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遊晚年住在老家紹興，寫了本書叫《老學庵筆記》。老學庵就是他住的房子。在這部筆記裡，寫的都是他看到或者聽到的一些時事及段子。
其中有一段講到南宋當時圍湖造田現象非常嚴重。比如他居住地附近有個鏡湖，當時“為人勤耕幾盡”。
而且這是全國現象，再比如今天成都市中心天府廣場一帶，在隋唐時代曾經是個大湖，叫摩诃池，曾是成都最負盛名的遊覽勝地，就如同西湖于杭州。但在陸遊那個時代，也被填起來造田。
不僅如此，宋代長安民間的田地交易契約上，赫然寫着”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的段落，這些原先的風流顯赫，在宋代留下的卻是一片片金黃的麥田。
打個比方，這就像有人一覺醒來穿越到22世紀，卻發現華爾街和百老彙變成了農田一樣震撼。
史學界有個詞叫“唐宋變革論”，說從唐到宋出現了從中世紀到近代的大變遷。從地理上來說，中華文明的重心東移，在陸遊他們那代人看來，這代表着傳統文明痕迹的消逝。
最典型的是長安，在唐宋之際，宋人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感歎長安的光榮不在。
如果光看城牆内面積的話，唐代長安城的面積有84平方公裡，包括外郭城，皇城，宮城三個部分。而宋代的長安隻是利用了過去皇城的舊址加以改造，城牆内的面積僅為唐代的1/16。
而人口方面更是銳減，盛唐時期的長安城人口超過百萬，其中有些地段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裡一萬人，與今天高層建築林立的現代城市相當。
但宋代長安城的人口卻不超過20萬人，北宋中期收到的商稅僅8萬貫，約為首都開封的1/5，在全國來說排名第十六位，已經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地方城市。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宋代長安地區的城鄉人口都計算在内的話，整個地區的人口并不比唐代少。唐代長安下轄23個縣，在鼎盛時期每個縣平均人口15000人，總人口約36萬戶，近200萬人。
而宋代長安下轄13個縣，比唐代時轄區少了一半，但在鼎盛時期平均每個縣人口達到18000人。總人口約23萬戶，人口約115萬。
是以總人口沒明顯下降，總人口密度甚至還有所增加，下降的隻是生活在長安城内的人口數量。放今天來說，就是從唐到宋，長安地區在“反城市化”，原先的官員、商人、工匠、僧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批的農夫。
這反映在地名上就很明顯了，曾經的“下馬陵”變成了“蝦蟆陵”，“建章宮”變成了“貞女樓”，從地名格調上就下降得很明顯。原先高雅的唐代宮廷文化被土裡土氣的鄉土氣息取代。
為什麼失去首都的地位，會對長安的打擊這麼大？
這裡要講下城市發展的邏輯。現代城市講究産業為先，城市因産業而富，吸引人口聚集，基礎設施得以更新，然後又進一步吸收更多的産業。再帶來更多的人口。
而産業發展看什麼？雖然政策原因不容小視，但歸根到底還是要看地理和自然與社會環境。
比如為什麼首鋼會從北京遷移到唐山？
唐山有什麼?有個叫曹妃甸的島，這個島四面環海，适合修建優良的深水港，煉鋼廠修建在這裡，無論原料輸入和輸出都很友善。同時四面環海，煉鋼廠排放的污染也不容易污染到市區。這就是大部分的發達國家都會把鋼鐵廠建在港口附近的原因，
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傳統中國，城市發展的邏輯卻不是這樣。（全世界其實都差不多）
中國傳統的大城市都是以政治和軍事目的為優先發展起來的。從西周開始到唐代這1200多年裡，中華文明的首都基本都沒離開長安。凡是像樣的朝代，都會在長安定都。在這裡定都本身就有政治合法性 BUFF。
另外從軍事上來說，關中平原三面環山利于防守，再加上依托地形人為修築的蕭關，大散關，武關，和函谷關，潼關等軍事要塞。在任何軍事統帥看來，都是完美的建都之地。
另外，在當時在這裡定都也有經濟上的考慮。
今天我們談天府之地是說成都，但在先秦時期，這個詞卻是用來形容關中平原的。在戰國時期，秦國修築的鄭國渠使得關中平原沃野千裡，成為當時最好的農耕地。而農業的發達提供了足夠的資源，來供養巨大的脫産人口。史記中甚至說，關中地區雖然人口和面積都隻占天下的1/3，但卻集中了天下六成的财富。
是以從周到隋唐，定都在長安，是将政治，軍事，經濟三大優勢合一。是以長安的首都地位固然金湯。
但是到了唐代，雖然長安城的人口不斷上升，但關中平原的人口比重卻不斷下降。在唐初到中唐這段時間裡，關中地區的人口比重開始低于全國10%，而人口密度更遠遠低于河南、河東、河北、淮南、江南這些地區。
也就是說，在安史之亂之前，經濟中心和人口中心已經東遷了，而政治中心卻還留在關中平原。這就帶來了隐患。關中平原憑借自身根本無法供養長安。
俗話說百裡不販樵 千裡不販籴。如果糧食生産中心和消費中心相距更遠，那麼就沒法憑借市場規律來解決問題，就要出現饑餓。
是以唐代強盛的時候，用公權力來征收河北與江南的糧食，再運到長安供宮廷和管理消費-----在長安的糧價一般遠遠低于運輸成本。這代表長安是全唐朝百姓血汗供養起來的，而長安則反過來為全國提供“管理藝術”。
唐代長安每年需要的外來輸入糧食400萬石，這些糧食大多依靠黃河來運輸。但是在糧船朝長安運的途中，卻有一道攔路虎。這個攔路虎叫三門峽。
今天提起三門峽大家隻知道三門峽水電站，但在秦朝到隋唐的曆史上三門峽卻一直是全國大難題，因為黃河流到這裡後進入了狹窄的峽谷，流速加快，水中布滿了巨石和暗礁，以及漩渦。非常不利于行船。
糧船一不留神就會撞上去支離破碎，據說每三艘船就會有一艘被撞沉。唐朝時在三門峽一帶船上撐篙人被稱為“門匠”，通常都是山西平陸人。自古有句話“自古無門匠墓”，為什麼沒有？因為門匠們都遲早會死在水裡。
不僅如此，因為要對抗巨大的逆流沖力，往往通過一艘船就需要數百人在岸上拉纖，河道又狹窄，有時一天難得過一條船。是以隻有舍水就陸，把糧食從船上卸下來，在蜿蜒險峻的山道上用牛車運輸，等過了這一段後再運到船上去。
但是當時的條件下山道也不好走，狹窄陡峭經常隻能容一車通行，又常常遭遇山石滑落，甚至泥石流，山體滑坡等等------------總之一句話，在近代炸藥出現之前，從東部地區通向長安的大規模運輸問題是無法徹底改善的。
是以不管定都在長安的政治和軍事優勢有多麼明顯，經濟要素卻一直要求新興的王朝放棄長安，定都在更東邊的位置。
唐代以後的朝代，不再想背負這個沉重的負擔，直接在三門峽以東，更友善水運的地方定都。從洛陽，開封，再到北京，南京。無一不是為了降低物流成本。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曆代對森林的砍伐，關中地區水土流失嚴重，環境的破壞帶來人類社會問題的激化，内戰與騷亂不停，于是近代西安人口進一步減少，在民國時期，人們談到西安，已經不把他當成主要城市，在1930年，西安城市人口僅12.5萬，僅為1840年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