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非常重要的鄰國，日本和中國的關系一直都極為複雜。其實紫寵漢朝開始，中國和日本就已經有了國家層面的交往，這種交往在唐朝的時候達到了巅峰。
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在文化上，日本就想中國的“兒子”，但是這個文化上的從屬關系随着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日軍一舉不如強國之列就被徹底改變了。
從此之後，日本從學習中國迅速轉變為想要征服中國。日本不再滿足于其區區三島之地，開始垂涎中國廣闊而又富饒的土地。
其實日本對于中國的觊觎并非在明治維新之後才有，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間，唐朝和日本就發生了白江口海戰，這一戰唐軍獲得了壓倒性勝利，從此中日之間的和平維持一千餘年。
但是明治維新之後的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國力對比已經不是唐朝的時候。甲午之戰的勝利，讓日本更加有了侵略中國的信心，日本為此做了精心而又漫長的準備。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占了中國東北，但是狼子野心，不可能滿足，蠶食鲸吞之下，終于在1937年7月7日挑起了七七盧溝橋事變。自此，全面抗戰徹底爆發。
一般認為，抗日戰争分為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而這戰略反攻階段，國軍在正面戰場與日軍展開了數次大規模會戰，極大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張氣焰和有生力量。
在這寫會戰中，尤其以武漢會戰最為重要。
這場戰役是抗日戰争戰略防禦階段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殲敵最多的一次戰役，日軍的目的是在徐州會戰捕捉殲滅國軍主力失敗之後，在武漢、廣州、安徽等地殲滅國軍主力，并且打通平漢、粵漢鐵路，盡量迫使國民政府投降。
自1938年6月11日到1938年10月27日，為期四個月的鏖戰中，國軍以傷亡40餘萬的代價斃傷日軍25.7萬餘，自此，抗日戰争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在武漢會戰之後，武漢會戰的重要指揮者、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武漢衛戍司令陳誠對武漢會站的得失做出了一系列總結，其中說出了國軍的兩大缺點。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第一點，部隊之間的協同能力極差
要想在作戰中取得勝利，各個部隊之間的協同是至關重要的，這是從古到今都不變的道理。而國軍的協同作戰卻是非常不理想，陳誠對于這一點的總結是：
“多因推诿而生空隙,尤易為敵所乘。”
雖然隻是一句話，卻是切中要害。但是這個缺點如果被敵人意識到了，那就更加可怕。而日軍國軍的這個特點也确實是心知肚明的，他們譏笑“譏笑中國陸軍隻有一個師”。
也就是說，國軍作戰時往往是一個師一個師的單獨作戰，極度缺乏協同意識，而日軍則需各個擊破即可。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必須在軍隊之間樹立協同作戰的思想，統一軍隊思想才能統一作戰。但是國民黨内部派系林立，先天不足，這個問題一直都沒能解決。
第二點，戰略與戰術的統一問題
抗日戰争從本質上說就是一場必須一弱勝強的戰争。那麼在當時戰争環境之下，總體國力軍力的巨大差距之下，戰争的整體态勢必然會長期以防守為主，而在這種戰略環境之下，戰術的選擇就尤為重要了。
按照陳誠的說法就是抗日戰争“本質上是以弱敵強不得已的被動戰争,是以在戰略上我們不能不取守勢,然為争取主動,又不得不在戰術上取攻勢,這一辯證式的原則,本極正确,可是輪到實行,就往往無所措手”。
陳誠的說法不無道理，但是卻沒有認識到怎麼才能在正面的廣闊戰場上争取到戰術上的主動，其實關于這個問題，中共方面就破有見地，非常值得參考甚至運用：
“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任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這并不是說要放弁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于這些地點，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
但實際上，國軍的戰術則一直非常死闆，能把運動戰、陣地戰做到很好的結合的戰例少之又少。但是陳誠的見地卻是非常準确的，在國軍的後續作戰以及解放戰争的迅速失敗，都印證了陳誠的見解的準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