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學兩個字，乍一看頗為陌生，距離咱老百姓很遙遠，似乎是小衆學問。
可實際上在字畫藝術領域，印學是一個很大的學派，而且距離你我很近。
且不說各公司的公章，單單舉個藝術圈的例子：北京宋莊鎮有個畫家村，核心位于小堡村的藝術工廠路。
走進畫家村的核心區，第一眼看到的藝術家群體，便是滿大街刻印章的攤位。對方會詢問你，是需要陰刻還是陽刻？
陰刻的意思就是直接開刀刻字，字是凹進去的；陽刻則比較複雜，字是凸出來的。前者便宜，後者較貴。
而在古董行當，古印章是價值最高昂的文物之一，代表着古人的身份和地位。
篆刻藝術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上到各大名家名流，下到詩書字畫愛好者，都喜歡刻一方屬于自己的印章。
而在篆刻藝術當中，被奉為“聖經”一般的書籍，便是著名的《西泠八家印存》孤本，屬于是篆刻藝術的無價之寶，單單是學術價值，就已經是印學巅峰。
然而令人氣憤的是，此寶物在日本展出的時候，卻丢失在了廁所裡，至今沒能找到。
2010年，印存起初是借給日本篆刻聯盟副會長内藤富卿，拿到篆刻書畫展展出，可展出結束之後，内藤去廁所的時候，卻遺忘在了廁所的架子上。
自此之後，《西泠八家印存》這件傳世孤本的無價之寶，丢失在了東京。
中國這邊自然不想相信内藤那一套說辭，印存的主人丁如霞女士，堅持認為是内藤巧取豪奪，偷拿占有那印存孤本。
為此，西泠印學的後人，開始了漫長的訴訟之路，在東京打了一場又一場的官司。
一、孤本價值，曆史起源
由淺入深來說，在大陸漫長的曆史當中，衣冠南渡是一個重要的曆史轉折點。
在衣冠南渡之前，西湖是普普通通的一汪碧水；衣冠南渡之後，西湖很快就成為文人筆下的常客。
在杭州西湖景區當中，有一處景點名叫西泠，原本隻有幾盞漁火，生活着幾戶普普通通的村民。
随着文化南遷，西泠逐漸熱鬧了起來，古有詩雲：桃花千樹柳千株。
西泠橋附近有蘇小小之墓，是一代名妓的斷魂之處，古有詩雲：千載芳名留古迹，六朝韻事著西泠。
一起南渡到杭州的，不僅有文人的琥珀黃酒和楚館煙柳，也有精美絕倫的篆刻文化。
文人墨客這個群體，不僅跟毛筆宣紙相伴，也會跟印章相伴，在古代印章代表着非凡的意義，甚至等同于咱們今天的指紋。
而我們本篇要講的西泠印社，便位于西湖的西泠橋附近，最早建立于1904年，是大陸現存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團，也是海内外成立最早的金石篆刻專業學術團體。
西泠印社的四位創始人當中，有一位收藏家名叫丁仁，丁家祖孫三代人收藏各種印章，到丁仁這一代的時候，已經收藏了600多方。
丁家的藏書樓，取名叫八千卷樓，收藏着家族世代收集的古文字畫，和數量衆多的古董印章。
亂世黃金盛世古董，如果這些印章能挺過亂世，價值不言而喻……可偏偏一整個近代曆史，是中國古代文物的一場劫難。
随着九一八事變，随着軍閥混戰，山河破碎風飄絮，丁家在亂世當中，保護着古人傳下來的篆刻文化。
到1937年，抗日戰争全面爆發，戰争硝煙燃起，一場浩劫降臨在了中華大地。
當時，丁仁本人任職于上海的中華書局，猛然得知日寇即将侵犯杭州，他心中暗呼大事不好，八千卷樓可能會毀于刀兵之災。
為了保護家傳的寶物，丁仁趕緊讓兒子政平，以最快速度趕奔杭州老家，搶救祖宗傳下來的古董印章。
政平快馬加鞭趕回老家，在戰火中搶救了五百多方印章，帶着離開了杭州，亡命天涯去了。
當日寇殺到八千卷樓，搜光了裡面的寶物之後，便放了一把烈火，八千卷樓付之一炬。
丁仁得知藏書樓被焚毀，隻感覺心髒猶如針紮，他望着那五百多枚古印章，擔心祖宗留下來的古董，會損毀于戰亂之中。
丁仁陷入了思考，他想着這些古印章，如何才能流傳百世呢？而最好的方法，莫過于制作印存。
于是乎，丁仁拿來搶救而出的印章，精心拓印成冊，并且一字一句的，詳細寫下每一方印章的來曆和藝術高度，前後寫了9294字。
到1938年，丁仁完成了《西泠八家印存》一書，其價值不言而喻，被譽為篆刻藝術的“聖經”之作。
這孤本，代表着丁家三代人，對篆刻文化的了解，是西泠印學的巅峰作品之一。
封面書簽來自于名家葛昌楹，書序來自于名家高時顯，主要内容來自于丁仁，三位民國名家的手稿，彙聚在《西泠八家印存》一書當中，放到今天已經是價值連城。
（丁仁）
曆經戰火，《西泠八家印存》消失在了兵荒馬亂的近代曆史當中，連續半個多世紀不知所蹤。
《西泠八家印存》在哪裡呢？實際上，此孤本一代傳一代，一直在丁家傳承，隻不過并未對外公布罷了。
這價值連城的孤本，一直傳到了丁仁的孫女丁如霞手中，而丁如霞是旅日華人，常年工作生活在日本，任職于某家公司的經理之職。
（丁如霞）
《西泠八家印存》不僅是丁女士的傳家之寶，更是西泠印學的藝術結晶，承載着西泠印社的文化核心。
二，丢失經過，引人質疑
2003年，丁如霞為了紀念西泠印社成立一百周年，是以對外公布，自己一直儲存着《西泠八家印存》孤本。
消息一出，在中日兩國的書法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此書承載的可不僅僅是經濟價值，更多的則是曆史價值、藝術價值、是西泠印學的文化結晶。
那孤本最大的價值，自然是西泠印學的學術價值。
中國的報刊媒體，多次采訪丁如霞女士，對此進行過多篇的報道。
2008年，丁如霞在陽春三月，去往日本的大東文化大學，做了專題的演講，演講的内容則是：西泠印學的丁家傳承曆史。
在演講過程當中，丁如霞拿出了《西泠八家印存》向學校裡的師生展示，拍下了多張照片。
而國内這邊，西泠印社聯絡日本的丁如霞女士，又聯絡了中國大使館的從業人員，想舉辦一場畫展。
過了一個多月，中國大使館的從業人員，聯絡了旅居日本的丁如霞女士，談起了舉辦畫展的提議。
由此，拉開了《西泠八家印存》第一次公開展覽的序幕。
西泠印社的後人趕到日本，和東京當地的專家結合，于是将畫展的地點，定在了東京上野森美術館。
到了舉辦畫展的時間，來參觀的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因為丁仁先生号“鶴廬”是以本次畫展，被命名為：丁鶴廬書畫展。
在此後的時間裡，《西泠八家印存》也曾借給日本友人，在展覽活動當中，當做特别展出的項目。
展出結束之後，日本友人則歸還《西泠八家印存》感謝丁如霞女士的慷慨。
2009年6月，CCTV為西泠印社，拍攝了5集的專題片，名為《西泠印社百年之謎》。
而在中央電視台的五集專題片當中，《西泠八家印存》則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史料支撐，丁仁先生的蠅頭小楷，詳細闡述了精美絕倫的西泠印學。
日本多家媒體，尤其是文藝界的媒體，也多次采訪丁如霞女士，寫成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發表在了報紙書刊 上。
日本的多家電視台，在拍攝中日友好的紀錄片時，偶爾也會去找丁如霞女士，拍攝《西泠八家印存》孤本。
在日本和平人士看來，《西泠八家印存》孤本承載着更多的曆史意義，記錄着那個黑暗的時代，也反思那個黑暗的時代。
久而久之，《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名氣越來越大，在中日兩國幾千年的曆史當中，該書成了見證曆史的存在。
丁如霞女士，也希望西泠的印學文化，能夠在日本廣泛傳播，是以她從未拒絕過電視台的采訪，也樂于參加各種展覽。
然而到了2010年，萬萬沒想到的是，《西泠八家印存》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方式失蹤。
那年，有個叫内藤富卿的日本人，職務是全日本篆刻聯盟副會長，想要舉辦“鑒古印社篆刻展西泠前四家書畫展”是以去找丁如霞女士。
内藤富卿非常客氣禮貌，提出借《西泠八家印存》出展，作為本次書畫展覽的核心項目，展會時間是8月15日至21日。
丁如霞并沒有多想，她認為這種展覽很好，不僅傳播了西泠印學的文化，也助力于中日友好。
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來說，文化交流是最佳的交流途徑之一，丁如霞自然很樂于拿出《西泠八家印存》，借給内藤富卿副會長。
而且還有一個關鍵的細節，那就是丁如霞每次把《西泠八家印存》借給日本的文化部門，都是無償的，不收任何費用。
這次把《西泠八家印存》借給内藤富卿，同樣也是無償，希望這孤本能為中日的文化交流做貢獻。
内藤在借書的時候，也并沒有簽署正規的手續，而是在自己的名片上，寫了一張簡易的借條。
接下來開展的時間，内藤富卿身為書畫展的評委，在展覽的過程當中侃侃而談，為大家講解西泠印學藝術。
展覽結束之後，按照内藤富卿自己的說法，到了歸還《西泠八家印存》的那天，他想着把這稀世珍寶還給丁如霞。
然而在上廁所的時候，内藤富卿拿着《西泠八家印存》進了廁所，離開廁所的時候，卻忘記帶走那本孤本。
（印存内頁）
離開飯店幾分鐘之後，内藤富卿突然想起《西泠八家印存》的孤本，遺忘在了飯店的廁所架子上。
内藤富卿趕緊回去找，可因為他本人的疏忽大意，是以《西泠八家印存》的孤本，已經不知所蹤，于是趕緊報警。
以上說法，來自于内藤富卿本人的回憶，沒有得到任何證人的證明。
而丁如霞女士，到了歸還傳家之寶《西泠八家印存》的時間，自然去找内藤富卿。
在一次展會上，丁女士總算是找到了内藤，詢問那孤本印存，到底何時歸還？
丁如霞萬萬沒想到，内藤富卿說那孤本《西泠八家印存》丢失在了飯店的洗手間……聽完内藤富卿的一番話，丁如霞聽完之後如遭雷劈。
丁如霞認為内藤在說謊，認為是此人故意偷走了自己的傳家之寶《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然後拿這種借口搪塞。
三，漫長訴訟，要求賠償
2012年7月，丁如霞一紙訴狀，告到了東京的一個地方法院，狀告内藤富卿巧取豪奪，偷漏了自己的傳家之寶。
被告内藤富卿，陳述了他丢失《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經過，承認錯誤在自己這邊。
丁如霞要求内藤立刻歸還印存，而内藤富卿則說，那孤本已經丢失，又該如何歸還呢？
法院經過審理，宣判丁如霞勝訴，随後派人去搜查内藤富卿的住所和公司，說并沒有搜到《西泠八家印存》的孤本。
丁如霞自然不會就此放棄對《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索要，既然内藤富卿說，把那本書給弄丢了，那就賠償經濟損失。
于是乎，在2013年的時候，丁如霞又是一紙訴狀，狀告内藤富卿，要求對方賠償三千萬日元，大約相當于一百八十多萬人民币。
而且這三千萬日元的标準，并不代表《西泠八家印存》的實際價值，丁如霞認為那孤本的實際價值，遠遠超過三千萬。
之是以提出這個标準，是因為這個數額，在内藤富卿的承受範圍之内。
内藤富卿再一次成為被告，他又一次在法庭上道歉，承認了自己丢失那孤本印存的錯誤。
但承認歸承認，内藤富卿則認為，那孤本的經濟價值，并沒有達到三千萬日元。
2013年1月16日，内藤富卿搖身一變，變成了這起“丢失印存”事件的受害人，他向警方報案，說自己在什麼什麼地方，丢失了那印存孤本，希望警方早日抓到小偷。
法官在這起丢失事件當中，則一直調解原告和被告，内藤富卿自始至終，隻願意拿出内200萬日元，賠償給丁女士。
三千萬日元和兩百萬日元差距巨大，内藤富卿則一邊道歉，一邊說那孤本隻值兩百萬日元，也就是人民币12萬元左右。
日本的朝日新聞報道了此事，而且《西泠八家印存》孤本丢失之後，引發了中國書法界的強烈抗議和譴責。
例如西泠印社的成員吳超同先生，他認為那孤本的價值，遠遠超過三千萬日元，如果放在中國國内的拍賣會，價值至少也要一億日元以上。
再有就是，内藤富卿的說法，很難讓人信服，誰會帶着那麼珍貴的孤本，去廁所裡呢？
丁如霞自始至終，都認為内藤富卿在說謊，她提出了幾點質疑。
第一點質疑，這并不像是内藤富卿丢失了印存孤本，倒像是内藤富卿提前做局，想要偷漏孤本，占為己有。
第二點質疑，假定内藤富卿是丢失孤本，可從丢失到回去尋找，間隔時間不足十分鐘，而内藤去的那家酒店廁所，平常很少有誰進出，以前也沒有發生丢失東西的事情。
第三點質疑，丁如霞說：“按照日本的習慣，一般丢失東西，95%以上都能失而複得，印存和印章，都是很專業的東西，不是行内專家一般不會了解其價值，是以拾到的人一般會交到警察所，拿走的幾率不高。”
第四點質疑，内藤富卿既然堅持認為印存孤本丢失，可至今也沒有誰能證明是丢失，隻有人看到内藤拿着一個白色的紙袋進了那家飯店的洗手間。
是以，丁如霞提出了以上四點質疑之後，希望日本東京的法官，能夠站出來主持公道，彌更新檔家的一二損失。
西泠西泠印社執行社長名叫劉江，他在八十六歲那年，得知印存孤本丢失，他感到非常的氣憤，希望東京法院和東京警方，能夠早日查出真兇，不要影響到兩國的文化交流。
一直到今天，也未能查出印存孤本的去向，成了中日兩國的一件懸案，到底是丢失了？還是被私藏？恐怕隻有内藤富卿自己知道吧。
此事帶來的影響很大，成了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障礙，例如2019年春節的時候，一則爆炸性的書法界新聞，引發了台海兩岸書法圈的激烈争議。
起義大陸台北故宮博物院，在2019年1月16日，把顔真卿的《祭侄文稿》無償借給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
當網友得知此事，海嘯一般的批評，撲向了台北博物館，怒火恨不得順着網線，燒到該博物館的負責人身上。
兩岸多家媒體，怒批台北博物館，罵負責人難道忘記了《西泠八家印存》孤本的丢失事件嗎？
網友更是分開指責，說了很多過激的話，認為中國的文物，不能再借給日本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