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曆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清初史家萬斯同對于明神宗孜孜于聚斂财富，寵愛福王朱常洵，頗有微詞。他寫道：
“帝所遣礦使稅使數十人，日有奉，月有進，所得珍寶不可勝計，号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國，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賜莊田至四萬頃，又所請雜稅地，東至南畿，西至四川，使者乘傳來往收利，所至為之騷然。民間藉藉謂：‘帝耗天下以給（福）王，而洛陽王邸富于大内’雲。”
這段話極其深刻，不僅揭示了神宗皇帝貪财聚斂的秉性，以及寵愛福王所帶來的後果，由此也折射出萬曆朝後期諸多社會問題的症結。
一、福王朱常洵的靡費
朱常洵生于萬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是皇帝朱翊鈞的第三子（由于次子朱常溆一歲夭折，第三子實為次子）。萬曆二十九年，皇帝冊立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冊封朱常洵為福王。
雖然是既成事實，卻在兩個兒子之間厚此薄彼，厚常洵而薄常洛。
萬曆三十一年，皇帝忙于為十八歲的福王操辦婚禮。十一月，福王婚禮日期迫近，錢糧亟缺，皇帝十分惱怒，下旨斥責戶部有關部門，意欲嚴懲。戶部趕緊報告，準備把通州糧廳的随糧輕赍銀（漕糧的折色銀兩）結存二萬四千八百餘兩銀子，全部撥歸福王婚禮之用，才免去了有關官員的處分。 二萬多兩銀子顯然不夠，戶部沒有别的辦法，隻得向宮中老庫暫借五萬兩銀子，采辦婚禮用品。
福王府邸内部裝修及一應家具等，由工部負責。皇帝提出，這一切全部折價，要工部向福王府支付現金。工部以為物件折價不便計算，何況福王府自稱共用工匠三萬二百餘工，獅子大開口，超過潞王婚禮的規格，如果折價，肯定是一筆龐大的開支。皇帝不答應，一定要工部折價支付銀兩。大操大辦的結果是，福王婚禮費用竟高達三十萬兩銀子。
這是一個創紀錄的數字。萬曆六年，皇帝朱翊鈞自己婚禮的費用不過七萬兩銀子。萬曆十年，潞王（皇帝的弟弟）婚禮的費用雖然超過此數，也隻是八萬兩銀子。此後，皇太子常洛婚禮的費用超過了十萬兩銀子，長公主、七公主下嫁的費用，都是十二萬兩銀子。 可見福王婚禮費用三十萬兩銀子，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何況，三十萬兩還不是全部，圍繞福王的開支還有很多。在皇帝眼中，福王常洵與其他子女相比，明顯高出一頭。
在福王婚禮舉行之前，皇帝就訓示戶部，每年支給福王祿米三千石。 這不是一個小數目，明朝開國元勳劉基的歲祿不過二百四十石。即使如此，福王還嫌不足，婚後訓示王府辦事人員開辟生财之道在崇文門外開設皇店，招徕進京商人車輛貨物寄宿，每年收取店租一萬四千兩銀子。
戶部尚書趙世卿表示反對：如果商人罷市，那麼崇文門這個商業鬧市原先的稅收将損失殆盡。皇帝卻不以為然，回複道：福王府開皇店收取店租、牙錢，是他特别準許的破例舉措，可以不必拘泥于原先提出的數額，酌量征收，但務必由福王府支配。
福王的靡費，與當時的财政狀況形成強烈反差。戶部尚書趙世卿（字象賢，号南渚，山東曆城人）說：
“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特嚴，礦稅貂珰掘墳墓，奸子女，侮官虐民，成何世界？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日以繼日，更待何日也！”
戶科都給事中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遠人）說得更為尖銳：
“皇上迩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屢疏泣陳，而皇上堅塞兩耳，不肯一聽。一旦亂作，皇上與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
田大益所說“斬木揭竿，四向而起”雲雲，在太平盛世似乎是天方夜譚，故意聳人聽聞。其實未必。萬曆三十四年發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便可作為一個旁證。
請看《皇明從信錄》的一則記載：
“萬曆三十四年冬長至日，百官當詣孝陵上香，将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陵，殺諸司官，據城僭号。已閉九門，毋得出，阖城洶懼，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府）獄。為首者劉天叙，斷指挑膝筋。内外守備會鞫，拟磔者七人，餘皆斬。”
二、一拖再拖的福王“之國”
福王的藩封地在河南洛陽，結婚後理應前往洛陽。皇帝與鄭貴妃對福王寵愛有加，不願意他過早前往洛陽，但洛陽的福王府卻必須動工興建。這項工程的進展故意拖得很慢，一直到萬曆四十年四月才完成，花費銀子四十萬兩，超過潞王府一倍，超過其他王府十倍。
其實四十萬兩銀子雲雲，可能低估，項鼎铉說：“邸報，福王府邸成……是役也，所費金錢共五十餘萬雲。”
既然福王府已經完工，福王理應立即從京師前往洛陽就藩，當時稱為“之國”。《大明會典》記載：
“祖制，皇嫡子正儲位；衆子封王爵，必十五歲選婚，出居京邸，至長始之國。累朝以來，财賦地不封，畿輔地不封。之國不拘年歲。”
親王之國是極其隆重的事件，皇帝朱翊鈞卻視同兒戲，一拖再拖。廷臣們考慮到皇太子的地位不斷受到福王的潛在威脅，主張嚴格按照祖制，敦促福王盡快離開京城，前往洛陽。
内閣首輔葉向高鑒于内閣隻有他一人，被人稱為“獨相”，認為當時朝政急務莫過于推補閣臣。然而在他心目中，福王之國顯得更為緊急：
“今日閣臣推補真萬分難緩，皇上可以察臣萬不得已之心，為臣一決。此外，則福王之國事更為緊急……
皇帝不予理睬，由于福王之國一再拖延，以至于征調來的船隻擁堵河道，緻使商賈不通。葉向高再次重申前議：
“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福王之國一事。毋論祖制難違，國典當重。即自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船隻，盡皆拘禁，商賈不通，嗷嗷載道。而南京差來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戶不下數萬人，逐日号叫于兵部門首，索取工食。若早一日，則人情早安一日，而于福王之令德亦早著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載，以招中外之疑議乎！”
葉向高語重心長，已經把話講得很透徹了，福王之國一再拖延，對于國家社會，對于宮廷皇室，對于福王本人，有百害而無一利。皇帝依然不理不睬，皇帝遷就鄭貴妃和福王，一再尋找種種借口，設定障礙，拖延時間。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養贍地”的數量上讨價還價。福王向父皇奏請“養贍地”四萬頃，也就是說，必須有四萬頃“養贍地”，他才肯去洛陽。皇帝本人也是這個意思，他對福王奏疏的批示，不但不檢讨福王奏請過多，反而責備地方官辦事不力，耽誤了福王之國日期：
“覽王所奏，比例請給養贍地土，前已屢有明旨，着照景（王）、潞（王）二府事例撥給。今經已久，該地方官尚爾不遵，推诿支調，稽誤大典。”
為此，他振振有詞地責令戶部：
“爾部裡還行文與河南、山東撫按等官，即于各地方細查各府所遺及應撥地土，務足四萬頃之數，不得将荒蕪搪塞，着歸今府自行管業，以資養贍。”
為了擺脫僵局，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字東鮮，号旸谷，湖廣黃岡人）建議，鑒于福王莊田四萬頃的數目難以湊足，希望皇上先宣布明春之國日期，再漸次清查确定莊田數額。另一名言官建議，不如從皇上的内帑積蓄中撥出一筆賞賜，使得福王不必費心經營莊田。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河南巡撫李思孝考慮到福王封地洛陽在河南境内，他有直接責任，是以向皇帝指出，要湊足四萬頃土地極其困難，如果一定要辦到，那麼福王之國日期勢必拖延。京官員以及河南、湖廣官員的一緻反對，皇帝無奈，稍作讓步，同意減去一萬頃，必須保證三萬頃。
三萬頃還是難以湊足，皇帝再次讓步，減為二萬頃，由河南、湖廣、山東三省分攤。河南一萬一千二百十頃，不足的八千多頃由湖廣、山東分攤。山東自報有地一千二百八十餘頃，還須補充一千二百餘頃。湖廣應該征地四千四百八十餘頃，沒有着落，湖廣巡撫董漢儒提議，用一萬兩銀子折抵地租。至此，福王的養贍田地問題已經接近于解決，但是福王之國仍舊舉棋不定。
三、江北半壁的福王封地
福王之國的障礙，并非僅僅養贍田地而已，即使這一障礙逐漸解除，又會節外生枝。在福王前往洛陽日期迫近之際，鄭貴妃企圖借口慈聖皇太後七十壽誕，拖延行期，揚言要讓福王參加萬曆四十三年慈聖皇太後稀齡大壽慶典之後，才去洛陽。
皇帝居然順從了這種無理要求，向内閣首輔葉向高發去一道聖谕：“朕思聖母聖壽稀齡在迩，朕當親率皇太子及諸王，恭祝大典。慶賀禮成，于次歲春三月内，着欽天（監）擇吉之國。
葉向高封還了皇上的聖谕，要皇上堅持“來春舉行”的明旨。皇帝固執己見，再派文書官到葉向高家中，再次重申在聖母聖壽稀齡大典之後，才準許福王之國。巧合的是，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慈聖皇太後病逝，并未活到稀齡大壽之日，徹底打消了福王拖延離京日期的最後借口。
萬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福王終于離京，帶着皇帝賞賜的巨額财産，前往他的封地洛陽。為了搬運福王府的财産，僅僅用于席殿、車輛的開支就達三萬四千兩銀子，其中一萬四千兩從戶部、工部事例内動支，二萬兩向太仆寺借支。
一支由一千一百七十二艘船隻組成的船隊，載着福王府一幹人等以及大量金銀财寶，在一千一百名士兵護衛下，浩浩蕩蕩向洛陽進發，威風有如帝王出巡。想當年，鄭王、淮王、荊王、慶王、梁王等五王之國，各備船隻三百艘；德王、秀王、吉王、崇王、徽王等五王之國，各備船隻七百艘；興王、歧王之國，各備船隻九百艘；潞王之國，船隻不過二百四十艘。福王的規格排場淩駕于諸王之上。
盡管如此興師動衆，如此揮霍浪費，謝天謝地，福王總算離開了京師，對于朝廷，對于皇太子常洛而言，不啻是一個福音。正如談遷所說：“寵王就國，中外交為東宮幸，如釋重憂。”
福王抵達洛陽後，依仗皇帝的寵愛，飛揚跋扈，頤指氣使。下車伊始，就緻力于奏讨養贍田土的地租。福王府的官吏四出清丈田地，催繳銀兩。萬曆四十二年十月，福王府官吏（承奉、門正）率領一行人等，突然出現于山東，一路騷擾，丈量莊田，把法定租額提高到50%，引起鄉村騷動。地方官說：
“彩服巍冠，絡繹擁後，皆乞人之思啜計者也。如此景象，過一邑，一邑丘墟；經一落，一落逃竄。”
地方官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試圖阻止福王府到處丈量田地，禁止直接向農民征收地租，遭到皇帝申斥福王奏讨的養贍田地，雖未達到預定之數，但已大大超過中原地區諸王莊田的規模。
據日本學者佐藤文俊研究，福王府擁有的莊田約為13 395.75頃，而湖廣大多地區以繳納銀兩抵充田地，福王府實際控制的田地數量當超過這數字。與分封在中州的諸王相比，遙遙領先。
據萬曆四十三年七月戶部提供的資料，中州諸王擁有的莊田資料如下：
周王，5200餘頃；趙王，990餘頃；唐王，140餘頃；鄭王，360餘頃；崇王，8500餘頃；伊王、徽王，3000餘頃；潞王，12000餘頃。
是以，當時地方官所說，福王莊田的數量“迥逾常格”，是确鑿無疑的。
福王貪得無厭，還向皇帝奏讨長江沿岸荻洲雜稅，以及四川鹽井、榷茶銀。其中最為厲害的是奏讨淮鹽三千引，在洛陽等地開店出售。中州本來食用河東鹽，福王下令一律改食淮鹽，甚至頒布禁令：非福王府出售的淮鹽不得買賣。不僅食鹽之利盡入福王府，而且河東鹽遭到禁止，邊防軍的軍饷是以而短缺。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曆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複。
覺得文章不錯的朋友，不妨點個免費的關注，您的支援是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