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2018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奈及利亞小說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被授予品特獎，該獎項旨在獎勵那些在作品展現了“生活和社會的真相”的寫作者。她在獲獎演講中說：“有時候政治必須被當做政治來讨論。今天沒有比這更正确和更緊迫的事實——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
對于真相和謊言之間的界線與轉化，第三帝國的曆史或許為我們呈現得最為全面和深刻。畢竟納粹領袖約瑟夫·戈培爾就曾說過，将謊言重複成真理是納粹主義的核心。法西斯主義的核心是欺騙嗎？說謊者相信自己撒的謊嗎？他們能夠識别虛假嗎？還是在納粹的知識與信仰體系内，謊言已經作為真相說服了他們呢？這是宣傳達到的效果呢，還是神話發揮的作用呢？個人信仰轉變成政治認同是如何發生的呢？阿根廷曆史學家費德裡科·芬切爾斯坦在《法西斯謊言簡史》一書中試圖探索和探讨的正是這些問題。
撒謊和政治一樣古老，法西斯得勢的曆史也即謊言掌權的曆史。正如阿迪契所言，“今天沒有比這更正确和更緊迫的事實——我們必須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必須把謊言稱作謊言。”
《為什麼法西斯主義者相信他們的謊言即是真相？》（節選）
撰文 | [阿根廷]費德裡科·芬切爾斯坦
翻譯 | 張見微
有些人說得有鼻子有眼，卻沒有一句真話，氣得我照着他們的臉就是一拳。證人們嘗到了我的厲害，又編出一套謊話。我不相信，但不敢置之不理。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最著名的法西斯主義宣傳家、納粹領袖約瑟夫·戈培爾說，将謊言重複成真理是納粹主義的核心。這句話經常被誤引，導緻了一種法西斯主義形象的産生，好像法西斯分子充分意識到自己蓄意造假的程度。法西斯主義的核心是欺騙嗎？說謊者相信自己撒的謊嗎？他們能夠識别虛假嗎？當戈培爾說希特勒無所不知、“天命所歸”時，他是否真的具備一種基于現實的知識概念？
這很複雜。事實上，戈培爾曾經僞造并釋出過自己遇刺的消息，後來他把這一消息作為事實“刊登”在自己的日記中。這些日記并非寫給公衆看的，而是在他死後多年才出版。他還在其中一次次提到自己的演講取得的“成功”，它們得到了他所控制的媒體的稱頌。是戈培爾在自欺，還是他真的相信存在一種超越實證的真理形式？難道他想要編造一個新的現實嗎？當然，從基于現實的角度看，編造謊言與信奉一種魔幻的真理觀念毫無差別，都是在逃避真實。戈培爾分明是在通過發明另一種現實來欺騙自己，但他和大多數跨國的法西斯主義者都不這麼認為。
對于戈培爾這樣的法西斯主義者來說，知識是一個關乎信仰的問題，尤其是對法西斯主義領袖神話的深信。正如操縱或發明事實是法西斯主義的一個關鍵次元，對超越事實的真理的信仰也是其關鍵次元。法西斯主義者并不認為真理與宣傳之間存在沖突。
戈培爾将宣傳定義為“一種藝術，不是怎樣去說謊或歪曲，而是如何去傾聽‘人民的靈魂’和‘用一個人能聽懂的語言跟他講話’”。正如曆史學家理查德·埃文斯評論到的，“納粹黨人的行動基于這樣一個前提，即他們且隻有他們，通過希特勒，對德國人的靈魂有了内在的認識和了解”。真理源自靈魂這種想法，是信奉無法證明的絕對确定性的結果。
每當阿道夫·希特勒要颠倒是非的時候，作為症候性的表現，他會談論起大是大非。在他的了解中，與他的種族主義理論相悖的事實都是謊言。他的世界觀建立在一個無需實證的真理概念之上。換句話說，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是真的東西（可證明的因果關系的結果），對他來說卻有可能是假的。我們當中的大多數認為是謊言或捏造的事實，在他看來卻是真相的進階形式。就像當今的民粹主義媒體所宣稱的，希特勒将自己對真相的不誠實投射到他的敵人身上，進而颠覆了現實。他謊稱說謊者是猶太人，而非他。他說起謊來就好像他代表了真理。他指責猶太人“大大地扭曲了真相”。但希特勒卻将這一實際真相等同于他所信奉和宣揚的反猶太神話。
在利用謊言和诽謗方面，首屈一指的行家一直是猶太人；畢竟，他們整個的存在是建立在這個巨大的謊言之上，即他們是一個宗教群體，但實際上他們是一個種族——一個種族！人類最偉大的頭腦之一（叔本華）已一針見血地戳破他們：他稱他們為“謊言大師”；這個說法是颠撲不破的。任何認識不到或不願相信這一點的人，将無法幫助真理在這個世界上取勝。
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不僅希特勒，阿根廷和世界各地的其他許多法西斯主義者都視反猶太神話為真理的展現——德國猶太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稱之為“依照計劃的神話”。法西斯主義者幻想出一個新的現實，然後去改變實存的現實。是以，他們重新劃定了神話與現實之間的邊界。神話在取代現實時所憑借的政策，旨在依照種族主義相信的謊言重塑世界。當反猶太主義的謊言聲稱猶太人天生肮髒且會傳染，是以應該被殺掉，納粹黨人則在隔都（ghetto）和集中營裡創造條件，讓污穢和廣泛傳播的疾病變成現實。猶太囚犯在忍饑挨餓、受盡折磨、徹底淪為非人之後，變成了納粹黨人打算讓他們成為的樣子，也就可以被名正言順地殺掉。法西斯主義者通過将隐喻變成現實的方法，追求與經驗世界不相符的真相。法西斯的意識形态謊言沒有絲毫真實之處，然而其追随者卻想讓它們足夠真實。于是凡是他們親眼所見的和不喜歡的，皆被設想為非真實。墨索裡尼認為，法西斯主義的一個核心任務就是否認民主制度的謊言。他還将法西斯主義的真理與民主的“謊言”相對立。道成肉身原則是領袖（ilDuce）的這一神話式對立的核心。他相信一種超越民主常識的真理，因為它是先驗的（transcendental）。他回憶道：“在我生命中的某個時刻，我曾冒着不被群衆看好的風險，向他們宣布我所認為的新的真理、神聖的真理（laveritàsanta）。”
對墨索裡尼來說，現實必須遵循神話的要求。如果人們一開始就不相信，事情就難辦了；他們的懷疑也需要受到質疑。法西斯主義的神話架構植根于法西斯主義的民族神話。他宣稱，“我們希望将[這一神話]全然變成現實”。神話可以改變現實，現實卻不能妨礙神話。法西斯主義的這一神聖真理，同樣是由法西斯的真理與敵人的虛僞本性之間的奇特界限所定義。敵人處在真理的對立面，有的隻是謊言。在歐洲邊境地區，人們陷入“對俄國神話的執迷”，對布爾什維主義着了魔，但墨索裡尼認為這些與自己競争的神話是虛假的，因為它們反對基于極端民族主義的絕對真理，當然也反對他的領袖神話。他說：“我們将其他一切置于[這一領袖神話]之下。”
在将神話進行現代化的過程中，法西斯主義者将神話從個人信仰問題轉變成政治認同的主要形式。根據這一改寫，真正的政治是古老而暴力的内在自我的投射，這種自我在被應用于政治時，克服了理性的詭計。如此一番操作，法西斯主義者便可以把一切符合其意識形态目标、假定和欲望的東西定義為真實。
法西斯主義的這一神話次元是反民主的。從曆史上看，民主乃是建立在與謊言、錯誤的信念和資訊相對立的真理的概念之上。與此相反，法西斯主義者提出了一種關于獨裁統治的激進的真理觀念。正如曆史學家羅伯特·帕克斯頓解釋的，對法西斯主義者來說，
“凡是允許新的法西斯主義者支配他人的，凡是讓上帝的選民取勝的，都是真理。法西斯主義不依賴于其信條的正确，而是依賴于領袖與其人民的曆史命運的神秘結合。這讓人聯想到浪漫主義者關于民族曆史的繁榮、關于藝術或精神上的個體天才的觀念，不過法西斯主義在其他方面否定浪漫主義對無拘無束的個人創造力的推崇。”
法西斯主義者将人民、國家和領袖這三者隐喻性的統一，建立在将神話視為真理的終極形式之上。但他們這樣的做法不乏先例。真理與謊言在法西斯主義中的異乎尋常的地位，不過是真理與政治漫長的關系史中反複出現的一個方面。在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看來，政治史總是呈現出與真理的緊張，而法西斯主義對這種緊張的解決，意味着對政治的破壞。要界定法西斯主義，其中一點便是有組織地撒謊。隻有領袖規定的事實（和謊言）才可以被接受為真相。
以宣揚另一種現實為名歪曲真相，是法西斯主義曆史上常出現的現象。西班牙法西斯獨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否認自己參與過對格爾尼卡的可怕轟炸，這是他最大的戰争罪行之一，造成了上千人死亡。雖然法西斯政府的這次行動有據可查，但佛朗哥聲稱是“紅軍”“摧毀了格爾尼卡”，旨在散播有關他的“宣傳”，抹黑他。在這麼做的時候，佛朗哥把真相的概念攬在手中，聲稱說謊者并不是他，而是他的政敵。
同樣，納粹黨人也沒有區分可觀察的事實與受意識形态驅使的“真相”。當“群衆領袖攫取了讓現實來配合其謊言的權力”時，極權主義獨裁最激進的結果便出現了。幾年後，在關于阿道夫·艾希曼的引發争議的研究中，阿倫特對這位大屠殺策劃者的推理過程進行了重要的探究。艾希曼可謂“對事實本身極其蔑視”這一現象的縮影。阿倫特将艾希曼對謊言的認可等同于整個社會“對現實和事實的屏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謊言和愚蠢——它們如今已在艾希曼的頭腦中根深蒂固”。
為什麼法西斯主義者相信他們的謊言即是真相？正如許多反法西斯主義者彼時曾指出的，法西斯主義獨裁的曆史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被法西斯主義者推舉為現實的神話性想象永遠無法得到證明，因為它是基于全面控制過去和現在的幻想。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法西斯謊言簡史》第一章，注釋從略，較原文有删節，标題為編者自拟，經出版社授權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