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我們知道，鼓，我們知道，樓，我們也知道。然而當這三個簡潔的漢字組合起來時，一種新境界誕生了。
晨鐘暮鼓我們知道，“赤亭多飄風，鼓怒不可當”我們知道，“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我們也知道，但它們和一座樓是什麼關系呢？
關于鐘鼓樓，我粗粗翻過劉心武的一本小說，名字就叫《鐘鼓樓》。小說講述了20世紀80年代初發生在北京鐘鼓樓一帶的故事，陳說着市井的悲歡、幾代人的命運，猶如翻開了城市記憶的鮮活浮世繪。事到如今，小說的具體情節我差不多忘完了，但鐘鼓樓和市井的關系在我心中從此建構了起來。在某一意義上，我總把它和大巴紮聯系到一起。
我隻在現實中見過兩座鐘鼓樓，一座是在張掖，逛夜市時路過。另一座就是惠遠古城的鐘鼓樓。在來惠遠古城之前，就在老照片上見過。那是《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喬治·歐内斯特·莫理循1910年拍攝的一張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但畫面很幹淨，與他一路拍攝的其他城池不同，絲毫沒有破敗的感覺。鐘鼓樓下的行人、店鋪和馬車分明叙說着這座城市的繁榮和富足。後來讀謝彬的《新疆遊記》，才知道那時候的惠遠古城有“小北京”之譽。
現實中的鐘鼓樓比照片上的還要漂亮，加上平台一共四層，歇山頂樣式，碧綠的琉璃瓦光彩流溢，在陽光的照耀下，甚是氣派。相傳這是光緒九年（1883年），甘肅酒泉二兄弟仿照他們留在酒泉的鐘鼓樓制造出來的，是全疆僅存的一座傳統高層木結建構築。
步入拱門，站在樓洞正中，隻見東西、南北城門各成一線，正所謂“四通八達”。順着石砌的腸道，可登臨平台。鐘鼓樓各層呈正方形，随樓層遞增而縮小。牆角皆有一根金柱升入屋頂。屋頂正脊正端飄着龍影，中間隐約可見寶瓶和戟形鐵刹，戗脊盡端還裝飾着仙人神獸圖案。屋檐下、梁柱額枋均添了彩畫，屋檐角則懸挂着小銅鈴，有風吹過，丁當作響，如沙漠傳來的駝鈴聲。
當地老人回憶，當年三層設有鐘和鼓，以燃香計時，香比筷粗，香上刻有相等的間距，以表示幾更幾點。五更時分，鐘聲敲響，這時從伊犁将軍府的将軍到領隊大臣、協領都匆匆趕到城東頭萬壽宮去叩拜皇帝的畫像。同樣是在這裡，l9l2年1月7日晚8時，鼓聲剛剛敲響，就聽得槍炮聲大作，喊殺聲四起，革命黨人馮特民等人上司的反清武裝起義爆發了。次日清晨，起義軍活捉到伊犁将軍志銳，并予處死，伊犁起義成功。
在古代，我國許多城市都有鐘鼓樓，城門的晝開夜閉以此為信号，暮鼓晨鐘的成語便出典于此。但當地文管所的官員說，惠遠鐘鼓樓與衆不同，它是“鐘鼓合一”的建築，而國内别的地方一般都是鐘樓、鼓樓分開的。我回去查了一下，發現清代以來，國内鐘樓和鼓樓分開的城市一般都是大都會，如北京、西安、太原等，以惠遠城當年的規模，把二者建在一起，也在情理之中。
在鐘鼓樓下，我想起中國文壇上關于“鐘聲”的一個小小争論。唐代詩人張繼《楓橋夜泊》中有千古名句“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修嘲之曰：“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來有人辯解，說隻有蘇州有半夜鐘。陸遊則在《老學庵筆記》中否定了這兩種說法。他舉了于邺《褒中即事》“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和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的例子。這兩首詩都寫到了夜半鐘聲，又都不是在蘇州。陸遊寫道：“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爾。”
是以你看，世事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晨鐘暮鼓”尚且容有變更，鐘樓鼓樓合一又有何難解之處？其實古城居民既不關心這些，也不關心鐘和鼓的下落，他們确定的隻有一點，那就是沒有鐘鼓樓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在古城生活過的老人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少年時代，我曾登及鐘鼓樓，憑欄遠眺，南望烏孫山下伊犁河蜿蜒西流，古老渡口處，船在緩緩擺動，回首塔勒奇山如銀甲玉龍，迤逦千裡，面對大好河山，我曾編織過多少理想的花環……”
惠遠鐘鼓樓對我們而言隻是生活極偶爾的調劑，對老城居民卻是樸素的一日三餐。
好在如今我們也可以登臨這座見證了曆史風雲的高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