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史密斯先生們，來中國做生意

“如果不是因為茶，史密斯先生或許就不會去中國了。”

關于發生在晚清中國的鴉片戰争及其後一系列的曆史事件，讀者們必不會陌生。相關的曆史研究成果已頗多。一般認為，英國發動鴉片戰争，是為了挽回貿易逆差，英國人對中國茶葉與瓷器等商品的需求近乎狂熱，但中國人對洋貨的興趣較之而言，并沒有如此誇張。于是，鴉片出口中國成為英國用來抵對進口中國商品的方法。鴉片大肆進口中國以後的後果，不必贅述。

在此還要厘清一點，那就是在華鴉片貿易如何影響遠洋英國的政治，進而影響英國對華政策，使其最終決定用暴力打開中國大門。已有研究者指出，在華貿易英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們從茶葉貿易、鴉片貿易獲利，到賄賂港口城市官員而利益受損，再到利用輿論對對英政府施壓，種種手段與層層政策，推動鴉片戰争發生。

但這隻是探究鴉片戰争發生原因的其中一個視角。鴉片戰争之前，中國與英國乃至印度，都發生了什麼，海洋貿易與殖民統治背景下，這三國之間的關系如何，似乎鮮少人關注。

受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 - 2020年12月25日）的啟發，韓潔西（Jessica Hanser）正是關注到這一時段這三國之間的關系，著成《史密斯先生到中國：三個蘇格蘭人與不列颠全球帝國的崛起》（Mr. Smith Goes to China: Three Scots in the Making of Britain’s Global Empire）一書。在這本書中，韓潔西的研究對象是三位同名同姓的“喬治·史密斯”先生，他們都是從商的蘇格蘭人，都享受過當時英國對華貿易的紅利，也為此而利益受損乃至淪落到破産的地步，他們雖非什麼大人物，卻是當時英國對外擴張所依賴的私人資本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們的貿易活動軌迹可揭示英、印、中三國相連接配接的金融體系内部運作狀态，他們或多或少影響過英國對印與對華政策，他們的訴求差點成為馬嘎爾尼使團到華面見中國皇帝的議程之一。

盡管韓潔西試圖借此強調，本書為馬嘎爾尼使團赴華的策劃提供了新的視角，三位史密斯先生的貿易記錄，确實為鴉片戰争的發生原因，時間上再往前推進馬嘎爾尼使團赴華之前，說明其醞釀之久。是以也補充了鴉片戰争前中國對外關系變化的不少資訊。

事實上，這本書讓人關注之處，更應是韓潔西所提到的，在華外商貿易期間發放貸款的問題。正如上述，英國與中國貿易，是以商品為基礎，而外國商人來華貿易，原因一是慕中國“神秘東方”之名而來，原因二正是能使其獲利的茶葉。但在18世紀60-70年代，在華外商不斷以發放貸款給中國商人獲利，茶葉、瓷器與鴉片似乎已不是他們抓住商機的“核心競争力”。商人發放高風險高息貸款，最初目的是希望廣州成為第二個印度（如果廣州無法償還貸款，英國則可以以此為由進行殖民形式管治廣州），顯然他們的算盤打錯了。有意思的是，他們最初發放這些貸款給中國商人的理由是，他們互不信任，而當他們無法收回這些貸款時，又将原因歸咎于中國商人“無信用可言”。另一方面，在華外商還要時刻面臨清廷官員的得寸進尺的勒索，商品價格不斷上漲，限制于廣州範圍的對外貿易，可謂暗淡。不管如何，毫無節制的發放貸款，不但造成廣州金融危機，也連帶影響英國在印度及本國的金融，三位史密斯先生中有兩位是以而破産。

他們試圖與當地官員溝通，讓他們解決此事。當地官員無力解決此事，也不願這些商人上京面聖揭發他們的受賄行為，商人們進而向英國政府施壓，希望由政府出面，為他們作主。因而便有了上述提到，馬嘎爾尼使團赴華之行，差點将商人們希望收回貸款的訴求列入議程之中。既然是“差點”，最後必有變數。這視乎馬嘎爾尼的态度。他不但不同情這些因發放貸款而破産的商人，反而斥其貪得無厭，漠視中國法律，自以為有英政府支援而大膽妄為。總之，馬嘎爾尼不願為英國債權人提供政治上的幫助，而放款的史密斯先生不得不放棄在中國拿回财富的希望。如果說史密斯先生們希望用政治手段解決金融問題的想法落空，是否意味着他們的這段曆史不足以說明，他們影響着後來的中英關系？正如馬嘎爾尼使團赴華之行并沒有把商人們的訴求向中國皇帝陳述，使團對中英關系之影響也有它自身更重要的細節。值得思考的是，或許正因為史密斯先生們的金融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一方面還有更多的史密斯先生繼續在華進行高息高風險貸款活動，另一方面因貸款引發的金融問題進一步積累沖突，當英政府依賴這些個體資本進行對華擴張時，便不能繼續無視他們的利益與訴求，或許也正因這一點，後來在華貿易商人進行鴉片貿易與鼓動英政府對華采取強硬手段時，都表現出無懼英政府的姿态。

在《史密斯先生到中國》這本書中，韓潔西使用了澳洲、丹麥、瑞典、尼德蘭、英國、中國等各國手稿、檔案、外文報刊等史料文獻，勾勒出三位與中國曾産生過關系的史密斯先生貿易與活動軌迹，進而探究英國進行對外殖民擴張時，與印度、中國之關系，及運作于其中的金融體系之一面，但正如韓潔西所承認，這其中存在“史料不均”的問題。“史密斯”（Smith）在當時是一個十分普遍的姓氏，這導緻過往時人與研究者們都輕易将史密斯們混為一談，要将其區分開來本就是一項艱難任務，因而這本書也涉及對史密斯的考證，但是，韓潔西所提及的三位史密斯先生，一位主要活動在馬德拉斯，一位主要活動在孟買，隻有一位一直在廣州活動，前兩者與中國之關系并不如第三者，談及聯系時，總讓人難以感覺到其中聯系之緊密。這或許就是“史料不均”所造成之問題。不過，如果“檔案中充斥着生活在帝國東部邊緣尚不為人知的故事”而這些故事“需要被講述”，史密斯先生們便完成了“抛磚引玉”的“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