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四川，雖然社會經濟并不發達，但是當地軍閥并起、互相攻伐争奪地盤。每一個軍閥的實力拉到省外去，可能都算不上一流，卻在四川、西康等地混戰了二十年時間，造成生靈塗炭。其中劉氏一族就出了劉湘和劉文輝兩位大佬，劉文輝與我黨我軍的淵源還非常深，紅軍時期曾經在長征途中對中央紅軍“放水”，後來的十幾年間更是保持緊密聯絡、最終成功發動起義。
劉文輝擔任川軍第一混成旅長期間，受過勢力更大的侄子劉湘（時任第二軍軍長）的恩惠，兩人感情曾經很好。後來劉湘與各路軍閥交戰，劉文輝也站在自家人這邊，屢屢仗義出手。但是劉文輝并非普通的軍閥，他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有一批保定系的門客，具備文化素質和科班出身，在四川軍閥當中水準相對較高。勢力得到擴充之後，所轄部隊規模達到了100個團、親自擔任二十四軍軍長的劉文輝也燃起了統一四川的雄心，這不免與自家的侄子劉湘産生了利益沖突。
為了地盤和勢力，兩人最終反目，在三十年代爆發了四川的“二劉大戰”，劉湘本身實力強大，又借助了鄧錫侯等軍閥的力量，最終将劉文輝徹底打敗。但是劉湘又怕鄧錫侯擁兵自重，與自己發生新的沖突成為下一個劉文輝，是以劉湘還需要劉文輝來牽制鄧錫侯。于是劉湘沒有對侄子下殺手，而是在劉文輝認錯後給了他西康的地盤，把僅存的兩萬殘兵保留了下來，叔侄二人最終沒有完全撕破臉，劉文輝也老實低調了許多。
1934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隻能進行長距離的戰略轉移，八萬六千人的中央紅軍因為湘江戰役的失利銳減到三萬人。等到經過劉文輝的防區時，實力已經大大受損，要過103米長的泸定橋是非常有難度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劉文輝剛剛經過了與劉湘的交鋒，勉強保留了一線生機和西康的地盤，不想再拿出全部實力來和紅軍交戰。于是劉文輝敷衍老蔣，故意讓手下人放松了守備，隻是撤走了泸定橋的木闆，卻沒有完全炸毀這座鐵索橋。
最終紅軍的敢死隊經過英勇奮戰奪占了泸定橋，也順利通過了劉文輝的防區。當然這隻是從敵人的客觀角度去分析，紅軍能夠轉移成功，主因還是指戰員的英勇頑強和浴血犧牲。但劉文輝當時沒有死戰紅軍，還是為日後雙方交好鋪了路。他自己也達成了目的，保留了自己的部隊實力。對劉文輝而言保住了泸定橋，也就是保住了當地的經商通道，劉文輝自己的财脈也得到了保留，可謂一舉兩得。老蔣和中央軍雖然很不滿，但當時對于遠在西康的劉文輝，老蔣暫時鞭長莫及，客觀上給了他恢複生機的時間。
全面抗戰初期，力主抗戰的“四川王”劉湘病死，老蔣有機可乘，對四川和西康施加的壓力非常大。精明的劉文輝深感當地軍閥實力有限，都不是老蔣的對手，唯一有可能在日後抗衡中央軍的，就是我黨我軍。是以從1938年開始，他便與我方秘密建立了聯絡，并且向總理表示：有什麼需要做的，他一定會配合。劉文輝上将的這番表态，也為他在解放戰争後期的起義埋下了伏筆，在此期間雙方的關系一直都非常好，劉文輝保持着與總理的秘密互通。
由于抗戰中後期後，中央軍實力不斷膨脹，老蔣給西南一衆軍閥的壓力非常大，1945年龍雲更是被架空軟禁，老蔣基本上有效控制了四川和雲南，隻有西康還勉強保持在劉文輝的手中，但是也岌岌可危。是以在1946年解放戰争初期，國民政府西康省主席劉文輝主動向總理提出，自己可以率領麾下的二十四軍發動起義，響應我軍作戰。
但是當時解放軍隻有一百多萬正規軍，處于守勢。總理讓劉文輝耐心等待時機，不要輕舉妄動。終于在三年後的1949年西南戰役前，總理親自訓示下，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進步将領在四川彭縣發動起義，給了搖搖欲墜的蔣家王朝沉重一擊，大大加速了西南地區解放程序。這一次劉文輝終于成為了人民的功臣，洗刷了多年前軍閥混戰時的不光彩形象。
建國後的劉文輝出任過四川省政協副主席，1959年更是成為中央政府林業部部長，當上了正部級的高官。他一直佩服總理的能力和為人，兩人私下是相交多年的好朋友。在劉文輝擔任林業部部長期間，一度因為解放前的經曆問題受到過錯誤的對待，總理用各種方式将他保護起來，這更加重了劉文輝對總理的敬仰和感激之情。1976年1月總理因肝癌病逝，劉文輝此時的身體也非常不好，同樣得了癌症。但他還是讓人用擔架把自己擡到了告别儀式現場，看着總理的遺體，劉文輝淚流滿面難過不已，于同年6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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