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報·豫視訊記者 張晶晶
一個跨度長達十年的尋子故事似乎有了一個令人欣慰的結局：失散了十年的兒子被警方找到了。
奔波痛苦了十年，争吵心碎了十年，桂宏正和妻子終于在2019年4月見到了那個朝思暮想的人。
剛找到的兒子卻并非與他們有同樣的想法。3歲被拐走，找到已是13歲的少年，這個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把對他們的排斥寫在臉上，不說話，不見面，不上學，被他們帶回家後，暴躁，動不動發脾氣，以絕食威脅回養父母家，最後将生父生母的微信拉入了黑名單。
“很多拐賣犯罪，可能受傷害最大的是父母，其次才是小孩。有些小孩找回來，這種傷害并不會就此停下，相反，很多時候小孩找回來之後，父母還受到了二次傷害。”長期關注過去一百年以來人口拐賣犯罪現象的李鋼教授認為，“被拐孩子回歸親生家庭”這一命題，摻雜着法理與情理的糾葛，在認親成功的那一刻，回歸其實才剛剛開始。
（桂宏正夫婦在央視“等着我”欄目）
被“拉黑”後，親生父親送他回了養父母家
2021年12月，孫海洋的孩子回家了。
桂宏正的心情五味雜陳，他打心眼裡感到高興，也為自己感到失落。“從前一起找孩子的日子曆曆在目，如今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似乎也都應該回到幸福生活中去了，除了我。”
桂宏正的兒子小桂曾經丢了十年，如今再有人稱呼他“小桂的家長”時，他無奈回答，“是家長也隻是小時候的家長了。”
那個悲傷的時間刻度處于2009年6月12日。
湖北人桂宏正于四川武勝縣城一農貿市場内經營着一家小酒鋪。那天，他在酒鋪門口洗鍋，妻子出門去接上幼稚園的大兒子回家，二兒子小桂在酒鋪門口附近天橋下跟一群孩子玩耍。下午5點，妻子接大兒子回來時還在路口見過小桂，她回到酒鋪後給顧客裝酒，十幾分鐘後，擔心小桂着涼，她找了一件衣服就出去找小桂，但是再也沒找到。
後來，和中國大多數尋親父母的故事一樣，他們傾家蕩産，四處奔波，論壇發帖，輾轉全國參加尋親活動，一次次希望落空，一次次争吵和哭泣，桂宏正的生活停滞在小兒子走失的那一天。
後面的十年，他的角色是一個苦苦尋子的父親。因為忙于尋子，幾乎沒好好做過父親。丢失小兒子之後，桂宏正夫妻二人争吵不斷，大兒子慢慢變得内向、寡言，他很少得到父母的關心，也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
話及此處，桂宏正的語氣無比愧疚，因為尋找小兒子，他錯過了太多太多。2018年5月29日，他在鄭州參加尋親活動時，老父親在家中獨自去世。後來回憶起父親時，他寫下，“千裡歸家父已亡，不孝之子愁斷腸。陰陽相見難上天，下輩再做有孝人。”
終于，有好消息傳來，四川警方偵破一系列拐賣案，找到了桂宏正的兒子小桂的線索。2019年4月，桂宏正和妻子在警方陪同下前往廣東，在養父母家見到了兒子小桂。
眼前的男孩已是國小六年級學生，刹那間，十年酸楚湧上心頭，夫妻二人抱着孩子痛哭。小桂卻始終面無表情。
桂宏正與小桂打招呼，詢問“他家裡”的wifi密碼，小桂雖然與他生疏，但還是主動幫他連上了wifi，加上了他的微信。
他們想立即帶小桂回家。陪同的志願者說，小桂即将國小畢業，不要是以耽誤孩子的學習，于是桂宏正将接他回家的時間推遲到期末考試後的暑假。
桂宏正經常通過微信與小桂聊起小時候的故事，試圖喚起他以前的回憶，但兒子很少回複，也不收他的紅包。
（坐在媽媽腿上的是小桂）
幾個月後，桂宏正再次前往廣東要求帶回小桂，養父母不願小桂離開，表示“什麼條件都可以提，隻要小桂能留下。”
“我有什麼條件好提的，這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帶我自己的孩子回家不行嗎？”終于，在警方的幫助下，雙方達成一緻，由養父把小桂送到四川，等小桂在四川适應後再離開。
為了讓小桂重新融入他們的家庭，本來居住在小酒館閣樓的桂宏正一家人，另外花了高價租了一套三室兩廳的房子。
養父送了小桂回來，離開那天，養父傷心流淚，桂宏正送他離開，塞給他1萬多元。桂宏正也說不明白這筆錢到底算是什麼意義，隻希望小桂能留在自己身邊。
小桂回來了。他們給他買了新手機，換着花樣做飯，試圖和這個分散了十年的兒子重建立立親子關系。
但小桂隻在這個家居住了短短兩個月。兩個月裡，他從不叫“爸爸媽媽”，不愛溝通，隻愛在房間裡玩手機。桂宏正勸他，不要一直玩手機，小桂便沖他發脾氣。
在桂宏正的印象裡，小桂不像孫卓那樣，“很陽光地面對公衆和媒體，不介意拍照”，小桂很反感拍照，“聽說他在8歲的時候就聽人家說過自己不是他那邊的爸媽親生的孩子，從小就比較自卑。”
桂宏正給他找了心理醫生，給他發微信說起這些年找他的經曆，但都沒有任何效果。
桂宏正為他找好了國中，讓他在四川上學，但是他始終不願意去報名。
無奈，桂宏正聯系了他的養父母。養父母從廣東來了四川，如果小桂想回去，就帶他回去。
但是小桂沒有跟養父母走。以至于桂宏正一度認為，小桂還是願意和自己生活的。但是接下來的日子，小桂的脾氣越來越暴躁。他曾朝着桂宏正大吼，“是你害得我沒有家了！”“你們兩邊我都恨。”
他逐漸不吃飯，日日悶悶不樂，待在房間裡不出來。桂宏正依然用微信和他聯系，他回複的次數很少。直到有一天，桂宏正發現小桂拉黑了他和妻子的微信。
周圍的親人和朋友勸說桂宏正，把小桂送回廣東去上學吧，至少有熟悉的環境。桂宏正經曆了内心的不甘後妥協了。他跟小桂說起要送他回廣東時，小桂并沒有表現出任何情緒，“說不上是高興還是不高興。”
2019年8月29日，暑假結束，桂宏正送小桂回了廣東的養父母家。回到那個“家”後，小桂沒有說話，徑直走進了自己居住了10年的房間。桂宏正說，養父母要求和他簽訂一個“收養協定”，被桂宏正拒絕，他們重新拟訂協定，大緻内容為“小桂回廣東是為上學，什麼時候願意回四川就可以回去。”
“我有苦沒法說。”桂宏正臨走前去房間裡看了一眼小桂，小桂并沒有理他。
2021年12月底，桂宏正向大河報•豫視訊記者表示，送走小桂的這兩年來，養父母很少主動聯系他們，他們主動詢問過去，對方也經常不回複，從未讓小桂接過電話。小桂也從未主動聯系過他們。
桂宏正最近一次聯系養方家庭，是2021年7月，他給養父發微信，“大哥，孩子最近好嗎？學習考試成績好嗎？”對方沒有回複，後來，小桂的養母聯系了桂宏正的妻子，聊起孩子的近況，他們得知，如今正在讀初三的小桂學習成績并不好，很可能考不上高中。
“我們心裡其實是非常痛恨買家的，如果孩子和我們生活，我們一定會好好培養。我們又做錯了什麼呢？可是他們明明知道孩子是拐來的。”桂宏正把他的經曆發在網絡上，有網友說，養父母家庭條件更好，孩子才會選擇他們。這種說法被桂宏正反駁，“養父母已過60歲了，有兩個女兒，條件也很一般。如果孩子和我們生活，我們願意和他們當親戚走，以後孩子長大了，願意孝順他們那也是孩子自己的事。”
他想不明白為什麼小桂不願意和他們生活，“可能覺得我們的出現打破了他原本平靜的日子。他正處于叛逆期，我們隻能尊重他。”
桂宏正不懂該怎樣去追責，他無法原諒買家，他一直說，未來一定會起訴兒子的養父母，可兩三年過去，他始終沒有這樣做。
與養父母和平相處，是他不得不作出的“折衷”選擇。他怕傷害孩子的感情，傷害其未來的前途，更怕是以永遠不被孩子接納，他與妻子守着一條微妙的邊界線，小心翼翼地不敢去逾越。
孩子找回來，家已經碎了
對大多數尋親家庭來說，尋親這件事更像是一場和時間的賭博，把所有的家當搭上，把零碎的後半輩子搭上，把因丢失孩子争吵不斷的婚姻搭上，能找到已實屬不易，因尋親錯過的幾十年人生被當做找到孩子的代價，這已經是無比幸運的人。
“比起沒找到時，心裡的擔子輕了很多，但也實在不好受，心被傷透了，家也被毀了。”福建的林立（化名）丢失孩子21年，找到時兒子已經23歲。“找孩子找了半輩子，找到一無所有，找到孩子之後，家已經碎了。”
（林立在尋親活動上）
林立是福建泉州人，小兒子被家人喚作“坡仔”，他出生于1996年，哥哥比他大五歲。坡仔出生一年後，林立一家前往雲南擺攤做生意，賣小商品。1998年10月9日，2歲的坡仔在爸媽做生意的攤位旁和一群孩子玩耍時被拐走。林立後來找到孩子後才了解到，坡仔被人販子帶走一周後就被賣到了福建莆田。
莆田距離林立泉州的老家僅有120公裡，但林立花了21年、走遍了全國也沒有找到。她和丈夫每天擺攤賺百八十塊，全部攢着用來找孩子，每頓飯買5毛錢的米飯混着青菜煮湯兩個人吃。21世紀初尋人十分困難，沒有網絡，沒有電話，且路費很貴。林立不識字，無頭蒼蠅似的找。直到她看見央視的“等着我”欄目，找到“寶貝回家尋親網”，聯系到同樣奔波在尋子路上的郭剛堂，開始四處參加尋子活動。
找到第21年，林立在家裡拿不出一分錢的時候，身體突然垮了。2019年，林立患上腎炎、肺部感染，并發症讓她躺在床上手機都拿不起來，站起來必須有人攙扶，丈夫關了雲南的生意鋪子，帶她回老家借錢過日子。大兒子的身體也不好，這個家已經支離破碎。
這時，兒子坡仔有消息了。這個被拐賣到莆田一個殘障人士家庭的孩子，過了20年的苦日子。林立說起時，心痛得哭出來，“都不是人過的日子，有些幸運的孩子被拐賣了也能快樂長大，不幸的孩子過得像要飯一樣，不僅僅是金錢的匮乏，更多的是生活的苦。”
坡仔是主動進行DNA比對找到家的。他的養父由于殘疾隻能做一些苦力工作，小小的坡仔國中沒畢業就出去打工，在家要幹農活，養父買了他之後，幾年後又生了一個兒子，如今已經十六七歲。“第一次見他的時候黑不溜秋的，可想而知我兒子過的是什麼生活，心太痛了。”林立說，坡仔從十幾歲去打工賺錢，這些年賺的錢用來和養父在家蓋房子。
坡仔認親後在林立的家裡住了幾個月又去福州打工了。他很内向，不大願意和父母有過多的感情交流，更沒有說自己的經曆，隻告訴他們過得很苦。林立也沒有阻止坡仔繼續和養方父母聯系，“畢竟一起生活二十多年，是有感情的，真的不來往就是沒有良心了。”
林立想，如果她還有能力，希望能盡力彌補這個孩子，可是這些年找下來，這個家已經不成樣子，自己50歲了，養病在床，反而擔心拖累了這個孩子。
尋親公益組織的志願者見過太多尋親成功後卻狀況百出的案例，根據媒體公開報道，被拐走的孩子在找到親生父母後，有的丢給親生父母一句“告訴他們以後看好自己的孩子”，然後扭頭走了；有的染上了毒瘾，于是沒有被原生家庭的父母接納；有的在DNA比對成功時正在監獄服刑；有的孩子剛找到，發現親生父親或者母親已跳樓自殺。
長期以來從地理學視角關注拐賣兒童犯罪現象、獲得多個科研獎項、現就職于西北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的李鋼教授，曾以5個被拐兒童為研究對象，對其本人及其家鄉鄰居、親屬等開展實地調查與電話訪談，将研究視角從探究拐賣發生與分布到關注尋親認親的生命曆程，将研究結果形成論文《被拐兒童生命曆程變遷與原生家庭融入研究——基于尋親成功案例的實證》發表于《人文地理》期刊。訪談時5名被拐兒童年齡均在30歲左右，被拐時長在25年左右。
通過對被拐兒童的深入了解，李鋼發現兒童被拐對原生家庭的影響最大，給原生家庭造成了巨大打擊，家庭結構和家庭成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有的家庭“妻離子散”，即因孩子被拐賣刺激了家庭内部沖突，外加部分家庭成員意志堅定常年在外尋找孩子，緻使家庭内部破碎瓦解；有的家庭“父母因受過度刺激而患病”，如論文中研究對象之一張某的母親，在其被拐後長年思子心切，導緻精神異常，總是對着别的小孩喊張某的名字；曲某的母親，在其被拐後憂思成疾，最終抱憾離世。
回歸不是一時的，是長期抉擇和情感重建的過程
尋親成功後，被拐兒童都會面臨是否回歸原生家庭的選擇。
在李鋼所接觸的尋親案例中，許多父母提到“找到小孩的時候，其實才是真正失去小孩的時候”。找到了小孩，看到了這個人，才發現巨大的裂縫在那裡，而父子母子之間的情感連結其實已經失去。
受訪的被拐兒童，在經曆了一系列重大生命事件後，其所處的時空環境與所擁有的環境景觀發生變化，對他們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心理創傷。不論創傷程度如何，都會弱化兒童與原生家庭的融入。
比如，自我認同感削弱。李鋼所帶領的研究團隊通過對其它諸多被拐兒童案例的分析發現，大多數被拐兒童被拐後明顯比正常兒童更容易自卑。他們懼怕自己的身世暴露，具有較深的自卑感。如研究對象曲某不願被人談論她被拐的事實，她在接受訪談時說， “很想去到一個沒人認識自己的地方，這裡不會有人知道自己被拐賣的身份，也不會有人對我格外關心，不會有人對我有什麼看法，這樣的生活更加輕松，也算是自由了吧。”
或者，負面情緒擴張。他們對社會的反抗與敵意較大，易誤入歧途。如研究對象楊某因缺乏自我謀生手段铤而走險去偷盜。
此外，安全感降低。他們懼怕一些經曆過的不好的、對心理造成創傷的事。如研究對象魚某由于在第一任收養家裡遭受虐待，是以總害怕喝酒的人，害怕吵架、害怕激烈的事。
李鋼團隊也注意到，良好型的收養家庭可以撫慰心理創傷，惡劣型收養家庭會加劇被拐兒童的心理傷害。
一般來說，接受了養父母的照顧和關愛，獲得了良好教育的被拐兒童，對養父母家心存感激，性格也較為樂觀開朗；相反，在養父母家無法獲得基本關愛、受保護、發展與參與權利的孩子，對生活興緻不高，更加渴望尋找親生父母，回歸到原生家庭之中。
（被拐兒童原生家庭融入的影響機制）
李鋼說，被拐兒童認親後回歸融入原生家庭是個很龐大很複雜的問題，需要“因人制宜”，全面考量被拐時長和個體差異，區分認親時是未成年人還是成年人，區分被拐兒童主動尋親還是被動得知真相等等不同情形。
同時，成年後的被拐兒童，與父母輩的家庭連接配接已經沒有那麼緊密，他們可能自己也已經有家庭，這時的回歸可能涉及三個或者多個家庭，“回歸”對他們來說，不是實體空間上的回歸，而是情感的回歸。
李鋼認為，回歸和接受原生家庭，其實并不是一個“過了這村沒這店”的單項選擇題，而是一個長期的情感重建的過程。“這一刻我不願意回歸，但兩三年、十年以後卻不一定不願意回歸。是以，需要多給他們一點時間。”
“大多被拐的小孩其實很難平衡親生父母和養父母家庭之間關系，他們對此更多是選擇回避的态度。不過，正如上面所說，回歸不是一時的，而是長期抉擇和情感重建的過程。”
接受大河報豫視訊記者采訪時，李鋼着重強調，原生父母是需要法律幫助的。這裡面既包括對人販子，也可能包括對收買方的刑事和民事追責。
“比如近期‘梅姨案’受害人申軍良夫婦等來了兒子申聰被拐案的終審判決，其部分民事賠償得到法院的支援（獲賠39.5萬元）。雖然數額與其預期相去甚遠，但被拐兒童家庭得到民事賠償，卻是拐賣案件審理上的一座裡程碑。”
李鋼提出，社會和公衆認知需要被強化的是，賣小孩和買小孩都屬于犯罪。社會應完善人口政策與收養制度，從源頭上杜絕拐賣現象，建立健全針對被拐兒童及其原生家庭的社會救助體系。社群、村莊及兒童生活環境等要引入“兒童安全”的規劃設計理念和執行标準。
再者，被拐小孩，尤其是未成年小孩，需要專業的心理輔導和疏導；需要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介入，講授情感交流方法和技巧，搭建父母與孩子之間溝通的橋梁，幫助孩子與父母重建親子關系。
因訴訟時效等問題，嚴厲懲戒買方的拐賣案并不多見
2021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要求加強被拐賣受害人的救助、安置、康複、家庭與社群融入等工作，幫助其适應新環境新生活、順利回歸社會。
“此行動計劃提出保障被拐賣受害人合法權益，保護被拐賣受害人隐私，使其免受二次傷害，同時提出了不少具體行動措施。這些都是需要地區和部門協作推進落實的。”李鋼說。
在對于買方的限制層面，刑法第241條第1款規定“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李鋼解釋說，這一法律條款已經明确，無論是否出于撫養的目的，收買被拐賣兒童的行為均已觸犯刑法，如果對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解救的，在量刑上是可以從輕處罰的。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廢除了拐賣犯罪中收買方免除刑罰條款，規定“買方一律入刑”。
“但是在法律實施過程中，由于訴訟時效等問題，對于買方家庭進行嚴厲懲戒的案件并不多見。”如，被拐32年的廣西男子曹青與家人相認後，家人想追究當年拐騙曹青的秦某英（養母）的責任，卻遭遇司法困境：桂林市檢察院認為案件已過追訴時效，不予批捕，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維持了不批捕決定。
“打拐律師”張志偉曾表示，刑事追訴時效最長20年，這是尋親家庭追責最大的障礙。尋親父母想要追究拐賣或拐騙兒童行為的法律責任，通常有兩個管道：刑事與民事。刑事訴訟由公安機關偵辦，檢察院提起公訴。但由于公訴權并不掌握在親人手中，從行政層面來看，家長和受害人們唯一可做的就是向公安、檢察機關提出追責要求，公開呼籲或者通過投訴、行政複議等方式推動案件進展。
李鋼認為，針對買家的法律懲罰涉及到法理和情理的糾葛問題。“從原生父母的角度看，許多被拐兒童對養父母的感情比較深厚，這使親生父母在對買家進行法律訴訟時比較為難，怕傷害小孩的感情。從被拐兒童的角度看，對買家的大力懲罰，有可能也會讓他們在尋親認親時比較有顧慮，不願意主動尋親和積極配合。如何處理拐賣犯罪中買家的犯罪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讨。”
李鋼教授的研究團隊通過觀察發現，近些年，随着網絡的普及、戶籍制度的完善以及各省市打拐力度的加強，買賣人口現象顯著減少。特别是2021年，全國公安機關深入開展“團圓”行動，成功偵破一批重大拐賣兒童積案。
但不可忽視的是，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更加多元化，出現了一些跨境拐賣和非婚生育的“親生親賣”行為，“拐賣兒童現象依然需要社會各界共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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