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蔣介石集結百萬大軍，再次策劃針對于紅軍的“圍剿”行動。敵人來勢洶洶，為保留革命火種，黨中央決定避敵鋒芒，進行戰略轉移，由此紅軍開始了二萬五千裡長征。
蔣介石自然不希望我黨戰略轉移。見此情景，他就對劉湘的川軍下達指令，讓其立即派出精銳部隊，對正在轉移的紅軍實施堵截。
經過慎重考慮，劉湘決定讓郭勳祺率領川軍“圍剿”紅軍。令人奇怪的是，臨行前一天，劉湘突然秘密将郭勳祺叫到跟前，語重心長地叮囑道：給紅軍活路，就是給自己留活路。
這究竟是這麼一回事，難道劉湘眼見非凡，一眼就看出我黨将是這場戰争最後的勝利者？
劉湘也算是一名有勇有謀的将領，他出生在一個武學世家，長輩們大多都是頂天立地的好漢，耳濡目染之下，劉湘心中也有一個保家衛國的夢想。
少年時期，劉湘本想通過科舉的方式為國效力，奈何時機不湊巧，還沒等他準備好，清朝便取消了科舉考試，仍不死心的劉湘隻好曲線救國。
一段時間後，劉湘踏上了前往雅安考試的路途，之後順利成為了四川陸軍講習所的一名學員。因為學習努力刻苦，畢業的他又成功被保送進四川陸軍講武堂深造。
幾年時間中，通過不斷學習積累，以及在戰場上奮勇殺敵，劉湘的名号開始大放異彩。最後更是憑借輝煌的戰績，一步步坐上川軍統帥的寶座。在他的帶領下，川軍開始在全國打響威名，一些軍閥部隊在開戰前聽到他們的名号，甚至直接就落荒而逃。
這種情況讓疑心病很強的蔣介石很是不滿，憑他的一貫作風就能看出，蔣介石從來隻希望自己的嫡系部隊做大做強，而其餘勢力一旦有了強大的趨勢，他便會深深陷入到恐慌當中，害怕他們會威脅到自己。
是以，在川軍逐漸壯大的這段時期，蔣介石一直在尋求縮減其兵力的辦法，然而川軍名義上也是國民黨軍，他不能像針對我黨一樣，光明正大地迫害我們。
然而，這次“圍剿”紅軍的行動卻給了一個蔣介石正大光明削弱川軍的機會，讓他們跟紅軍作戰，這樣既能達到削弱川軍的目的，又能使他的“心腹大患”紅軍遭受損失，何樂而不為呢？
劉湘接到蔣介石的指令後，立刻就明白了蔣介石的真實意圖。作為一個統帥，他怎會甘心就此受蔣介石擺布？左思右想下，他有了決斷，如此，叮囑郭勳祺作戰思路的一幕就出現了。
1935年，蔣介石要求川軍派遣三個師的兵力入黔“圍剿”紅軍，劉湘接到消息後，立即就指派廖澤率部入黔“圍剿”紅軍。然而蔣介石卻依然不滿，不久又下令劉湘再派二個師的兵力入黔參與“圍剿”紅軍的戰鬥。不好直接回絕的劉湘就想到下屬郭勳祺，決定讓他率部入黔。
因為擔心郭勳祺行事魯莽，白白折損兵力，劉湘還特意讓他來重慶，當面交代作戰計劃。
郭勳祺抵達左營街軍部後，劉湘将他叫到辦公室，關起門來密談。談話途中，劉湘語重心長地說道：“翼之，你一直在前線帶兵打仗，軍事經驗充足，我是信得過的，不過在政治上，我就有點放不下心了，是以特地約你回來詳談，将計劃告知你。首先，我想考驗你一下，我們川軍屹然不倒，靠的是什麼？”
郭勳祺毫不猶豫地答道：“槍杆和隊伍團結。”
劉湘點頭，接着說道：“這兩者固然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資本，但目前我們的本錢還很少，必須懂得審時度勢，我明白告訴你，川軍如今還在，是建立在蔣介石和共産黨的沖突沖突上面，一旦共産黨消失了，下一個就該輪到我們遭殃了……給紅軍活路，就是給自己活路。”
說到激動之處，劉湘忍不住站起身來，邊踱步邊繼續給郭勳祺分析局勢：“紅軍接下來的行動，無外乎有兩種可能：一是渡過長江，和由通江、巴中南下的紅軍彙合在川中的富庶地帶，休養生息，壯大隊伍；二可能是途經四川地界，借路繼續北上。
這兩種情況，前者對我們存亡的威脅性很大，若是這樣，我等豁出生命也得與紅軍決一死戰。然而，這必定會使蔣介石坐收漁翁之利，我想朱毛都是亮家子，不會選這兩敗俱傷的方案。如今“赤化全川”的呼聲很高，我等不得不做好相關準備。如若選得是第二種方案，則不會讓我等遭受多大傷害，你們隻要在紅軍後面虛張聲勢就行，千萬不要上前堵截。”
郭勳祺是個明白人，當即就把劉湘這番話記在心裡，并也在之後的戰鬥中嚴格遵照其指令。
1935年1月，郭勳祺奉命抵達貴州溫水，尾随紅軍向良村進軍。在習水一帶接到上級消息，得知紅軍主力正在靠近赤水，必須盡快展開行動。
1935年1月28日拂曉時分，不知情況的彭德懷及紅五軍團董振堂決定在土城青杠坡與川軍部隊開戰。戰鬥持續到10點左右，敵軍仍沒有崩盤的趨勢。
随着時間的推移，紅軍包圍網漸漸遭遇危機，中央上司人嗅到危險氣息，朱德總司令親上戰場，投入最後兵力，陳赓幹部團才再次站穩腳跟。傍晚，林彪得知消息前來支援，膠着的戰局得以解開。随後，紅軍部隊如同幽靈般消失于迷霧之中。
1935年1月30日，郭勳祺帶隊挺進土城縣城，得到紅軍部隊已放棄繼續向四川進攻後，當即帶兵傳回赤水河對岸，以修整部隊的名義，停止追擊。
等到潘文華傳來消息，指責他不作為後，他才不緊不慢地跟在紅軍身後，并一直保持着與紅軍相隔一日路程的距離。跨過高山，穿越險地，一旦發覺紅軍有朝四川進發的苗頭，他就率隊靠近，遠離四川範圍他便後退，就這樣一路将紅軍護送至雲南地界才傳回駐地。
任務結束後，郭勳祺自覺圓滿達成上級交代的使命，便高高興興地回歸部隊。蔣介石等人沒能達成目的，在辦公室氣急敗壞地捶桌子，而劉湘卻認為郭勳祺此前的行動進行地非常不錯，不顧蔣介石的極力反對，執意将他晉升為模範師師長。
然而，劉湘不知道的是，郭勳祺早就對紅軍示過好。
1912年，僅僅17歲的郭勳祺參加川軍西征隊，跟随所部進軍西藏。
從進入到離開，郭勳祺在西藏呆了整整三年之久。川軍進駐西藏期間，郭勳祺總會利用空餘時間走訪當地藏民，體會當地風土民情，長時間的相處也使他對西藏産生了濃濃的感情。
在一次接受記者采訪中，郭勳祺曾深情表示：“西藏擁有豐富的礦産資源，是一座還未開發的寶地，等我退伍後，一定要做一名企業家，将當地的寶藏開發出來。”在當時就有如此超前的意識，足以看出郭勳祺思想的前衛性。
正因為如此，郭勳祺也能了解共産黨的革命思想以及主張，并不會像其他頑固派一樣産生抵觸心理。
郭勳祺回到家鄉後，加入了由潘文華統率的川軍部隊，憑借骁勇善戰的本領，一路升遷，先是連長，後是團長，最後更是成為潘文華的左膀右臂。
1921年，因為四川局勢風雲變幻，潘文華帶隊投靠了劉湘，被任命為第四師師長。郭勳祺的地位也随之水漲船高，被提拔為旅長。駐軍于萬縣期間，通過四川将領陳孟熙的介紹，郭勳祺結識了他的弟弟——陳毅。
當時陳毅元帥還是一個默默無名之人，但憑借着莫名的默契，兩人一見如故，成為了至交好友。陳毅當時還隻是剛剛自國外回到祖國，正試圖在四川發展黨組織支部，在兩人的相談中，郭勳祺受到他的影響，思想也開始有了些許轉變。
1925年8月，郭勳祺還受邀參加過蓮花池黨部活動。活動期間，他結識了優秀黨員楊闇（àn）公同志。當時，楊闇公和劉伯承等同志正在川軍部隊中謀劃武裝起義事宜，郭勳祺經常會參與他們組織的愛國活動。郭勳祺這樣的舉動，也讓劉湘對郭勳祺的立場起了疑心。
1926年9月，不再信任郭勳祺的劉湘決定采取行動，他明面上把郭勳祺提拔成了副師長，實際上卻趁機奪走了他手中的兵權。
後來，當我黨發起泸順起義時，郭勳祺雖沒有兵權，卻也一直在積極響應黨組織号召，給衆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起義失敗後，我黨在四川的處境變得極為艱難起來。
1927年3月31日，趁我黨開會期間，劉湘帶兵闖進開會地點，對革命志士實施殘忍屠殺。與會者大多都是一些手無縛雞之力的老師和學生，還未來得及反應，他們就被反動派殘忍殺害。這就是三·三一慘案。
慘案發生後，劉湘仍未放棄對共産黨員的迫害，繼續全城搜尋共産黨員。陳毅和楊闇公等人都在抓捕名單之中。朋友有難，郭勳祺怎麼可能袖手旁觀？他将陳毅秘密藏于家中，當川軍前來搜查時，又假借陳毅是自己表哥，救下了這位對我黨至關重要的将領。之後，陳毅元帥臨行前感激地說道：“您的恩情，他日必将相報！”
陳毅成功出逃，但楊闇公卻沒有這麼幸運。在慘案發生時，郭勳祺找到楊闇公，勸誡他規避風頭，等局勢好轉再出來繼續活動。而楊闇公考慮到即将在武漢召開的革命活動還需要他去參加，便婉拒了郭勳祺的好意，不久後便登上了開往武漢的輪船。
反動派料到這種情況，早已在輪船上布好天羅地網，楊闇公剛一出現便遭到逮捕。面對反派者的威逼利誘，楊闇公大義凜然地喊話道：“就算你們砍下我的頭顱，也無法動搖我的革命信仰，頭可斷，但我的志不可奪！”爾後，怒火中燒的敵人将楊闇公押送至浮圖關秘密處決。
行刑前，楊闇公毫不慌亂，面對眼前的敵人，他振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從容赴死。得知消息的郭勳祺既驚訝又沮喪，沮喪的是沒能救下楊闇公，驚訝的是楊闇公對共産黨的忠心，以及堅韌的品質。之後，随着大批共産黨員離開四川，郭勳祺也就和我黨斷了聯絡。
1931年，郭勳祺被重新起用，擔任川軍21軍第二獨立旅旅長，并率部前往湖北參加“圍剿”洪湖革命根據地。自此，郭勳祺開始與紅軍交戰。
那麼這位紅軍曾經的老朋友還會與我軍有交集嗎？他又會做出怎樣的事情呢？
1937年，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後，國共兩黨決定一同抗擊日寇。郭勳祺所在的模範師被改編為144師，郭勳祺任144師師長，率部趕赴前線抗日。
1937年11月25日，郭勳祺在太湖西岸的夾浦、金村一帶遇日軍第六師團。一見面，兩軍便開始了激烈的戰鬥。血色拼搏一直持續至27日，郭勳祺所在部隊将數百名日本鬼子圍堵在沙嶺山溝之中。見到垂死掙紮的日本鬼子，郭勳祺直呼痛快，他興奮喊道：今天要抓幾名日本鬼子回去看看。說完，他就帶領幾個戰士沖進日軍指揮所。
日本鬼子自然不會就範，在郭勳祺沖鋒期間，日本機槍一直在向衆人掃射，在兇猛火力的狙擊下，郭勳祺大腿受傷，即便已經血流不止，他也沒有絲毫慌亂，仍在沖鋒的最前線。勇猛的氣勢威震四方，戰士們無不變得熱血沸騰起來，跟着他沖鋒陷陣。等到28日奉命将防線移至友軍手中後，郭勳祺才同意住進醫院，當時他的傷口已經感染化膿。
1938年春天，郭勳祺傷愈出院，晉升為五十軍軍長。郭沫若親自前來相送，并賦詩一首：
“山河破碎不須憂，收複二京賴我輩。此去江南風景好，相逢應是在揚州。”
郭勳祺來到駐軍點後，發現這邊距離新四軍軍部所在地雲嶺僅僅相隔50公裡的距離。念起曾經情分，新四軍一支隊隊長陳毅經常帶着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一同去看望他。
兩人時常在一起呆上個三四天。在這段時間中，陳毅會與他談論國内局勢與抗戰局勢，還表示新四軍之後進軍敵後作戰，需要通過他的防區，希望他能協助作戰。得到消息後，他迅速通知南陵、繁昌的部隊，給新四軍大開綠燈，讓我軍部隊得以順利通過。
在他擔任軍長期間，五十軍與新四軍的關系越發密切起來：
1938年4月，郭勳祺帶隊攻打駐紮于蕪湖的日軍116師，傳信新四軍要求配合。戰鬥結束後，作為答謝，他一次性拿出3萬發子彈，1000套軍裝給予新四軍；
他和新四軍互相援助，炸毀了日軍物資補給路線；
他邀請三支隊參謀長趙淩波來到五十軍，給将士們講解遊擊戰術，在接到蔣介石的防共密電後，還大公無私地共享給新四軍戰士，提醒衆人早做準備；
得知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計劃北上後，他還親自帶兵相送，確定新四軍的安全。
1939年2月中旬，美國駐華記者史沫特萊在新四軍将領夏育群的陪同下，前往五十軍采訪郭勳祺。當天，那位美國記者同郭勳祺交談許久，郭勳祺也一直坦率地描述着自己對抗戰的想法以及抱負。《史沫特萊文集》中提到：“那個夜晚令人永世難忘，我們一起促膝長談，不像一個中國人和一個外國人，也不像一個軍人和一名百姓，倒像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兩個朋友之間的談天說地。我又一次感受到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聰明勇敢、見識超群的愛國将領。”
一段時間後，史沫特萊結束采訪，并親自寫下一封信向五十軍緻謝，吳寶基前來為五十軍戰士拍照片，其中就有一張是郭勳祺的全身照，下面标注着“川軍之骁将郭勳祺軍長。”然而，郭勳祺對新四軍的友好行為卻讓蔣介石感到十分不滿。
1939年12月，蔣介石找了一個很可笑的借口，将郭勳祺革職查辦。
被查辦後，郭勳祺悲哀地說道：“我在前線為保衛國家奮勇作戰，如今落入這般境地，難道共同抗日不是你蔣委員長提出的主張？難道打日本鬼子也是錯誤行動？國民政府徹底沒救了！”
接到消息的史沫特萊都替他不值，說道：“郭軍長遭受不公平待遇，就是因為他太進步了，他和許多青年軍官一樣，在戰場上極力阻止50軍将槍口從日寇身上，轉移至新四軍頭上。”
不久後，震驚國内外的“皖南事變”發生，郭勳祺這才明白蔣介石将他撤職的真正意圖。可以說，如果郭勳祺當時仍在軍隊任職的話，這起事件有很大機率不會發生。
然而世上卻沒有如果，郭勳祺在失去兵權後，便被送往陸軍大學學習，畢業後被安排在軍中擔任閑職。直到1948年，才重新掌握兵權。當然，蔣介石突然起用他并未是良心發現，而是想讓他輔佐康澤趕赴前線與人民解放軍戰鬥。
康澤之前一直從事特務工作，在軍事方面可謂是一竅不通，但他有一個優點，那就是他是蔣介石嫡系部隊中的一員，深受蔣介石信任。上文提到，蔣介石這個人隻信任自己的嫡系，其餘人能力再強也不會被重用，而嫡系下屬即便資質再平庸，也能夠被委以重任，例如康澤。
蔣介石也明白康澤就是個外行，便決定給他安排個得力下屬，那個人就是郭勳祺。剛開始郭勳祺是非常不想去的。但是當時他的處境也容不得他不答應，再加上答應之後可以光明正大地接觸之前的部隊。于是，郭勳祺還是走馬上任了。
可當時他們的對手是劉伯承元帥，如果康澤能夠聽郭勳祺的勸，所部或許還能夠存活一段時間，但他卻是個自大狂妄之人，結果隻打了14天，所部便被人民解放軍悉數殲滅或俘虜。郭勳祺開始以另一種形象和老朋友相見。
郭勳祺剛開始還是很忐忑的，但人民解放軍卻沒有為難他。很快，劉伯承和陳毅便傳信部隊：郭勳祺是我們老朋友，請給他最高規格的待遇。
1948年8月，劉伯承安排人将他送至中原軍區政治部。在這裡，幾人再度重逢。
這一天，衆人聊起許多過往，最後，郭勳祺對兩位元帥提出了入黨請求，表示自願傳回四川，從事川軍的策反工作。兩人同意了他的入黨申請，并派出李根培前往協助。
不幸的是，在傳回途中，他突然遭到十三綏靖區王淩雲部隊的攔截，後被俘。一些時日後，他被押送至南京，被囚禁在中央醫院。蔣介石下野後，國民黨才将其釋放。通過這些事情，郭勳祺對國民黨反動派徹底死心，他立即重返四川，在舊部中四處活動，勸說衆人起義。
老上司的話語還是很有效的，在人民解放軍攻克四川之前，郭勳祺就已經将國民黨第16兵團司令長官董宋珩以及第90軍副軍長陳華等人策反，并組建了一支四川人民保衛軍，郭勳祺出任司令員。解放軍抵達成都之前，郭勳祺就已經派人與成都守軍簽下“和平條約”，為我黨和平解放成都立下了汗馬功勞。
建國後，郭勳祺先後出任川西行署委員、四川省體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代表等職務，一直盡心盡力地為新中國的發展添磚加瓦。可能是戰争歲月給他留下太多傷疤，1959年12月28日，郭勳祺因病逝世。自此，一代骁将的人生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