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李浩，男，1971年生于中國河北，當過八年小社員。一向耽于幻想與虛構，耽于無用，學習過美術和寫作，資質平平，一直在狂妄的自信和深度自卑間擺蕩。
書蟲。曾反複引用博爾赫斯的兩句話：“天堂，應當是一座圖書館的模樣”，沒有圖書存在的天堂在他那裡永遠獲得不了信任；“我經曆的很少，但我的閱曆很多。”從古人和同時代人的智慧中，他以為可以獲得精神、經驗上的豐厚和富足，可以補充部分在經曆上的缺陷，當然，是部分地。
一個對智慧和技藝有着迷戀的人，一個堅定而深切的懷疑論者。一個，弱者，一個自我的敵人；一個堅持把自己的寫作努力變為智慧之書、不憚“寫給無限的少數”的作家，一個保持着傲慢和偏見并始終盡量修正自己的傲慢和偏見的人，一個，“沉默和始終不渝地堅持着固執的個人立場”，未随時間和命運變化而變化的人。著有小說集《誰生來是刺客》、《側面的鏡子》、《藍試紙》，長篇小說《如歸旅店》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蒲松齡文學獎、十月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孫犁文學獎等等。
來源：花城
文學是否可以教授？在我看來它不應是一個問題，因為它沒有疑問感：文學可以教授，并且的确需要教授。沒有誰天生就是作家，就是大師。如果這點沒有疑問那文學技藝可以傳授就不應有任何疑問，所有的成功都有一個學習過程，文學當然也不能例外。
但，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讨論卻是有心的，有益的。因為這一常識并不是能為所有的人都了解和接受，因為，在我們這個國度，把一切模糊化、不可知化、玄學化是一種固執的現象，深入人心。在西方人那裡，一到一萬之間至少有一萬個格，而一格到二格之間還可以更加細分，它需要追究，這個點，到底處在一和一萬之間的那個位置，如何更為确切；而在我們東方，一和一萬是可以模糊的，互換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皆是如此……兩種方式當然各有利弊，說這樣的話并非對什麼什麼進行谄媚；但落實到文學創作的教授上，我可能更傾向于西方的方式。
應當把文學的寫作開成一門專門的課，從寫作的諸多面入手，譬如如何用詞，如何做到陌生，譬如如何講述故事，把故事講得生動美妙，譬如如何設計人物，讓每個人物如何發生關系，并成為牽動的線，譬如……說實話，我不知道說文學技藝不能傳授、作家不需要“培養”的說法從何而來，有什麼樣的理論依據，但作為作家，編輯，我看到的更多的卻是這一“理論”可怕的後果。太多從事創作的寫作者（尤其是基層寫作者）因為缺少文學技能的教育訓練用幾十年的努力也沒有進入到文學中，盡管他們的文字裡有時也不乏爍亮的點。
太多的作家基本功太弱，隻會講述通俗故事，而且存在太多疏漏，那樣的文字真的是如同嚼蠟；太多的文學批評家不懂文學技藝，缺乏文學審美能力，他們誇誇其談的不過是被哲學、社會學、倫理學嚼過一萬遍之後的口香糖，不能和文本貼進，不能指引閱讀，并且了無趣味。我說過一句過于苛刻的話，那就是，在現在，至少有80%以上的作家、批評家、編輯不懂文學，盡管他們有着或大或小的名氣，占據着位置。何以至此？因為我們缺少教授文學技藝、提高文學審美能力和鑒賞水準的課。
當然，就我個人的寫作而言，也深感缺少“這一課”的諸多缺憾，我不得不依靠更多的努力、體味去嘗試了解在前人那裡已成規律的東西，有時，我就像王小波筆下的那個有些弱智的表姐，多次自鳴得意地宣稱：我懂得了一項很不錯的技術！我會訂扣！卻不知道，我這個費了巨大心力得到的技藝在别人那裡尤其是大作家那裡已經是舊識，不值一提。如果有“這一課”，我根本不需要走那麼多的彎路，根本不需要投入那麼大的精力，這些精力本可抽出來用在更有價值的地方。在《北京文學》工作期間我曾和朋友們編輯一個讓我受益良多的欄目：“文本典藏”，請一些作家學者就他以為最好的短篇小說進行推薦，說出推薦理由并做眉批——閱讀這些眉批讓我感慨良多，有時，會讓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原來閱讀中的錯過是多麼巨大，重新注意到它，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在我枕邊，還有一本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這是他在美國大學裡教授文學時的一部講稿，他讓我重新認識那些甚至已讀過多次的文學巨著：《包法利夫人》，《變形記》……當然，我并不認同他對這些名著的所有了解，對文學的所有了解，但就技藝的熟撚，但就如何完成個人的“風格和結構”，如何用“處在兩塊肩胛骨之間的那塊骨骼”去感受震顫，領略文學文字的美妙，納博科夫給予我太多的教益。并且，也帶給我巨大的懊悔：如果我在十八九歲、二十幾歲的時候讀到這本書，能聆聽像納博科夫“文學講稿”這樣的文學課，我的寫作肯定會更完美得多，我的某些已經固定下來的錯謬和短闆也許就能得到糾正和彌補。
文學，尤其是現代文學，已經越來越趨向于“科學”，特别是結構，故事設計，特别是一些新穎的技法運用，特别是上世紀“文學爆炸”以來諸多作家令人目眩的文體實踐……米蘭·昆德拉在強調作家獨創性、“發現是小說唯一的道德”的同時，還曾提示我們“一部作品，應當是前人文學經驗的一個綜合”，做到這一點兒，當然首先是要閱讀大量的圖書，而有一“文學課”的指引、辨析則一定會讓我們少走彎路，少些偏見和錯謬，少些夜郎自大的固執。
我說文學創作的教授不應是什麼問題，這不隻是來自于西方的經驗，其實在中國，在我們的古代，也是一直這樣做的。我猜測，說文學創作不可教授，大約是出于藝術類的豐富性、多樣性、差異性、不可複制性的認識——音樂，美術，中國書法，這些藝術也都有豐富性、多樣性、差異性、不可複制性，而且中國用來書寫的毛筆、宣紙，因材料的特殊性就已注定自我複制的艱難，任何一個書法家畫家都不太可能更将已有的作品一模一樣地複制一遍——可我們的書法、繪畫最強調的是什麼？首先是臨摹，臨貼，首先是，看你筆墨的出處。為什麼到了文學，同處在藝術範疇内的文學，卻變得不可教授了呢？要知道書畫對藝術個性的強調更為嚴苛啊！我想知道，哪位作家能不學習、體味前人經驗就寫出了偉大的作品，如果有，請你告訴我，我請你吃滿漢全席。白紙黑字。
著名詩人、俄羅斯女作家阿赫瑪托娃曾如此驕傲地宣稱，我是一個匠人，我懂得技藝。她有的肯定不隻是技藝，但，這個強調卻實在富有啟示。何況，文學創作課，也不會隻教你如何技術而不學習審美和面對世界、人類的可能态度。
當然，“這一課”的教授實在是具有難度，對教師的要求實在是高，可是以就不做，可是以，我們大學的“學術”就僵硬闆結地像一塊木頭，則更為有害。
至于說有了這一課，全民就都能成為作家，都能寫出大作巨作，我以為又是一個相當的謬誤，這裡面，似乎有一點“大躍進”的味道。我不反對全民寫作，多讀點書，多想些問題，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和感受寫出來，是一件幸福的事兒，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作家”其實是有門坎的，而且随着時間已變得越來越高——有些過去的所謂作家，現在看起來可能算不上是什麼作家，最多是通俗作家而已。有了這一課，毫無疑問，會提高群眾文學欣賞能力和寫作水準，會使一些群眾懂得審美，也會使一些作家有更高的藝術水準，這個提高可以是普遍的——但，我們也必須清楚，“詩有别材，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創造性的藝術勞動并不能全民普适，這點兒，永遠不能。就像，不是所有人學了數學，化學，就都會成為數學家，化學家，科學家，能夠成為某某家的永遠是一個少數，美國有文學創作課并且相當普及也不是所有的聆聽者都成了作家，且不說大作家。但，有了“這一課”，作家肯定會出得多些，群眾的欣賞水準肯定也會高些，不至于，讓我們總是在平庸和低端上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