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陳曉陽：在跨界中發掘藝術的更多可能性

深入東南亞的田野調查

羊城晚報：為什麼會策劃“泛東南亞三年展”？

陳曉陽：我希望看到更多社會參與的藝術案例，一個很直接的想法就是去看我們的鄰近地區。廣東與東南亞關聯密切，但以往國内對東南亞當代藝術的了解，往往是繞到歐美、日本去看。我們離得這麼近，為什麼不直接交流？如何看得更深入，更具體？參與式藝術就是一種進入的方式。

這就是我參與這個三年展策劃的原因之一，希望可以打造一個直接交流的平台。這期間有不少有趣的發現，比如在開展這系列的國際學術論壇時，我們發現來自馬來西亞的、來自新加坡的研究者和實踐者都可以直接用國語交流，原來國際會議不一定要講英文。在參與式項目中，我們發現東南亞和中國南方有非常密切的聯系。

我們對國際的了解，也在展覽的個案中得以打開。有一個“龐克搖滾舍”的項目發現了當地木刻版畫的傳統，召集一個馬來西亞村莊的居民一起創作，他們一同用腳踩印出一幅畫作，試圖緩解社群曆史遺留的沖突，将交織着沖突的村民轉變為友善互助的社群。

這種深入的田野調查，也把我們的曆史研究連接配接起來，看見原本不可見的東西，進而為木刻版畫的海外曆史做注腳。我們可以通過這樣的對話和連接配接，将這個區域的主體性慢慢塑造出來。就像以前我在一個社群做過的在地展覽叫做“視而未見”。藝術是可以幫你開天眼的，去看見這些細微的東西，看見一種更整體的社會結構，看見各個闆塊之間的聯系。

走出舊公共藝術同質化困境

羊城晚報：“參與式藝術”是如何進入本土的？

陳曉陽：參與式藝術這個概念，其實是在實踐之後才慢慢提出來的。這種實踐要求跨出藝術界。我因為跨學科的背景，是以是從人類學的視角和方法出發，把藝術的行動置放在社會情境中。

參與式藝術相信所有參與者都具有能動性。在當代藝術領域，博伊斯所說的“人人都是藝術家”也可以了解為：人人都有感覺藝術的能力，這是人的天然屬性。隻是這種屬性往往被一些刻闆的觀念遮蔽住了。是以，在實踐中最重要的是觀看視角的轉換。參與式藝術要求實踐者放棄部分從自我出發的主位表達。

從上世紀60、70年代開始，世界各地都有參與式藝術實踐發生，從拉美、歐美一直影響到亞洲的很多地區。到了90年代以後，日本和中國台灣地區也有很多藝術家投入各種參與式實踐中。那時候出現更多的是社群藝術，一種新類型公共藝術。舊公共藝術比較常見的是城市雕塑，但城市雕塑的生成機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由政府來規劃。城市空間裡到處都是舉着球的女神雕塑，讓人産生審美疲勞。公共藝術陷入同質化的困境。

而參與式的方法其實帶來了一種新的公共藝術類型，這種公共藝術的創作和公共空間中的群體有密切關聯。公衆甚至可以參與到創作過程中，把想法彙聚其中，這是一種公共智慧。要始終相信“他者”的智慧。後來有介入式藝術等概念。到了2015年之後，國内對一些相關實踐的研究和翻譯開始多了，就有更多的人參與這類項目的梳理和研究中。之後，大家發現“參與式藝術”是一個能夠比較合理地描述這一類事件的概念，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

羊城晚報：“參與式藝術”在各地的發展情況怎樣？

陳曉陽：可以說在國内，廣東的這些項目是最多樣的，與不同的社團和機構合作，涵蓋了不同年齡層的實踐者。可能因為廣東的教育系統跟港澳地區、日本的聯系比較多，較早受到前沿理念的影響，是以保持在比較有活力的狀态。從我現在做的幾個區域來看，順德的社會基礎最好。福建、江西和河南也有類似的嘗試，有一個很出名的例子是河南修武的大南坡項目。

藝術家擅長發現“無用”的東西

羊城晚報：藝術家在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陳曉陽：相較那些已經在進行社會實踐的公益組織，藝術家更擅長看見“無用”的部分。因為藝術是閑暇之後的産物，首先它是“無用”的，但這種“無用”卻能夠撫慰人的精神世界。中産人群會自主選擇用藝術的方式來撫慰或者治愈自己，比如去聽一場音樂會，去看一個畫展。這在鄉村原本也是有的，但後來中斷了。

我們在樂明村調研多年，發現它有很好的文化傳統。但因為資源匮乏，有些傳統随着時間流逝漸漸式微。有一次，我們團隊在垃圾堆裡找到了一個廢棄的角櫃，很有裝飾主義的風格，才發現原來村裡有很好的木工傳統。有些東西從當下眼光來看是無用的，是已經消失的，但藝術家很擅長發現這些東西。後來，這被策劃成一場名為“角櫃計劃”的展覽。可能文化考古更多集中在物自身，而我們關注的是人。

羊城晚報：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越來越多地應用在藝術界，為什麼？

陳曉陽：這是一種思潮。當代藝術的人類學轉向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二戰結束之後，後現代理論流行起來，人們開始反思西方中心主義。後現代主義人類學的方法剛好可以為當代藝術提供一種進入“他者”的視角。從那個時候開始，藝術界開始關注到非西方的、非男性的藝術家。比如1989年在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一個叫“大地魔術師”的展覽，有100位藝術家，50位來自于非西方地區。這可以看做是當代藝術人類學轉向的重要标志。在上世紀90年代，西方當代藝術活動中再次關注人類學所提倡的文化多元主義和跨文化對話。這樣一種方法慢慢地流傳到中國。到千禧年之後，人類學在藝術界變成一種顯學。

同時，在上世紀70、80年代，其實也有一些歐美的人類學家跨界藝術，他們發現藝術是很好的傳播媒介。人類學家也開始讨論民族志方法如何與藝術創作的表達協調。這種交流是雙向的。

羊城晚報：您怎麼看待這種趨勢？

陳曉陽：國内的人類學界對當代藝術的關注是從鄉村建設的參與式藝術開始的，兩個學科自然而然地相遇了。我們希望這樣的跨界交流和融合不會削弱各自的學科，而是從中發現更多的可能性。

這幾天開展的國際學術論壇也在争論這個問題。有些人擔心，其他學科進來了，會不會藝術史就沒有用了？其實和曆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甚至醫學等跨學科合作不會影響藝術研究，反而提供了很多新的視角和空間。這也是我們要帶來“泛東南亞三年展”的一個原因。我覺得目前所做的還不夠多，其中的類型差異和多元的探索還需要再繼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