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行為主體，其選擇行為在受到動機、偏好、認知和效用期望等内生規定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受科技進步及其實施手段的影響。大資料、人工智能和網際網路或物聯網等的發展，正在改變着政府思維模式及其選擇行為。
如何結合政府選擇行為的内生規定來了解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的轉變，如何解釋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等發展對政府宏觀調控手段所提供的技術支援，如何認識政府運用大資料和人工智能進行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如何在理論上解說政府利用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等實施計劃經濟的可行性？
凡此種種，無疑是研究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内容，對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将會發生轉變的前瞻性研究。本文試圖揭示大資料和人工智能對政府選擇行為的影響，并據此揭示新科技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外部誘導和外部強制。
一、引 論
經濟學關于政府選擇行為的研究屬于宏觀經濟學範疇，但其理論基礎是微觀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長期以來，新古典經濟理論和以之為底蘊的傳統主流經濟理論在完全資訊或完全理性假設上，一直将政府看成是與個體無本質差異的抽象行為主體，即把政府了解成既不涉及行為互動，也不涉及資訊限制和認知限制的單純追求自身福利的“經濟人”。在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分析架構中，政府被解說為“理性經濟人”，是經濟學家受資訊限制和認知限制所得出的邏輯推論，是經濟學運用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分析結果。“理性經濟人”成為一種分析範式被廣泛運用，突出反映在行為主體能夠知曉選擇結果和能夠實作效用最大化兩方面。這種排除了資訊和認知雙重限制的分析範式，在哲學上可歸因于經濟學家對建構理性的偏愛。建構理性将一切知識和制度都視為理性思維、推理和演繹的結果，它對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影響是深刻的，而經濟學家對政府選擇行為的解釋便是受這種影響的産物。
“理性經濟人”範式賦予個體選擇兩個具有内生規定的重要給定條件限制：一是個體具有“偏好内在一緻性”，另一是個體具有知曉選擇結果的完全理性認知。這兩大給定條件限制是傳統理性選擇理論的基礎，它将偏好函數、認知函數和效用函數糅合于完全資訊或完全理性的分析架構。傳統主流經濟學曾通過一系列參數設計和數理模型分析，論證了個體選擇行為的“偏好内在一緻性”，論證了個體認知統一于偏好和效用等給定條件限制的可行性，并以此建立了期望效用函數理論。聯系政府選擇行為考察，當政府被看成是抽象行為主體時，前一給定條件限制在規定政府選擇偏好之追求自利最大化的同時，也規定了政府在預設的兩大選擇子集中存在非此即彼的選擇偏好屬性；後一給定條件限制則意指政府選擇行為可繞避或跳越認知而展開。許多經濟學流派認為這兩大給定條件限制是一種追求理論邏輯的完美。
現代主流經濟學通過對利他等社會偏好的研究，對傳統理性選擇理論進行了批評，曾嘗試将“認知”作為内生變量，并圍繞最大化問題探讨效用函數。現代非主流經濟學認為，“理性經濟人”與人們實際選擇之間存在系統性偏差，它們将“認知”作為内生變量，展開心理和行為實驗分析，運用認知心理學來研究偏好、認知和效用之間的現實關聯，讨論效用期望的調整問題，并通過風險厭惡和風險偏好等概念論證了以相對财富變動為分析參照的價值函數。但是，無論是現代主流經濟學還是現代非主流經濟學，它們有關人類理性選擇所涉及的思維模式分析，都主張對影響選擇的資訊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來解釋認知的形成。也就是說，現代經濟學認為考察人類理性選擇的因果思維模式，應該以研究認知的形成為核心，就對象性而言，政府選擇的思維模式與個人和廠商一樣，也必須圍繞認知這一中心來展開。
經濟學解說人類認知形成過程所反映出來的因果思維模式，是與人類資訊擷取途徑、資訊擷取量大小以及對資訊處理的方法和手段等相聯系的。理性選擇理論産生于工業化時代，但依據大資料是數字化資訊和非資料化資訊之和的界定，在工業化時代，人類擷取資訊的途徑隻能對數字化資訊進行挖掘和搜集，并不能對包括圖檔、圖紙、圖書、影像、視訊、聲音、指紋等非數字化資訊進行挖掘和搜集；同時，人類擷取資訊量的大小基本上是限制于已發生事件所顯現的資料，或者說，隻能從曆史資料而難以從正發生資料和未來發生資料中獲得；人類處理資訊的方法和手段，充其量是運用單機電腦而不能利用雲計算、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方法和手段。在大資料時代，人類擷取資訊途徑、資訊量大小以及對資訊處理的方法和手段等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網際網路和物聯網無時無刻不在給我們提供讓“摩爾定律”大跌眼鏡的海量資料。是以，我們必須把工業化時代和大資料時代因資訊擷取途徑和處理手段不同所決定的思維模式差別開來。
人類從工業化時代進入大資料時代的顯著标志之一，是原先依據部分資訊進行邏輯推理和判斷的因果思維模式，在未來将逐漸轉變成依據不夾帶任何主觀判斷的大資料思維模式。近幾年來，未來學家大都傾向于認為未來社會是大資料社會，一切有機體和無機體都将成為一種“算法”。仔細品味，不難發現，未來學家得出的這種展望性的分析結論，它實際上内含着未來人類将以“大資料思維模式”取代“因果思維模式”的觀點。但是，表達一種觀點和闡釋一種觀點畢竟不是一回事，我們怎樣了解大資料、雲平台、移動網際網路、物聯網、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合對大資料思維模式的作用過程呢？如何解釋大資料思維模式在解析因果關系時的精準性呢？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可聯系行為主體的選擇活動來展開。
在工業化時代，政府宏觀調控與個體選擇一樣，同樣是在因果思維模式支配下進行的。政府在制定和實施産業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時，通常要對影響選擇的資訊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需要通過判斷和理清因果關系後做出政策選擇。但由于工業化時代的科技水準和技術手段隻能搜集和提供不完全資訊，作為選擇依據的資訊是不完全和不準确的，政府在因果思維模式下的選擇将不可避免有主觀判斷的成分。在大資料時代，科技水準和技術手段存在着搜集和提供完全資訊的可能性。具體地說，政府是通過對極大量、多元度和完備性的大資料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後獲得資訊的，即政府經由大資料智能平台和機器學習，存在着獲得完全資訊和準确資訊的可能性。
了解因果思維模式和大資料思維模式的差别很重要，它是我們解釋大資料時代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将會發生轉變的樞紐。我們持這樣的觀點，并不是否定作為科學基礎的因果思維模式，而是強調不同技術支撐的資訊擷取途徑和處理方式有不同的因果思維模式的規定性。誠然，大資料思維模式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因果思維模式，但政府以大資料思維進行宏觀調控，是以具備能夠對大資料加工和處理的雲端平台、智能開發平台、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技術為前提的，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是以多元度和完備性的大資料的關聯來确定因果關系，而不是根據部分資訊來推理和判斷。是以，對政府來講，大資料思維模式的科學性能否成立，取決于政府具不具備在雲端運用人工智能手段來加工、處理和比對大資料的能力。一個不可懷疑的事實是，随着網際網路、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發展的日新月異，大資料會促使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的轉變。
二、大資料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
這裡所說的大資料融合平台，是指大資料、網際網路、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的全面滲透和融合，進而導緻一切與網際網路、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相關的新經濟新技術都離不開運用大資料的情形。類似地，如果我們以網際網路、物聯網或人工智能等作為問題研究的輻射平台，那麼，也可以有網際網路融合平台、物聯網融合平台、人工智能融合平台等概念。這裡所說的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是指外在因素對影響政府認知形成的依據、途徑和手段等的驅動所引起的認知變化，當我們将這種外在因素聚焦于大資料時，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便有了大資料時代的烙印。大資料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之間存在相關性，當這種相關性達到一定高度時，我們對政府思維模式轉變就會有比較清晰的認識。
（一）大資料融合平台及其對人類思維模式轉變的影響
在“時空錯開、同步并聯和實時評價”相對成熟的網際網路和正在發展的物聯網經濟中，一方面，大資料來源于網際網路、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的廣泛運用，另一方面，網際網路、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又不斷創造出新資料。在未來世界，人類周而複始地創造和運用大資料所催生的新經濟，正在誘導或驅動着追求最大化的個人、廠商和政府直接或間接利用雲端（雲計算）和運用人工智能來處理和比對大資料，以實作消費和投資的理性選擇，這可以了解為是大資料融合平台的表現形式。針對目前新經濟的發展狀況，如果說大資料是靈魂，網際網路和物聯網是載體，雲計算以及以機器學習為标志的人工智能是手段，那麼大資料融合平台則是這些靈魂、載體和手段的展現及其綜合。聯系人們選擇行為看問題，大資料融合平台會與人類思維模式轉變一起共同影響人們選擇行為。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在探索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間因果關系的過程中起步和發展的，這種探索在曆史上創造了燦爛的農業和工業文明。但是，事物因果關系隻有在完全資訊背景下才能得到完全正确解讀，而在不完全資訊條件下，人類的因果思維模式在推動社會前進的同時，也有可能在方法論上成為一種桎梏。大資料融合平台是以資料思維為基礎的，廠商利用網際網路或物聯網進行投資經營，政府利用大資料和人工智能進行宏觀調控，資料思維模式要求廠商和政府對海量資料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即要求廠商和政府運用大資料融合平台來确定産品和服務的供給量和需求量及其比率。個人、廠商和政府運用大資料融合平台的長期結果，會導緻資料思維取代因果思維，大資料思維模式的最大亮點，是以大資料及其比例關系作為甄别因果關系的依據，以克服因果思維模式存在的主觀推理和判斷。大資料思維模式如何影響個人、廠商和政府的選擇行為，這是一個需要在基礎理論層面給予說明的問題。
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有關個人、廠商和政府選擇行為的解說，主要是在建構理性基礎上圍繞個體應如何符合理性（最大化）的選擇以及個體如何選擇才符合理性兩大方面展開的。前者主要反映了新古典經濟學對個體選擇偏好、認知和效用等的定性分析，後者則主要反映了主流經濟學對個體的選擇偏好、認知和效用等的模型論證。盡管這兩大經濟學流派在假設前提、參照系和分析方法上有許多不同，但它們都是工業化時代的因果思維模式的産物。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大資料思維模式對個人、廠商和政府選擇行為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它要求人類根據極大量、多元度和完備性的大資料來篩選和甄别出接近精準的資訊，力圖讓大資料成為因果關系分析的依據，并據此對個人、廠商和政府的選擇偏好、認知和效用等做出解釋。在現實中，大資料思維模式是以“大資料融合平台”作為背景和依托的，它符合從基礎理論角度對選擇主體思維模式轉變的解釋。
政府作為理性選擇者，其宏觀調控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有着特定的思維模式。在工業化時代，政府宏觀調控是特定因果思維模式的産物，該模式對應的認知形成過程，是政府對資訊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的過程。随着大資料融合平台覆寫面的全面形成，大資料的廣泛運用會使政府宏觀調控的認知過程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可以把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的轉變過程，看成是對政府認知形成的重新整理過程。
（二）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的概要分析
熟悉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學者周知，“認知”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是一個被作為外生變量處理的黑箱，這個黑箱造成新古典經濟學的廠商理論成為由技術因素決定的生産函數。從因果思維模式來考察新古典經濟理論，認知過程黑箱之“果”，歸因為“選擇者知曉選擇結果”這個給定條件假設之“因”，從哲學分析層面上考察新古典經濟理論，新古典經濟學家是邏輯推理和演繹的因果思維模式的實踐者。現代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努力将“認知”作為内生變量，他們把選擇者認知過程解釋為對資訊的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認為對資訊之“因”的分析，會産生認知之“果”。然則，迄今為止的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都沒有走出“依據部分資訊并夾帶主觀判斷”的因果思維模式，如果我們從因果思維模式架構内來考量，從新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發生了因果思維模式的層級轉變，這種轉變集中展現在對“認知”的學術處理上。
經濟學在基礎理論上把個體和政府解說為沒有本質差異的行為主體，是一個對經濟理論發展有着深刻影響的長期傳統。從寬泛的意義上了解，計劃經濟與新古典經濟學“選擇者知曉選擇結果”的論斷可謂有“神合”之處。當社會主義各國紛紛破冰計劃經濟而引入市場機制，政府認知過程實際上是在因果思維架構内得到了一次重新整理，即“認知作為内生變量”的理念貫穿到了政府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過這次因果思維架構内的重新整理，政府開始依據前期經濟運作的諸如總供給、總需求、國民生產毛額、物價水準、就業率、财政收入、國際貿易等情況，在得出認知的基礎上對宏觀調控的政策和手段做出選擇。具體地講，政府開始注重對影響以上諸因素的資訊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選擇宏觀調控的政策和手段。政府認知過程得到重新整理後，确實解決了經濟實踐中的部分市場失靈問題，但由于工業化時代科技手段能夠提供給政府宏觀調控選擇的資訊隻是部分資訊，并且經濟理論界和政府執行機構作為立論依據的實證分析資料隻是樣本資料，因而政府認知過程經過這次重新整理并不能完全解決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問題。
政府認知過程的第二次重新整理，是大資料思維所引緻的重新整理。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等在微觀經濟領域成功運用及其公認的經濟效益，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完全資訊和精準資訊有可能源于極大量、多元度和完備性的大資料以及人工智能比對資料技術。大資料的極大量和完備性特征蘊含着提供完全資訊的可能性，大資料的多元度特征蘊含着通過資料相關性可甄别和擷取精準資訊的可能性。政府對經濟運作進行宏觀調控要取得高成效，必須能夠把握宏觀經濟資料及其比例變動。換言之，政府必須擁有容納海量資料的雲平台，精通機器學習和運用人工智能比對資料等技術，這是政府在大資料思維模式下實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的物質技術基礎。大資料思維模式下的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的标志，是政策制定和手段實施都以資料智能化為依據，不夾帶任何主觀推論和判斷，在政府的認知中，宏觀經濟變量及其比例變動表現為一種“算法”。
談及資料智能化這個突顯“算法”且反映大資料時代烙印的問題，分析的程序要求我們研究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後的網絡協同化問題。就政府宏觀調控的網絡協同化而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複雜場景，要求的資料智能化能夠在網際網路和物聯網上取得協同，這種協同既是政府在大資料思維模式下認知過程重新整理的基礎，也是政府認知過程得到重新整理後的結果。
（三）大資料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的相關性
現實中的經濟現象A與B之間的關聯，有直接、間接和迂回三種形式。當我們分析它們的相關性時，通常強調它們的直接關聯，至于間接關聯和迂回關聯，可以不列入相關性分析的視域。大資料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有着明顯的相關性。從長期看，大資料、網際網路、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互相融合所導緻的資料智能化和網絡協同化，會彰顯資訊精準性及投資和消費的高效用。為提高宏觀調控效率，政府将會搭建智能化平台以實作資料智能化和網絡協同化；另一方面，政府會利用雲計算的集約化模式處理大資料，将過去那種對部分資訊進行加工和處理而存在主觀判斷的認知過程，轉變為對大資料進行加工和處理而具有客觀性的認知過程。就這種轉變的外部驅動因素而論，資料智能化和網絡協同化是這種轉變的催化劑。因而在長期内，大資料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但在短期内，大資料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則呈現出弱的相關性，這可以從技術因素和時間緯度兩方面予以解釋。在大資料時代的初始階段，短期内的大資料、網際網路、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各技術因素是相對穩定的，大資料融合平台的發展水準也處于相對穩定狀态，以至于政府認知過程仍然是對部分資訊進行加工和處理，并沒有排除主觀判斷，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時間次元中，大資料、網際網路、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的融合是不同的。時間越長，它們的融合就越深，反之則反是。這種融合的顯著标志是網際網路和物聯網所搜集的大資料，能夠通過機器學習得到人工智能的比對。但是，從大資料到機器學習需要智能平台支撐，智能平台建構需要深谙大資料的智慧大腦來設計參數和模型；同時，從智能平台建構到顯現精準和高效的人工智能落地，需要機器深度學習和機器強化學習才能完成，這些在短期是難以實作的。是以，短期内的大資料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是一種弱相關。
從理性選擇理論看政府選擇行為，撇開政府認知過程向前關聯于選擇偏好，向後關聯于實際選擇行為的一些性質規定，政府認知過程重新整理所引發的問題之一，是政府思維模式的變化。前文曾概要談到大資料時代會出現政府資料思維取代因果思維的情形，曾梗概描述了政府宏觀調控選擇行為的内生規定與思維模式轉變的聯系，但沒有專門對政府大資料思維模式的技術支援手段、思維過程以及對應的效用函數等問題展開讨論。政府思維模式轉變對宏觀調控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這個問題需要讨論。
三、大資料時代政府思維模式轉變分析
（一）大資料思維模式的物質技術基礎
依據網際網路、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等的互相融合，我們在理論上有以下了解：大資料思維模式是人們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從大資料中擷取準确資訊，進而揭示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間由資料結構決定的因果關聯的思路和方法。這裡所說的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不僅指大資料挖掘技術和機器學習技術，而且包括一切以晶片為載體的諸如傳感器、定位系統和社交媒體等技術。這裡所說的準确資訊，指通過對大資料多元度之間相關性的機器學習，甄别和确定能揭示事物真實因果關系且不夾帶主觀判斷的資訊。由此可見，人類運用大資料思維模式必須具備以下物質技術基礎：（1）以網際網路和物聯網運用為标志的各種智能平台能夠搜集海量資料；（2）以5G技術為代表的資訊輸入和輸出的覆寫面無限擴充；（3）資料雲端平台和雲計算集約化模式能夠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大資料；（4）機器學習的參數選取和模型設計，能夠将深度學習成果轉化為人工智能；（5）大資料、網際網路、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的互相融合深度影響人類認知過程。
以上對大資料思維模式的物質技術基礎的分析，實際上是對“大資料融合平台”的另一種描述。依據人類思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關聯于認知過程的事實，個人、廠商和政府的因果思維模式向大資料思維模式轉變的前提條件，是必須能夠挖掘、甄别和處理蘊含在大資料中的準确資訊，以完成與資料思維配套的認知過程和實作最大化願景的效用函數。
（二）政府宏觀調控的認知形成過程及其思維模式
政府宏觀調控主要是運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國民經濟中的總供給和總需求、物價、匯率、就業率、投資與儲蓄、國際貿易等施行幹預，其主旨是實作産業結構的動态平衡。政府作為選擇主體，同樣存在着偏好、認知和效用期望。撇開主流經濟學将政府等同于個體所展開的有關偏好、認知和效用的性質分析，僅就政府認知過程對其選擇行為的影響及由此反映的思維模式而論，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是到位的。概括來講，主流經濟學認為政府運用科技工具進行宏觀調控的認知形成過程，首先是中央政府根據各省市自治區彙總于國家統計局或上報政府職能機構有關不同産業的經濟統計資料，對宏觀經濟運作現狀進行分析和研究（資訊搜集過程）；其次，是運用各種數量工具和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結構及其動态分布，找出問題症結（資訊的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過程）；最後，做出幹預經濟運作的各種政策選擇（認知決定選擇的過程）。
較之于前工業化時代，工業化時代的政府宏觀調控的理性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認知過程明顯反映了對資訊不完全或有限理性限制的應對，選擇行為也明顯反映了與認知過程的因果關聯。但從政府認知形成的性質看，宏觀調控的選擇過程暗含着建構理性的哲學背景，這主要表現為政策選擇是對理論建構的規則遵循。在宏觀調控的實踐中，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依據，是通過對已發生事件的資訊進行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而得出的，并沒有得到下一經濟周期的資訊支援。但有趣的是，政府在制定宏觀調控時，總是可以找到為政策辯護的理論依據，這便有一個問題需要明确，即政府的理論依據來自何處？答案顯然是來自經濟學家對經濟運作的實證分析後得出的理論判斷和推論。然則，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實證分析的資料資料所反映的資訊是不完全資訊，或者說隻是部分資訊，它不足以支撐實證分析對未來經濟運作的預測。了解這一點很重要，它是我們了解經濟學家建構理性架構，進而解析政府思維模式及其轉變的重要内容。
在哲學層面上對經濟學家理性架構産生影響的，主要是建構理性和演化理性。建構理性将一切知識和制度都解說成由理性思維、推理和演繹使然；與此不同，演化理性認為一切知識和制度都是曆史和文化的産物。但無論是主張規則遵循的建構理性，還是主張自然法則的演化理性，它們都強調因果關系，都推崇因果思維模式。政府作為建構理性的選擇者，實際上貫徹着不折不扣的建構理性導引的因果思維模式；同時，政府對資訊的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所産生的認知，對宏觀調控中因果思維模式的形成有着實證主義哲學的意義；政府這種以不完全資訊為基礎并且存在主觀判斷的因果思維模式，很難準确判斷經濟運作中資源配置、總供給和總需求、産業組織、投資結構、産業結構等的内在機理；政府在得不到完全資訊和不能繞避主觀判斷的情況下，隻能自覺或不自覺地按建構理性的規則遵循來進行宏觀調控。這種情形可以看成是政府宏觀調控中因果思維模式的特點。
應當承認，自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币通論》問世到世界各國先後實行宏觀調控的半個多世紀以來，政府依據因果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在很大程度和範圍内解決了許多市場機制難以或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但由于依據不完全資訊的因果思維模式具有局限性，政府宏觀調控會出現這樣或那樣被稱為政府失靈的問題，隻是我們不能将其說成是因果思維模式的錯罷了。總之，政府采用因果思維模式的宏觀調控能否取得好的宏觀經濟效益，受制于科技發展能否提供完全資訊，受制于能否掌控大資料融合平台，受制于能否實作資料智能化和網絡協同化。在筆者看來，政府宏觀調控擺脫以上各種“受制因素”的關鍵，是因果思維模式的層級轉換，即因果思維模式要上升到大資料思維模式。
（三）政府宏觀調控的大資料思維模式
随着大資料融合平台的日新月異，大資料時代将成為這個平台全面覆寫的時代，将成為資料智能化和網絡協同化的時代。政府在這個時代采用大資料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也就勢在必行。大資料思維模式的最主要特征，是從大資料中提取資訊，并通過對大資料的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來形成認知和做出選擇。在很多場合，資訊與資料的差別甚微以至于被交叉或重疊使用，但從精準性角度來考察，資訊與資料的差別反映了工業化時代與大資料時代的差別。以宏觀調控為例，政府要想得到前一時期國民經濟各部門産品和服務的精準資訊，靠對各省市自治區上報的不完全資訊（有限資料）進行加工和處理是不行的，它必須擁有國民經濟各部門産品和服務提供的海量資料，必須具有通過雲端運用雲計算和機器學習從這些海量資料擷取精準資訊的科技能力，顯然，這是工業化時代不具備的。說到底，當政府将宏觀經濟的資源配置、總供給和總需求、産業組織、投資結構、産業結構等各自内部及互相之間的聯系，全都看成是一種“算法”時，政府宏觀調控便進入了大資料思維模式。
大資料、網際網路、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的互相融合正在持續打開大資料融合平台的空間，新科技已經具備讓政府采用大資料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的條件。如果政府能投入大量資金建立囊括國民經濟各行各業資料的雲平台，掌握雲計算集約化技術，并大力發展人工智能來加工和處理國民經濟各行各業所彙集的大資料，那麼，政府在實作資料智能化和網絡協同化的基礎上，便可以運用機器深度學習和強化機器，通過大資料的完備性和多元度的相關性來擷取精準資訊，進而使大資料思維走向實際操作。當然，政府在宏觀調控實踐中真正做到采用大資料思維模式，除了大資料融合平台的許多技術規定外，還要看政府在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有沒有完全排除主觀判斷。我們可以将以上情形看成是對大資料思維模式的條件限制，很明顯，這些限制對于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都是适用的。在未來，政府采用大資料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将是政府幹預經濟的主導形式，因果思維模式一定會讓位于大資料思維模式。
（四）政府采用大資料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
宏觀調控的效率問題涉及政府選擇的動機、偏好和效用，在理論上對這個問題做出解說，則可歸結為對效用函數的分析。經濟學對選擇行為的效用函數的基礎解釋，是認為個人、廠商和政府的選擇行為對應于特定的效用函數。關于效用函數與選擇行為直接關聯這一永恒主題，經濟學家最關注的是效用函數的變量構成。新古典經濟學通過對“偏好一緻性、認知确定”等給定條件的限制，把“最大化”作為效用函數的核心變量，以對應于選擇主體唯一追求自利之選擇偏好的理論假設。主流經濟學質疑和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給定條件限制，通過偏好影響認知、認知影響選擇和效用的分析，開始嘗試将偏好和認知作為效用函數的變量。總而言之，西方經濟學标準的效用函數是以利潤最大化和消費最大化來解說的，這種隻考慮正效用而不考慮負效用的效用函數顯得有些狹窄。
關于效用函數變量構成的不同學術觀點與研究者的思維模式密切相關。經濟學家在資訊不完全假設下的因果思維模式，很難把一些得不到充分資訊支援但卻與效用有着因果聯系的變量納入效用函數。在大資料時代，這種狀況将會因大資料有可能提供完全資訊而得到改變。聯系政府在大資料思維模式下的宏觀調控，我們如何了解政府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呢？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讨的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際意義的問題。
政府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最大化，是産業結構平衡、物價和匯率穩定、就業充分、投資和儲蓄結構合理、GDP穩健而持續增長等。在“市場總是正确”的理念受到懷疑的情況下，如果最大化的實作需要政府宏觀調控，則政府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便有着重要的學理地位。就現階段難以納入效用函數的反映偏好和認知的“行為準則”和“效用損失”等變量而論，從大資料運用的趨勢看，政府可以通過大資料融合平台提供的網際網路、物聯網、社交媒體、傳感器、定位裝置、線上體驗和實時評價等确定這些變量的資料構成，進而将這些變量納入效用函數之中，但政府要重塑效用函數隻有在大資料思維模式下才能完成。從現象上看，政府宏觀調控出現效用損失的最直接原因，是各省市自治區向中央政府提供失真資訊造成的，但從實質性原因分析，則是政府在工業化時代還不具有大資料思維模式以及與此關聯的大資料融合平台。
在工業化時代，政府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是一個難以通過實證做出定量分析的抽象問題。長期以來，經濟學界隻是在定性分析上泛泛談及這個問題。在大資料時代，随着政府從因果思維模式轉變為大資料思維模式，如果這一抽象問題得到了定量分析和處理，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是否可以實作最大化呢？另一方面，當宏觀調控的效用函數在政府大資料思維模式下能夠實作最大化，不禁使人們思念甚或眷念起已被理論和實踐棄之為曆史陳迹的計劃經濟。大資料時代能實行計劃經濟嗎？我們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展開評說。
四、大資料思維與計劃經濟之評說
精英人士普遍認為，計劃經濟是政府當局依據完全資訊假設而設立的一種經濟體制，但從嚴格的基礎理論角度評說，這種說法或認識是不準确的。準确地講，計劃經濟是政府當局無限放大調控能力，把有限資訊作為完全資訊，把最大化期望當成能實作最大化的願景，進而在因果思維模式下建構的一種經濟體制。撇開資訊的不完全，僅就資訊的不精準而言，政府當局規定廠商投資什麼、投資多少、生産什麼、生産多少和怎樣生産所産生的效用函數也是十分糟糕的。但從基礎理論邏輯對大資料時代有可能提供完全資訊來看，計劃經濟又似乎存在實行的可能性。對于這樣一個在基礎理論架構内有着悖論的問題，我們如何了解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從工業化時代與從大資料時代的差別來了解計劃經濟，以及從因果思維模式與大資料思維模式的差別來了解計劃經濟，對于能不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答案是不同的。據筆者所掌握的文獻資料，目前從基礎理論角度進而依據大資料思維模式，對能否實行計劃經濟的分析是不多見的。國内一些經濟學者或是側重經濟發展史對曾實行計劃經濟的經驗教訓進行分析，認為即便在大資料時代實行計劃經濟，也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或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前經濟運作的分析，斷言實行計劃經濟的不可行性；以馬雲為代表的深谙新科技人士，則是從目前大資料和人工智能實踐以及遠景預期，而不是從基礎理論角度對大資料時代能夠實行計劃經濟做出解釋的。其實，這場争論是在大資料這一新科技靈魂周圍打轉，并沒有全然切入對大資料時代能否實行計劃經濟的關鍵點進行讨論。
大資料之是以成為新科技的靈魂，根據是它滲透于網際網路、物聯網和人工智能以至于形成大資料融合平台。這個平台的功能和作用以及發展潛力是巨大的。不過，人類能不能以此來實行計劃經濟是需要讨論的。因為，實行計劃經濟的關鍵，在于人類能不能做到精準配置社會資源，而不是僅僅做到合理配置社會資源。合理配置資源與精準配置資源屬于不同的層級。人類能不能做到精準配置社會資源，關鍵在于能不能精準預測下一時期産品和服務的總供給和總需求數量，包括産品和服務結構變動的數量。當我們将能不能實行計劃經濟與如何實行計劃經濟的讨論，轉換為具備不具備大資料思維以及具備不具備大資料融合平台的讨論時，問題便轉換成對以大資料為靈魂的科技能力的研究，而不是經濟體制或模式的研究。從國内有關大資料和人工智能與計劃經濟的争論來看，反對者主要是對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否定，對市場經濟體制的捍衛；贊成者則是基于對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的科技能量的頂禮膜拜。如果争論雙方圍繞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所能達到的科技層級來讨論，争論的焦點會集中在科技發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和範圍内精準配置社會資源這個問題上來。
不言而喻，筆者對這些争論的調和性評說，暗含着對人類在大資料思維模式下可實行計劃經濟的某種程度的肯定，這種肯定明顯以人類能夠精準配置社會資源為前提。經典理論告訴我們，經濟活動的不确定性無時無刻不在否定資源能夠精準配置，但科技發展卻震撼人心地讓人們相信資源有可能得到精準配置。資源配置達到“精準”有着極其苛刻的實作條件，它要求社會産品和服務的總供給在總量和結構上等同于總需求，顯然，這一苛刻條件實際上是宣判了計劃經濟的“死刑”，盡管它還存留“科技發展到極緻有可能實行計劃經濟”的餘味。市場經濟推崇者的理論假設，是價格和供求關系等市場機制可以合理配置資源；計劃經濟推崇者的理論假設，是掌握全國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中央當局能夠合理配置社會資源，但全世界的經濟實踐表明它們都不能合理更談不上精準配置資源。計劃經濟的破壞性實踐主要發生在工業化時代，這個時代的科技水準根本達不到精準配置資源的要求。是以，當馬雲等人高喊回到計劃經濟中去時，“怒發沖冠”式的指責和批評也就可以了解了。
計劃經濟是徹底否定市場進而對經濟進行全面宏觀調控的中央集權制。假如以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水準發展到極緻，我們能否實行計劃經濟呢？從目前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等的發展來看，雖然大資料融合平台已使政府從因果思維模式逐漸轉向大資料思維模式，政府宏觀調控也開始逐漸資料智能化和網絡協同化，但這些發展距離資源精準配置還相去甚遠。易言之，現代社會根本就不具備實行計劃經濟的技術物質基礎。即便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等高速發展，在某些産品和服務領域出現資源精準配置的可能性，那也隻是意味着在局部領域可以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是可以全面實行計劃經濟。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如果可以在局部領域實行計劃經濟，則很可能會在結構上打亂其他産品和服務的市場秩序，以至于實行計劃經濟的部分領域受市場體系的擠壓又重新回到價格和供求關系配置資源這個“大家庭”中來。在筆者看來，某些産品和服務領域出現資源精準配置是一種有可能發生的前景，但發展到全社會産品和服務都能夠實作資源精準配置，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顯然，這個觀點明确顯現了對現階段能不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看法。
政府在宏觀調控中運用大資料思維模式與實行計劃經濟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總的說來，大資料時代人們運用新科技手段精準配置資源，有着不存在任何空間限制的頂級要求，這一點是毋容置疑的。列舉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的落地來說明，這種頂級要求就是人類能夠在生物和生命領域運用大資料和人工智能來精準解決一切問題，具體地說，就是人類能夠将生命領域中的神經系統、各生理器官互動系統、細胞構成系統等變動都歸結為一種“算法”，可以運用大資料和人工智能來解決生命領域的所有預定方案。當未來學家和經濟學家對此都充滿信心時，理論界主張計劃經濟的觀點或許就不會那麼孤立和沒有市場了。但人類究竟能不能實行計劃經濟，未來學家和經濟學家都不能說了算，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才是最後的裁判。
五、幾點理論感悟
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催生了人類的大資料思維模式，甄别因果關系的途徑和手段發生了很大變化，大資料思維模式試圖從具有極大量、多元度和完備性特征的大資料中擷取無主觀推理和判斷的精準資訊，它對于人類選擇行為的影響是革命性的，可稱之為大資料革命。這場革命在影響和改變個人、廠商和政府選擇行為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計劃經濟的遐想。
工業化文明揭示因果關系的主要方法和路徑，是通過掌握的資訊并運用抽象分析方法來建立複雜模型，在實驗室運用試錯法設定反映因果關系的參數和模型進行具體操作，實踐證明經濟學家依據樣本資料而不是依據大資料的因果思維模式，很難使政府宏觀調控得到高收益的效用函數。長期以來，政府在這種因果思維模式下的宏觀調控導緻很多經濟問題得不到解決。按照未來學家對擷取和處理精準資料的理論見解，我們可以把大資料思維模式解釋為在雲端運用雲計算集約化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大資料，并通過無數台計算機伺服器對接許多簡單模型來優化相應參數的思維分析模式。理論研究留給經濟學家的任務是，如果我們将這種以許多簡單模型取代單一複雜模型的分析模式運用于宏觀調控，政府能否取得高收益的效用函數呢？這個問題的研究有待于深入。
政府采取大資料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的物質技術載體，是本文描述的大資料融合平台。這個融合了大資料、網際網路、物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的平台，對政府宏觀調控的認知形成發生了深刻影響。大資料融合平台與政府認知形成的相關性及其作用過程，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大資料思維模式發揮作用的過程。這些相關性和作用過程有着極其複雜的内容，它不僅涉及以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許多新技術功能及其運用，而且涉及政府采取大資料思維模式進行宏觀調控的一些具體選擇行為。當我們進入這樣的分析架構來解說政府宏觀調控時，實際上是進入了大資料時代理性選擇理論的研究架構。
本文關于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的分析，是針對未來政府在宏觀調控中的選擇行為的研究。目前，政府宏觀調控思維模式轉變正在發生，大資料思維模式在今後很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态。這個轉變過程的快慢取決于大資料和人工智能等的發展及其與實體經濟結合的速度和覆寫面。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這一轉變過程的推進，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手段和路徑等将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它将以雲平台、網際網路、物聯網等為平台，以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為方法和手段，以大資料的搜集、整合、分類、加工和處理為路徑，進而使政府對經濟運作中的産業結構、物價和匯率、就業結構、投資和儲蓄、GDP增長、國際貿易等問題形成以大資料為依據的認知，并根據這些認知制定各種政策及其與之相對應的規則和執行規則的手段，以至于使政府宏觀調控的大資料思維模式能夠在很大程度和範圍内消除政府失靈現象。
點選文末“阿裡研究院”可檢視論文完整版
原文釋出時間為：2018-08-09
本文作者：何大安、楊益均
本文來自雲栖社群合作夥伴“
阿裡研究院”，了解相關資訊可以關注“
”
![9.spark Core 進階2--Cashe[圖]](data:image/gif;base64,R0lGODlhAQABAIAAAP///wAAACwAAAAAAQABAAACAkQB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