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講究忠君愛國，對于心懷異志，不忠君王的人稱為亂臣賊子。對待亂臣賊子的方式則是人人得而誅之。然而在春秋戰國時期，文臣武将頻繁跳槽更換東家卻是常事。比如吳起先後給魯、魏、楚三個國家打過工；商鞅是衛國人，但卻先侍奉魏國，後侍奉秦國；伍子胥更是在離開楚國後投奔吳國，後來帶着吳國軍隊打敗楚國，将楚平王開棺鞭屍。這些人的行為與忠君愛國完全是背道而馳，為什麼無論當時還是後世，都沒有人指責他們的不忠呢？
事實上，當時的古人和後來的古人在人生價值觀上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戰國時期的古人忠君愛國觀念并不強，他們看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義和舍生取義的精神。比如豫讓為了給主公智伯報仇，不惜舍家棄業，自殘身體，後來複仇行動雖然沒完全成功，但也為後世留下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典故。
荊轲為了報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在明知刺殺秦王九死一生的情況下，還是毅然前往秦國。更難得的是，秦國叛将樊於期還主動獻上自己的首級，隻為了讓荊轲能近距離接觸到秦王。
“君以國士待我，我當以國士報之”這便是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是以當時的士大夫們都熱衷于養士。即招攬門客養在家中。平時這些門客都白吃白喝，可真到關鍵時刻，他們往往也會為自己的主公拼上性命。
反之，如果彼此間沒什麼情義可言，人生觀、價值觀也不在一個頻道。那光想通過上下級關系讓手下賣命在當時是可笑且不現實的事情。《孟子·離婁下》中就有一段很經典的言論：“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雠。”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你不把我當回事，你的事關我屁事。
在當時大環境的影響下，文臣武将們頻繁跳槽成了常态，包括各國的國君在内，沒人覺得這有什麼不妥。而且一般情況下，人才選擇另謀高就都是因為在原來的國家得不到重用，原來的國君自然也不會在意自己看不上的人去其他國家謀職了。
後來的統治者意識到讓人才自由流動不利于自己的統治，是以才一邊推廣夾帶私貨的儒家思想，一邊強調忠君愛國精神，讓人們無條件接受皇權至上的觀念。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在看到上文中提到的《孟子·離婁下》中的那段話時很生氣，是以下令将其删掉，還剝奪了孟子亞聖的地位。因為在朱元璋看來，忠君愛國是臣子們的本分，我可以殺你們，你們不可以不忠于我。
大家覺得，春秋戰國時期這種“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觀于國于民更有利，還是後來這種無條件“忠君愛國”的價值觀于國于民更有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