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日本在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沖擊下所進行了一場，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盤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
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進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推行“殖産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歐洲化，大力發展教育等。最終，這次改革，使得日本成為了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更使其逐漸跻身于世界強國之列。
自此，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也讓國人有了學習的對象及動機，于是，群眾紛紛呼籲：要對舊制度進行改革。這其中，呼聲最高的改革就是“立憲”，後人，将這些主張推行改革的大臣也稱為“立憲派”。在當時的環境下，“立憲派”的臣民有很多，不單單包括留洋的學生及新式學堂的學生，還包括當地的士紳、富甲。
光緒二十七年，當慈禧老佛爺帶着光緒帝還在西安避難之時，改革就已經悄悄的開始了。最重要的一項改革，應該是改革應付外國事務的部門，這個部門後來被改名為“外務部”。由于，國内的義和團運動，西方人急切需要清政府建立一個對接部門來處理西方人的需求，外務部就是在這種壓力下成立起來的。
可是，之後的改革停滞不前，最大的變化就是改變官員制度，或者宣貫一下當年戊戌變法的内容。有了這股學習變法的浪潮，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異常興奮，立即鼓吹變革，在社會上制造輿論，讓大家都參與到這場變革中來。在全民都被調動起來的時候，朝廷單單改一下官員制度已經不能讓大家滿意了，所有，必須大力推動改革。
立憲派人士要求：改革要徹底，必須完全跟西方接壤。
1904年，日本和俄國在我們境内打仗，這次是日本赢了，赢得很是徹底。在現在看來，這是中國的恥辱，竟然有其它國家為了中國的土地而在中國本土打仗，中國卻無動于衷。但是，在當時，很多人願意去給日本人做密探，或者給俄國人做密探，一些運氣差的密探，就被砍頭了，甚至，後來還被拍成紀錄片。
那時候，魯迅正好在日本留學，看到了國人甘願為日本人犧牲的情形，憤怒的放棄了醫學，轉而從事文學創作。另一部分國人還是以看熱鬧的心情看待這次日俄大戰，尤其是日本獲勝後，那些渴望變革的人都異常興奮。在這次戰争之前，保守的人覺得俄國會打赢，而支援變革的人希望日本能夠打赢。現在，日本打赢了，在立憲派看來，這是一種激勵。
那麼，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是亞洲人首次打破歐洲人的神話，也讓他們知道：隻要國家進行變革，自己則遲早可以像日本一樣戰勝這些侵略國。這次戰争給很多國人帶來了希望，至于戰争的性質，他們就不那麼關心了。當然，這次的事件也驚動到深居皇宮的西太後。自從日俄戰罷，簽訂調解合約後，皇宮内外就沒有以前那麼安靜了，蠢蠢欲動的大臣越來越多。
宮廷外的張謇和湯壽潛開始鼓動百姓，要求朝廷盡快立憲。宮廷内也不得安甯，很多達官貴人都坐不住了，總想做些什麼。朝廷上袁世凱和瞿鴻禨是互相敵對的，總是互相攻擊，但是，在立憲問題上，他們卻出奇得一緻，要求大清應該建立新的憲法了。甚至，平常名聲不好、受到太後器重的慶親王，也站出來要求要改革。
不但如此，地方總督張之洞和周馥也表現出對立憲的熱情，地方大員的奏折，一封封得遞到西太後的面前，就堆在她的桌面上。經曆過逃難的西太後，似乎也變得開明了起來，現在，整天和西方的公使夫人混在一起，可能還是有些看不慣，但是，太後還是得忍着，有時候，高興了還會給這些夫人一些賞賜。
西方的文化傳播到中國，太後老太太還是比較擔心的，她擔心皇族的地位會不保，擔心國家局勢會動蕩。現在，大家要求的立憲，到底是能夠發展清政府的實力呢，還是會動搖清政府的地位？老太太自己的心裡也沒有底。這個時候，有一個人出現在了老太太的面前，他就是從日本學成歸來的曹汝霖。後來，此人在五四運動中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是，現在他還不是。
那個時候，曹汝霖的地位還很一般，但是，他懂得日本，是少數知道日本的專家之一。曹汝霖被定義為著名賣國賊的淵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這年的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大使奕劻、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為袁世凱助手身份出現的。是以，後來被指責賣國。
西太後特旨召見了曹汝霖，在此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凱的提示，知道西太後的詢問，肯定與日本的立憲運動有關。果然，西太後開門見山，一上來就詢問關于日本變革的情況，包括：日本何時完成立憲、立憲之前到過哪些國家進行考察、究竟以哪個國家的憲法作為借鑒的基礎、議會上下的兩院是什麼情況、議員是如何選舉的等等問題。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西太後在召見曹汝霖之前，在西方立憲這一塊也補習了一下，她也想弄懂這到底是些什麼東西，怎麼就比中國的制度要優越呢？
除此之外，西太後還特别想知道，日本開議會時，不同黨派會不會互相攻擊。之後，曹汝霖針對太後特别關心的問題回答道：開會總是免不了争吵，但是，一旦形成決議，兩黨肯定會團結一緻，為共同的目标而奮鬥。就像這次日俄戰争，在戰争前，日本内部有不同的聲音，但是，到了天皇決定應戰的那一刻，大家都會齊心協力，為日本能夠打赢戰争而出謀劃策。
聽到這裡，西太後回了一句：“中國人壞就壞在不能團結一緻。”曹汝霖意識到自己之前的話語還沒有消除老太後對立憲運動的顧忌，于是，連忙說道：“如果朝廷有了國會，一旦大家能夠坐下來開會，肯定會團結的。”老太後詢問原因，曹汝霖回答道：“團結是需要中心的，而憲法就是這個中心。”
對此，老太太還是有些不解，曹汝霖又說道：“議員是人民選出來的，是人民的代表；内閣總理大臣是皇上欽命的，擁有行政權。兩個中心都是為憲法做事，如果，兩個中心沒有辦法統一，内閣總理大臣可以解散議會，重新選舉議員。隻要選擇了合适的議員，是可以達到和諧共處，君臣一心的。”西太後聽了這番話，陷入了沉思之中。
曹汝霖的道理，不知道能不能說服西太後。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清廷的改革明顯加快了，立憲的步伐也加快了。1905年，朝廷派出五位大臣出去考察關于立憲的事情。第二年，清政府宣布立憲，由各省選出代表組成咨議局，中央的資政院也組建起來了。1908年，朝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确認了立憲時間。1916年，國會成立。
當然，在此期間也有諸多诤谏者，試圖以對抗中央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忠貞，比如：内閣學士文海，文海在一紙奏折中指出立憲有六大錯：
第一，五大臣以考察政治之名始，卻以建議立憲終，屬于偷梁換柱；
第二，立憲者建議裁撤軍機大臣，設定内閣總理，有回歸日本立憲前藩鎮割據之嫌；
第三，中國法制紛繁詳盡，立憲者動辄評議，屬于劍走偏鋒；
第四，中國與西洋各國風土人情各異，不能照搬法度；
第五，變法求速成，違背了立法宜緩不宜急的客觀規律；
第六，預備立憲一起，原先已有起色之籌饷、練兵之舉全部廢弛，造成浪費。
西太後過世後，繼承人開始拒絕變革，要把權利重新掌握在自己手裡。于是，在1911年組成的皇族内閣中，幾乎是清一色的滿族人，沒有人數衆多的漢族人身影。皇族的這個動作讓大家寒心，于是，革命無情的開始了，皇族被趕下了台，小皇帝還沒懂事，就從皇位上跌下來了。
其實，清朝末期的皇族，大多屬于保守派。清朝的立憲運動是向日本學習的，顯得十分保守，大部分權利還是掌握在滿人手裡，隻有少部分權利分給了實力強勁的漢人。是以，當初決定朝廷開展立憲運動的西太後，是知道需要提高漢人的地位，讓他們有更多的行政權的。
可是，老太後的後人卻不知道這個道理，還是固執得墨守陳規，抓住自己的權利不放，拒絕改革。由于，權利沒有分散，皇族還是掌握大部分的權利，這次的運動也是一場“假立憲”運動。皇族的報應很快到來了，短短幾個月，他們就被擁有廣大群衆基礎的改革派給推翻了。
為此，清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參考資料：
【《清史稿》、《明治維新》、《立憲運動》、《欽定憲法大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