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是過去傳到将來的回聲，是将來對過去的反映。——雨果
宋朝官府有一種公費，叫公使錢，其使用有很大的随意性。正因這種随意性，仁宗朝圍繞公使錢的使用正當與否，引發了數次大案，而每一次大案的背後，都有黨争的影子。
一、何為“公使錢”？
關于“公使錢”，是各級官署的辦公費用，主要用途是供給官衙日常開支和招待過往官員及公務人員。這一制度是宋太祖趙匡胤創立的，宋人王明清曾講： “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庫，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以濟其乏食。”這實際是宋太祖對地方的一種籠絡手段。唐末五代藩鎮割據強勁，宋太祖收藩鎮兵權，而轉以用這種經濟利益來迷惑他們。
影視劇中的趙匡胤
公使錢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朝廷撥款的正賜錢，一種是地方自籌的錢。自籌公使錢一般是根據當地情況來設定的，甚至有非法經營，常見的有房地産、高利貸、開設妓院酒樓、倒賣商品等。
朝廷并沒有限制公使錢的用途，但随着時間的推移，公使錢逐漸通用化，也就是說，它的用途逐漸擴大，包括供給官吏的日常夥食、宴請當地士兵吏員、救濟下屬等。正因為地方官使用公使錢的彈性較大，使用途徑又比較複雜，是以其公、私的界限慢慢變得模糊，無論是用于公務還是假公濟私，全看地方長官的個人修養。
宋史記載仁宗的親舅舅李用和： “舊制，刺史以上所賜公使錢得私入，而用和悉用為軍費。”雖然法律沒有規定，但是很多地方官都自覺地将這筆錢塞入自己的腰包一些。而李用和統統充作軍費，可見他為官清廉。但關鍵的一點在于，塞入腰包的行為法律沒有認可，而是士人預設的的一種行為。是以在宋朝官員傾軋時，A錢、濫用公使錢就成為一種最容易構陷的罪名。
二、滕宗諒案
因為公使錢，仁宗時發生這樣一件事。當時西夏元昊稱帝後，宋夏之間爆發了多次戰争，幾次大規模戰役宋朝都慘敗了，仁宗便選擇與西夏和議。和議之後，仁宗就将西北表現有功的範仲淹調回京主持新政，範仲淹便推薦了自己的好友滕宗諒（字子京）接替他的職位。當時範仲淹向仁宗打包票，說“如無稱效、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範仲淹用自己的名譽和性命擔保，仁宗就答應了。
但到任不久後，滕宗諒就因公使錢的使用不當而被彈劾。慶曆三年（1043年），陝西四路都部署鄭戬舉報滕宗諒，說他 “前在慶州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缗”。
監察禦史梁堅也彈劾滕宗諒，在他的劄子中，列舉了滕宗諒的具體不法行為，如滕宗諒在泾州時曾低價收購老百姓的牛，來犒勞将士等。
範仲淹為自己的好友辯護，說當時因為敵人已經逼近，為了犒勞将士們讓他們英勇作戰，就算行為過分點也情有可原。
梁堅又說滕宗諒在頒州時曾賞賜銀葉子給女妓倡優，讓士兵們引發怨恨。範仲淹再次為滕辯解，說這不是滕親自幹的。但無論怎樣辯解，滕宗諒用女妓來搞樂舞之事都是不對的。因為仁宗慶元年間就下過一道政令， “邊臣僚宴會，自今并毋得以女妓祗應”。
梁堅乘勝追擊，上奏說 “滕宗諒到任（慶州）後，使錢十六萬貫，其間有數萬貫不明”。而此次範仲淹認為16萬貫中，有15萬貫并不能算作公使錢，而是軍隊的物料錢。此次，範仲淹為保滕宗諒，甘願用自己的相位做擔保。
三、仁宗朝“公使錢”之争
梁堅、範仲淹争辯之後，朝中就興起了一場關于公使錢用途的大讨論，此時正值慶曆新政時期。範仲淹認為朝廷因為重文輕武，對邊疆本來就刻薄少恩，是以在公使錢上，隻要官員不裝入自己的腰包，就應該從便使用，而不該是以事構陷罪狀。歐陽修、尹洙、蘇舜欽都贊同範仲淹的說法。
仁宗本來就仁厚，聽到這些話，就将滕宗諒降一級了結此案，這件事也暫時告一段落。但随着禦史梁堅的去世，在悲情之中，此事又被翻了出來。尤其是禦史中丞王拱辰，針對此事做文章。他指斥滕宗諒曾燒毀賬簿。一時之間，好多大臣附和，指責對滕宗諒的懲罰太輕了。在重臣的壓力下，仁宗連貶滕宗諒三次。範仲淹不久也因受到牽連出京，慶曆新政主心骨自此離開。
那滕宗諒燒賬簿又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在範仲淹為政西部時，拉攏羌人是一個重要的政策。當時一批羌人前來歸附，滕宗諒便花了3000公使錢犒勞這群人，史書記載說 “屬羌數千人内附，滕厚加勞遺，以結其心”。這是邊疆的一種慣例。梁堅所說的16萬，實際是把往日的費用也歸納進來并放大。隻是等到梁堅彈劾他之後，他擔心此案牽連的人太多，是以就把賬簿燒了。王拱辰拿這事做文章，他真的百口莫辯。
滕宗諒的不幸在于，當時全國都在節衣縮食支援前線，連仁宗都下令縮減宮中用度。他在這時候揮霍了本來就敏感的公使錢，能不給人話柄嗎？再加上他在政治上傾向于範仲淹，是以就無辜卷入了慶曆新政時的黨争。
四、尹洙案與黨争
滕宗諒案不久之後，因為公使錢，又爆發了尹洙案。尹洙同樣是宋夏邊境的要員，知渭州。慶曆五年（1045年），邊将董士廉入朝彈劾尹洙“ 将官錢數百貫挪作己用”。尹洙辯解說是将錢借給部下讓他們還債，同時用這筆錢興辦産業來盈利。
要按舊例來說，尹洙并沒有違制，但他卻淪為政治鬥争的犧牲品。彈劾尹洙的幕後老闆夏竦，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因為尹洙與韓琦交好，而此時新政一黨都被放逐出朝廷了，此時在朝廷中擔任要職的，就隻有韓琦了。
當時西部戰事，韓琦主攻，尹洙堅定地執行其政策，反對修築水洛城，上面說過，舉報尹洙的董士廉就是被尹洙下大獄的。而北宋戰略改變之後，意識到重修水洛城的重要性，諸事牽連，自然就扯到韓琦的頭上。韓琦迫于壓力，上書請求補任外官，随着他出任揚州，仁宗朝黨争就告一段落了。
宋代的“公使錢”有非常大的灰色空間，如何使用公使錢并沒有嚴明的規定。是以在特殊時期，公使錢的使用往往會被放大，成為黨争構陷政敵的借口。仁宗朝滕宗諒案和尹洙案爆發後，對政壇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批官員是以而被貶出京。案情的兩位主人公都受到貶官處分，而他們的長官範仲淹、韓琦也受到牽連。
有此教訓，邊将對于使用公使錢都變得異常謹慎，雖然公使錢是一種很好的資源，但他們生怕踩了地雷。名将狄青不就說過嗎， “不願主領公使錢，恐未知次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