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宋金古寺為何剛被發現？
本刊記者/倪偉
發于2022.1.3總第1027期《中國新聞周刊》
一位高中地理老師，循着蛛絲馬迹的線索，找到一座藏身在村裡的北宋、金代古寺。此事被迅速上報給當地政府和北京大學古建專家，鑒定、測繪旋即展開，修繕與保護也即将提上日程。讓人疑惑的是，一座如此顯眼的古建，十年多前在文物調查中就已登記在冊，但真實年代和身份為何至今才被發現？
這座寺廟名為圓融寺，位于山西晉城下轄高平市的神農鎮中村，已有800歲以上的高齡，比紫禁城還早至少200多年。據專家鑒定，圓融寺應始建于北宋中後期，金代中後期大規模改建。
在中國，金代及金代以前木結構古建，全國現存僅有200餘座。前往鑒定圓融寺的北京大學古建專家徐怡濤說，“隐身” 的宋金建築發現一座少一座，“總是有一個定數的”。地方文物部門人手長期不足，具備一定專業知識的民間人士就成為文物發現和保護的一支力量。
在這次發現中，依賴民間、官方、學界形成的由私人關系聯結而成的小網絡，資訊在其中迅速傳遞、推進。這是晉東南這個古建富集之地形成的獨特現象。
（圓融寺屋頂露出的轉角鋪作，是宋金歇山式屋頂的标志，明清時改為懸山式。攝影/李強）
被錯認的古寺
“哪個朝代不知道，就知道很早。”年過六旬的村民記得，圓融寺後殿的山牆和後牆上曾經滿牆都是佛像壁畫，小時候他們經常跑來玩。“現在埋在土堆裡了。”
村裡的一些寺廟至今香火不斷，但圓融寺沒有這樣的運氣。1949年後，圓融寺後殿養過豬，門殿用作倉庫。當地人說，要不是做倉庫，門殿也早就不在了，荒廢會使塌毀加速。明清時包砌的磚牆，雖然有損古韻，但也起到了加強作用。
晉城市澤州一中高中地理老師張建軍最近偶然知道了這座古寺的資訊。2021年9月13日，中秋假期，他跟朋友開車抵達中村，在一片民居中間，找到了荒廢已久的圓融寺。門前停着磨盤，牆角堆着瓦片，屋頂雜草蓬勃，天然氣管道從屋檐前橫越而過。門口上着鎖，他們翻門殿窗戶進入寺内。
他一眼就認出了門殿梁架鬥拱中的金代風格，再仔細看，一些構件還有清晰的宋代特征。他在朋友圈記錄了那一刻的驚喜：“神秘、神奇的晉東南，今日仍能發現幾乎不為人知的宋金建築！”當天，他把圖檔發送給高平市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市長李琳，他們結識多年，十幾年前就一起尋訪古迹。李琳轉手将消息告訴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文物建築教研室主任徐怡濤。
國慶假期一到，徐怡濤與四名同僚、學生驅車直奔晉城，他們都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兩宋建築史料編年研究”課題組成員。2021年10月2日到3日，他們架梯子、飛無人機，全面進行了史料收集、形制記錄、三維掃描、木樣采集、航拍、訪談等工作。離開的第二天，幾十年一遇的大雨從山西北部下到最東南的晉城，所幸沒有危及圓融寺。
圓融寺并非被遺落在文物戶籍之外。門殿的山牆上，貼着“高平市不可移動文物”的鐵牌，但牌子上的名字卻是“中村春秋樓”。2011年出版的“三普”成果《晉城文物通覽》裡記載，這個“中村春秋樓”指的是圓融寺裡的東朵殿，為清代風格。而更為古老的門殿卻被普查員忽略了。
宋金年代的圓融寺，被以清代春秋樓指代，年代縮短了500年以上，至今未被評為文保機關，原因何在？
2007年至2011年，中國開展第三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高平市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市長李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普查員來過圓融寺，但這個名字已經沒人知道，便以清代改建的配殿“春秋樓”為名登記。徐怡濤推測，由于門殿在明清時被包砌了磚牆，看起來不如春秋樓那麼“古”，是以被略過了。不論哪種原因，由于沒有被評定為文保機關，十多年來，圓融寺沒受到特别關注。在這期間，春秋樓的屋頂悄然垮塌。
最先注意到春秋樓倒塌的是村民孟紅勝，他家緊鄰圓融寺西側已有30多年。他家1999年蓋新房時後殿還聳立着，出于對古廟的敬畏，新房高度不敢超過後殿。他對年代的記憶很含混，模糊地記得後殿塌于十幾年前，春秋樓的屋頂則是近兩三年才垮的。作為最近的鄰居，圓融寺正門的鑰匙由村委會委托保管在他手裡。
（村民孟紅勝将圓融寺後殿的屋頂螭吻藏在牆洞中十幾年。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上世紀90年代，孟紅勝的父親在門殿開了個磨坊，放進機器加工糧食，最近至少十幾年再也沒有使用過。說着，他想起一件事，拐到一個牆洞前，把洞口的磚塊一個個搬下來，露出一個籃球大小琉璃螭吻（屋脊兩端的神獸飾物）。十幾年前，他在後殿的瓦堆裡撿出來的，怕被人拿走，就藏在牆洞裡。“不知道有沒有用？”他問來訪者。
圓融寺被埋沒，與其所在的地區息息相關。山西是中國古建儲存最密集的省份，晉東南是山西古建最密集的地區，而高平是晉城古建最密集的縣級市。高平市古建密度之大，全國罕見，不可移動文物目前有1574處登記在冊，平均每平方公裡就有1.7處。高平一市宋金時期的木構古建築，超過長江以南同時代建築的總和。
這個市的文物普查因而格外艱難。十多年前進行“三普”調查時，按李琳的話說，有時候車都沒有，普查員靠走路在村裡到處問。“當時文物部門專業人才缺乏，好多人都不認識古建，普查員很多是榮民。”李琳說，“圓融寺能登記進‘三普’名錄已經很不錯了。”他還說，有時普查員看到早期建築都“不敢寫”，因為當時文保力量欠缺，被人知道珍貴反而會招來木構件盜賊。
村委會從業人員說，文物網格員會對圓融寺進行日常巡查。村裡配備了文物保護員和文物網格員，其中保護員主要負責國保機關，網格員負責其他文物，包括圓融寺。文物網格員每年補貼經費3600元，由晉城、高平兩級政府分别負擔30％和70％。
修繕宜緩不宜急
2021年12月14日，張建軍第二次進入圓融寺門殿，不停地用相機拍攝着木構件的細部。“你看這個栌鬥，下面彎出來一點，像鐵軌的截面，這是宋代的典型做法。再看這個，弧度比較小，直直的，就是金代的。”
圓融寺現存的形制是一進院落。進門後最先看到的是門殿，結構基本完好。與門殿隔着院子相對的是後殿，也是規模最大的正殿，已經坍塌。後殿東西兩側各有一座朵殿，都已部分坍塌，其中東朵殿就是春秋樓，清乾隆時擴建。朵殿與門殿之間，連接配接着東西配殿，東配殿尚在，西配殿已不存在。
他分析得很準确，栌鬥也是徐怡濤斷代最重要的證據之一。門殿裡的八個栌鬥，六個是宋代中後期形制，兩個是金代形制，說明金代重修時替換了兩個。另外，學名四椽栿的兩條主梁，被切削成四四方方的形狀，這也是北宋常見的做法，金代以後基本都維持原木的形狀。
這些細微之處，是為古建築斷代的密碼。北大團隊判斷，圓融寺門殿應始建于北宋中後期，金代中後期進行了大規模改建，檐下鬥拱被全部更換，但保留了部分宋代構架。明清重修時，全面更換了屋頂瓦作，屋頂形式也由繁複的歇山式改為比較簡單的懸山式。徐怡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古建斷代的證據，是使用形制、尺度、文獻、材料和碳十四測年等交叉互證。2021年10月份從高平回來後，實驗室的樹種檢測已經出了結果，圓融寺使用的材料包括榆木、松木、楊木等，樹種檢測與形制斷代也互相印證。
圓融寺裡儲存的三塊石碑，也為探究其身世提供了線索。三塊石碑都明确刻着圓融寺的名字，在“三普”時卻被普查員漏掉了。其中一塊1911年立的石碑提到，“中統三年（1262年）”已有關于圓融寺的記載。“中統”是元代建立之前大蒙古國的年号。
徐怡濤認為圓融寺之前的漏判或錯判并不奇怪，文物斷代錯誤全國都很常見，甚至國保都有不少錯判再修正的例子。
“以後一定要申國保的，不管五年、十年，肯定要申報。”站在圓融寺院中，高平市副市長李琳說，“但是不是國保不重要，在我們神農鎮和中村村，就是當國保來看待了！”
2021年11月，山西省文物局來考察、測繪過以後，圓融寺的保護旋即提上議程，但啟動修繕尚待時日。貿然動工既不符合規程，也會碰到很多問題。比如屋頂是維持明清改建的懸山頂，還是恢複宋金時期的歇山頂，此類問題現在還存疑。懸山頂兩側沒有屋檐，歇山頂屋檐則四面如傘蓋伸出，規格更高。
“修古建，最大的邏輯是儲存它的曆史價值。”徐怡濤說，比如說圓融寺，主體改建于金代，卻有北宋遺風，“如果全部按金代去修，不就把價值修低了嗎？”
他見過太多“破壞性修複”，表面煥然一新的文物，其實面目全非。“比如地面的磚破損了30％，按照保護文物的概念，得一塊塊研究，哪些必須換，哪些可以局部修補。但工程隊哪有這個時間，就全部鏟了鋪新磚，保證了工期，又賺到了料錢。”對于圓融寺，他希望能成為一個研究性修繕的案例，宜緩不宜急。李琳深谙文物的脾性。對于國保、省保以下的較低等級文物，他的态度是，首先保證不塌，病害比較嚴重的可以先“撐傘”，“甯可不動，也别瞎幹”。
北宋崇壽寺被民間人士“修壞”，至今讓張建軍耿耿于懷。上世紀90年代，民間被允許在宗教場所開展正常的宗教活動，沉寂已久的崇壽寺，又熱鬧起來。不知從哪來了一群人開始修廟，他們嫌棄灰撲撲的青瓦不上檔次，換成了琉璃瓦。又在梁枋畫上鮮豔的彩畫，而明清遺留的舊彩繪被全部抹去，從此了無痕迹。
高手在民間
其實，那座被“修壞”的寺是張建軍的家。
張建軍的微信名就是“崇壽寺”，這是晉城澤州縣一座鼎鼎大名的古寺，彙集了唐代經幢、宋代大殿和北魏造像碑。放在建築史中，崇壽寺大殿是晉東南建築從地方做法到《營造法式》官式做法轉變的節點性見證。1975年，張建軍就出生在寺裡。解放前，爺爺帶着全家住進崇壽寺廂房，成為看廟人，2008年後張家才徹底搬出。“文革”中有人跑進來要拆廟，要不是他爺爺拿着石頭跟他們對峙，廟就被拆了。
2004年五一，張建軍正在家裡打麻将，兩位古建愛好者從華東來到崇壽寺考察，他推開麻将當起了講解。後來他成了兩人的長期向導，每年随着他們下鄉。“那時真是受到刺激，”他說，“人家外地人大老遠來看山西的古建，我們本地人都不知道，覺得慚愧。”他決定把尋訪古迹當作一件正事來做。
（2021年12月14日，圓融寺發現者張建軍介紹寺内構件的特征。攝影/本刊記者 倪偉）
他花了兩個多月工資買了一台佳能卡片機，給古建拍照，硬着頭皮啃專業書，對照實物一個個記建築術語。他的尋訪專注在晉東南，也就是晉城和長治兩市。
現在，他已經是國内著名文物古迹愛好者團體“斯飛”小組的成員，這次與他一同發現圓融寺的梁頌，也是核心成員之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文物建築教研室主任徐怡濤說，政府和專職人手不夠，有些人專業性也不強，凸顯了既有熱情又有一定專業知識的民間力量的重要。“有些人沒有功利性的訴求，還有鑽研精神，做些記錄發到網上，不就相當于一個資料庫嘛。”他不吝贊賞，“這對我們的考察研究也是有幫助的，有時候我們也看他們的材料。”
這些民間人士，逐漸成長為山西文物保護中一支力量，已經有好幾件值得稱道的成績。
當地一群文物愛好者建了一個微信群，叫“上黨營造社”，上黨是秦代晉東南的古稱。2017年，群友張波往群裡扔進一則新聞，說高平北詩鎮正在搞街道改造，那裡有座元代民居門樓可能保不住。張建軍和“斯飛”小組成員立馬發朋友圈呼籲，當晚，事情就受到上級文物部門關注。第二天，他趕過去看，發現門樓安然無恙，附近被打掃得幹幹淨淨。他第一次感受到，一群小人物也能引起官方注意。
全國“三普”結束後，他找來一本晉城“三普”圖錄偶爾翻看，竟發現好幾處斷代錯誤。他反映之後，其中幾處後來被評為省保。“‘三普’隻是打了個基礎，肯定要逐漸修訂完善。”李琳說，“這時候，張建軍老師這樣的民間力量就非常牛。”
也是在2017年，張波告訴張建軍，他還知道一處早期建築，叫圓融寺，但忘記在哪個村了。這個名字從此刻在了張建軍腦子裡。直到今年，他看到有人在網上釋出了圓融寺照片，提到了具體位置，才終于找到。
張波是高平本地人，在太原從事環保工作。他從小也是個文物愛好者。2012年，在文物部門主導的“三普”調查結束次年，高平市住建局又組織了一次古建築普查，目的是摸清古民居家底。考研結束的張波作為志願者，主動參與了調查，他在一堆拍回來的照片中，認出圓融寺梁架結構的特征。
“山西其他地區也有民間文保群體，晉東南的群體不算大，但卻是最出成績的。”居住在大連的古建愛好者、畫家連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尋訪山西古建已有近20年。他認為晉東南這批文保愛好者知識紮實，不是泛泛的熱愛，“是以才有這次搶救性的發現，填補了文物部門工作的漏洞和空白”。
理想的文保模式
徐怡濤覺得，圓融寺的發現，實作了一個良性循環的前一半：民間人士發現，報告政府，政府核實後，學術力量介入。如果接着能夠在價值發現的基礎上進行修繕，讓文物價值固化下來，就完成了後一半，成為一個理想的文保模式。“這是個特别幸運的事兒。”徐怡濤說。
2000年前後，徐怡濤為了寫博士論文《長治、晉城地區的五代、宋、金寺廟建築》，在晉東南考察了很長時間。後來他與李琳結識，為高平的多處文物保護提供了學術支援。
（圓融寺四面方正的四椽栿是宋代典型做法，上方原木形狀的梁是金代做法。攝影/李強）
“關于年代我們說了别人也不信啊，還得靠專家，說話分量馬上就不一樣了。”李琳回憶，近十年來文保工作的地位在明顯提升，“以前我們叫專家，專家稀罕你嗎？現在，我們跟民間、學界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動關系，得到一個資訊馬上就行動起來。”
張建軍也感覺到自己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他在晉城下轄的幾乎每個縣都發現過早期文物。漸漸地，微信朋友圈裡也有了不少各地政府文物部門的人士，可以直接向他們反映。有時，他在論壇上釋出了一則新發現，幾個月後，那處古建就配備了專人保護。發現一座早期建築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它們會被定為更進階别的文保機關，及時獲得修繕經費，進而避免在默默無聞中垮塌、消失，不啻“救命之恩”。
但徐怡濤看到，民間人士的工作方法對文物保護也有不同的反作用，有時效果适得其反。“形成輿論壓力，迫使地方政府在缺乏充分研究、合理規劃的前提下，為應對輿情而緊急修繕，造成不當修繕，這些年來，晉東南在這方面是有教訓的。”他提醒道，“無論民間、媒體還是政府，一旦促成突擊式的古建修繕，對文物曆史價值而言，都是危險而有害的。”
他認為問題有更深層的根源。“我們的國保評定體系不完全是以價值為中心的，摻雜了很多其他因素，比如屬地管理能力、管理成本、地區平衡等等。”在申報第七批國保時，他幫助長治市長子縣編制了27處宋金元時期的木建構築申報材料，但大部分沒有入選，甚至如西上坊成湯廟這樣有金代紀年題記、碑刻的大殿都沒入選。在别的省份早就被視為寶貝的早期建築，在山西，很多卻因為數量太多而泯然衆人。
山西民間文保人士既痛心于一些文物的處境，也了解山西的困難。張波說，家鄉高平的古建築太多了，“坍塌、漏雨等情況，實事求是地講，還是大量存在的。但是文保講究科學，需要時間，需要技術，需要人員，需要錢，不是一蹴而就的。”
除了對文物古建知識性的興趣，本地文保人士的行動中，還包含着對家鄉文物的感情。
2021年12月14日，從圓融寺回晉城的路上，天色瓦藍，天空下是冬季光秃秃的土地，遠遠地鋪到山腳下。一座筆尖一樣的塔矗立在地裡。“那是魁星樓，五年級的時候，我從我們村走路到這來，上塔上玩，走了十幾裡地。”張建軍突然說起來，又往魁星樓後面的山上一指，“看見沒有，那座懸壺真人觀，有座元代的碑。山腰還有一座北朝的摩崖石窟，我有個同學在那裡出過意外。”
車已經飛馳而過，把塔和廟都抛在身後，他還在娓娓地講着，陷入有關這一處處古迹的回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