制”，但其他朝代亦存在“榷酒制”，且宋代的榷酒法制并不嚴格，比其他朝代寬松得多。
宋代商業高度發展，以至于打破了“士、農、工、商”中商人墊底的傳統格局。商人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是以，榷酒法制的内容也與前朝大不相同。
根據文獻的記載：
五代時期私自制作酒曲超過五斤者斬首棄市；
到了建隆年間，宋廷認為五代的律法太過嚴苛，是以，将制作酒曲判處死刑的标準提高到十五斤；
天禧年間，朝廷頒布了“诏自今犯酒、曲等有死刑者去之”的法令，廢止了經營私酒判處死刑的條目，改為刺面流刑。
從這裡可以看到，在其他朝代私營酒水或私釀酒水是一項必死之罪，到了宋代死刑被改為流刑，這顯然是宋代法制的進步。此處足見統治者對工、商階層的态度轉變，以及工商業者社會地位的顯著提高。
“買撲制”和“榷酒制”并行，使宋代官營酒坊遍布各地。不過，雖說官方酒業占據主導地位，但朝廷仍為民營酒業留下了充足的發展機遇和生存空間。例如，開設腳店的老闆雖然沒有權力釀造私酒，但可以通過批發經營官酒進行牟利。
同時，地處偏僻的鄉村酒坊不會受到“榷酒制”的限制，隻要繳納了充足的歲課，便能銷售私酒。
在宋朝時期，老百姓間流傳着一句俗語：
“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着行在賣酒醋。”
就像今時今日的一句戲言“賺錢的行當都寫在刑法裡”一樣，宋人認為經營私酒是一種非常賺錢的偏門，而且不會受到朝廷的嚴懲，充其量被判處流刑發配不毛之地而已。在這種政策的“鼓勵”之下，不少小商人铤而走險，靠自制酒曲和經營私酒賺的盆滿缽滿。
綜上所述，宋代蓬勃發展的經濟為酒文化的興盛提供了溫床，使酒坊在民間遍地開花，群眾無酒不歡。另一方面，宋朝與其他封建王朝雷同的集權政策，促使了“榷酒制”的出台。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項制度限制了私營酒業的發展，但這種扼制隻停留在表象上。宋代的“榷酒制”相對靈活，民間酒業亦有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并不會因“榷酒制”而落寞。
參考資料：
【《宋史》、《清明上河圖》、《水浒傳》、《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