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各地方實力派代表人物都打着“自治”的旗号占地為王，并且為了土地和資源也經常是你打我、我打你，搞得全國各地都民不聊生”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宣布退位，自此，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宣告滅亡，取而代之的便是民國。民國初期，
袁世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但他卻并不甘心于此，仍然醉心于自己的“皇帝夢”，結果在複辟帝制後遭到了各界人士的反對，大家都紛紛稱其為“竊國大盜”，後來在各方的壓力下，袁世凱
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後宣布取消
帝制，并最終
于同年6月6日因
尿毒症
不治而亡。袁世凱死後，勢力最大的北洋軍閥開始分裂，各派系的首領都互相看不上對方，紛紛打着自己才是“正統”的身份搶占地盤，而各地的地方勢力也不甘示弱，他們也拉起了自己的隊伍，開始吞并較小的軍閥來擴充自己的勢力，一時間，中華大地上到處都燃起了戰火。
“打仗經費從何來，各路軍閥顯“妙招”，苛捐雜稅隻是開胃菜，種鴉片、盜墓等缺德事也仍然有人幹，其手段比曹操的摸金校尉還狠”
俗話說：“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這句話充分說明了戰争的“燒錢”速度之快，再加上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根本經不起這些軍閥瞎胡鬧，但不打仗又怎麼能搶得到地盤呢，于是為了湊軍費，這些軍閥就發明出了五花八門的“斂财妙招”，開始設立各種奇葩的苛捐雜稅來榨取老百姓，但即便如此，有的軍閥也還是嫌來錢太慢，于是便動起了歪腦筋，例如張宗昌和陳樹藩就曾因為軍饷的事，公開在自己轄區内大種鴉片來“以毒養軍”，而這種行為不僅緻使當地的百姓蒙受了巨大的傷害，并且還直接促使國内吸食鴉片的人數逐漸遞增，緻使當年很多地方的軍隊都被人嘲笑為“雙槍兵”，除了“以毒養軍”外，有的地方軍閥甚至還打起死人的主意，幹起了當年曹操為征糧饷，特設立“摸金校尉”來盜墓的缺德事，而在這其中下手最狠的軍閥便是孫殿英，此人便是近代曆史上最著名的“盜墓将軍”，他曾直接率部闖入
清東陵，用炸藥直接炸開慈禧太後的
定東陵，然後
從金椁内棺盜竊了大量的稀世珍寶，除此之外，孫殿英還順道掘開了乾隆皇帝的裕陵，得到了數十箱之多的珍貴寶物，後來此事被世人所知，孫殿英也自此落得個“東陵大盜”的千古罵名。
“除了歪門邪道，民國軍閥還把持了當地的經濟産物，但也有“聰明人”會利用做生意和抱大腿來獲得軍費，并是以穩固了自己的地位”
以上所述的軍閥在後面基本都被肅清，留下來的大軍閥也根本看不上他們這種“低端玩家”所發明的斂财手段，因為大家都有合法且來錢快的路子，就連最窮的四川軍閥都有其當地特有的
自貢鹽井的收益來維持他們的軍費開支，而對于這個“聚寶盆”，四川軍閥中實力最大的劉湘也不獨吞，都按比例分發給了楊森、劉文輝、劉存厚等人，其目的便是勸說川中将領放棄内戰，各自休養生息，以便在未來可以一緻對外，後經曆史證明，劉湘的确有長遠的戰略目光，如果在任由其打來打去，那麼在後來的抗日戰場上就不會有川軍的影子了。除了劉湘之外，遠在廣西的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實作了自籌自給，但他們所采用的手段竟是“到處借錢”，先是找日本人借，然後又将目光望向英國，而這兩國也出于一種投資的角度，認為桂系有能力可以和蔣介石一争天下，到時候自己便可以看到回報，是以對于桂系的借錢要求，兩國也基本都答應了。
抗日戰争期間，日軍就曾派人來接觸過李宗仁和白崇禧，希望能看在當年日本支援過他們的份上轉而幫日本人辦事，結果這個要求當即便被李、白兩位将軍給嚴詞拒絕了，而日本人對此也無計可施，隻能自認倒黴。相比較于桂系的“狡猾”，晉軍的閻錫山就顯得十分“精明”了，他不僅在山西開創了實業，還在各個軍閥中做起了“生意”，将從太原兵工廠内生産出的槍支彈藥以高價賣給了李宗仁
、
馬鴻逵
馬步芳
等其他外省軍閥，并在這些軍閥大打出手的時候還充當起了“後勤隊長”，将源源不斷的軍火運到不同的陣營，活脫脫一個國際軍火商的樣子，而也正是通過這些實業的運作，閻錫山的晉軍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很快便發展到了三十萬人的兵力。
如果說以上軍閥都算得上是“聰明人”的話，那蔣介石一定是其中最聰明的一個，他不僅占據着當時中國最富饒的城市，還與宋家、孔家結為了姻親，并通過這兩家的影響力、财力大肆擴軍，很快便成了當時實力最強大的軍閥，再加上他控制着國民政府，無論是在輿論還是影響力、财力方面，其他地方實力派都不能與之對抗。中原大戰期間，反蔣軍和蔣軍的陣營都分别派人去拉攏過張學良，但最後還是蔣介石出價最高，成功将張學良拉到了自己的陣營之中，并最終成為了中原大戰的獲勝方。
結論：在民國時期，任何隻顧眼前蠅頭小利的軍閥往往最容易将自己的後路堵死，進而被大軍閥給一口吃掉，這其實就跟做人一樣，凡是想賺快錢的人一般都不會有太好的結局，而實業救國、和平發展經濟，這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