駛向心中的燈塔
王可田：一部《浮士德奏鳴曲》，将小說中的幾個人物及其命運串連起來，更是主人公張天問一段生命曆程的見證，而且，他的學者身份也與這部詩劇産生某種關聯。另外，音樂形式在小說中也有表現，像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标題中的“奏鳴曲”。在我讀過的你的另外幾篇作品中，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元素大量湧入，不僅作為小說叙事的背景而出現，更以斑斓的色調鋪陳出人物命運以及文本的深層意蘊。也就是說，你的小說人物要麼是藝術家、學者，要麼是熱愛文藝抑或哲學的有獨立思想的現代青年。應該說，這些人物在現實生活中屬于小衆群體，對你來說這算是“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嗎？
丁小龍：是的，你的總結非常精确。在我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寫這個所謂的小衆群體。比如，《空心人》與《浮士德奏鳴曲》關注的是有哲學背景的青年人。當然這兩個小說也有差別，前者是有哲學思辨能力的罪犯，而後者則是名副其實的學院派知識分子。再比如，《幻想與幻想曲》寫的是鋼琴家的藝術生活，《萬象》展示的是畫家的日常思索，《世界之夜》《物與象》與《鲸》關注的則是詩人的存在困境，等等。回顧了一下自己前幾年創作的中短篇小說，确實有一部分關注的是這個小衆群體，但是，他們對我而言又是非常熟悉的一群人。在寫作過程中，我會制造陌生感，與所創作的人物保持藝術上的距離。其實，我有很多作品寫的不是藝術家，不是作家，也不是知識分子。比如，《天涯倦客》寫的是參加過北韓戰争的老兵的晚年生活，《少年騎士》寫的是兩位少年的成長簡史，《同塵》寫的是失去兒子後的悲痛往事，《臉》和《迷航》寫的都是中學教師的人生境遇，等等。除此之外，我還寫過科幻小說，比如《旅》；寫過荒誕小說，比如《荒年紀事》。我對人感興趣，對各種各樣的故事都很着迷。關注人類的存在困境與探索藝術的無限可能，是我創作的最原始動力。
王可田：詩人錘煉語言，冶煉詞語的黃金，對于作家而言，語言同樣重要。甚至在一部作品中，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話語風格，這就要求小說家的語言庫存更為豐富甚至駁雜。你的語言給我的印象是，更多地融合了詩性與哲思，呈現出一種詩性叙事的特征或傾向。能談談你創作小說時的語言追求和具體實踐嗎？
丁小龍：準确。這種準确有着多層次的含義。不同的人物需要不同的語言，這是一種準确。每個作品的語言都需要符合作品本身的氣質和風格，這也是一種準确。對我而言，福樓拜、伍爾芙、馬爾克斯和三島由紀夫是我這方面的文學導師，他們的語言恰到好處，特别準确。比如，在我創作《空心人》這部八萬字的小說前，我心裡其實并沒有對語言過多的預設，但是經過長久的思索，對主人公有了感同身受的認知，甚至會覺得主人公就是我的某種化身。寫完開頭的兩千字之後，我突然明白了自己需要怎樣的語言風格，需要怎樣的文學結構，這可能就是所謂天啟時刻——不是我選擇了語言，而是語言選擇了我。
王可田：讀你的小說，幾乎可以說在結構上每一部都是嶄新的，絕少雷同，給人非常特别的閱讀快感和體驗。這部《浮士德奏鳴曲》有四個章節，沒有單獨命名，僅以數字标出，是否借鑒了奏鳴曲的曲式？另外的作品，像《萬象》以“水、土、金、火、木”的中國古代五行學說結構文本，《世界之夜》以“冬、春、夏、秋”生命年輪的四個剖面展示主人公的一生。你如何看待小說的結構，創作中又是如何運用的？
丁小龍：是的，《浮士德奏鳴曲》借鑒了奏鳴曲的結構。四個部分，相當于四個樂章，每個樂章的内容不同，速度不同，人物也不同，卻因為同樣的主題而關聯成篇。其實，我特别注重作品的音樂性，這種音樂性不僅指的是文字間的韻律，詞語間的奏鳴，也指的是這種音樂結構的形式感。在我看來，結構是小說的骨架，是撐起小說建築的鋼筋水泥。沒有了結構，再深刻的文學主題，再優美的文學語言，都會轟然倒地。當然，小說的結構不僅僅是外在形式，還有内部的精神經絡。比如，在我的中篇小說《萬象》中，主人公是油畫家，是視覺藝術家，是以，用她的“金象”“木象”“水象”“火象”“土象”這五幅畫作為章節名，不僅是結構的需要，更是内在精神的需要。
王可田：小說是叙事的藝術，叙述的方式當然是重要一環。在實際的創作中，作家除了對語言和結構精益求精，在叙述視角方面也會煞費苦心。我們知道，現代小說多以“我”的視角進行叙述，這種角度呈現的視域并不寬廣，不适合用以描繪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但第一人稱特有的主觀性，能夠深入人物内心，展露意識深處的暗湧，呈現多層次的心理結構。我感興趣的是，你在應用不同的叙述視角時，都會産生哪些不同的寫作體驗？
丁小龍：你的看法很有道理。在我目前創作的作品中，第一人稱偏多，其次是第三人稱，當然，我還嘗試過用第二人稱寫作。用第一人稱寫作時，主觀性比較強，也容易把作者和讀者帶入文本的世界。用第一人稱創作的難度就是如何差別作者與主人公的視角差異，避免将兩者混為一談。第三人稱寫作就能很好地避免這個視角混淆的問題。在寫《浮士德奏鳴曲》時，我原本打算用自己更熟悉的第一人稱去寫，然而，在寫了一千字的時候，總感覺有地方不對勁。于是，我改變了方法，用第三人稱來寫這個故事，随後的創作過程也變得順暢很多。有時候，我也說不清其中的緣由，這也許就是藝術的直覺，也是藝術的魅力所在。在寫《萬象》的時候，我一開始就決定用第二人稱寫作，這對我而言是一種全新的藝術體驗——你要沉浸其中，又要抽離自我。
王可田：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在呈現生活的細節和形态以及人的社會性方面是有優勢的，但對人的精神性傳達往往乏力。物質性的現實是現實，内心現實同樣也是。現代小說應該面對現代人複雜的生存現實，同樣也應該并有能力呈現和揭示現代人複雜的内心體驗。你的小說不模寫現實，重在揭示人物内心，并觸及意識和潛意識層面。你是如何為自己的寫作尋找并确定主題的？
丁小龍：不是我尋找主題，而是主題尋找我。這也可能是藝術上的直覺。我是一個特别喜歡藝術的人，喜歡古典音樂，喜歡電影，喜歡繪畫，也喜歡造型藝術和攝影藝術。所有的藝術都有某種共同的精神特質，會對我的創作帶來很多啟發。比如，《幻想與幻想曲》的靈感來源于舒伯特的《幻想曲》，《押沙龍之歌》的靈感來源于聖經故事與舒曼的《童年情景》，《風知道名字》來源于偶然看到的插畫，《萬象》則來源于某次在清華大學看到的畫展，《長夜短歌》來源于安東尼奧尼的某個電影場景，等等。是以，對于作家而言，所有的經驗都是有用的，都會帶有某種神啟的特質。
王可田：就中國文學的發展來看，在文體意識、文體自覺方面，詩歌始終走在前頭。當然，小說也有各種形式、技巧以及主題方面的探索，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八十年的的先鋒小說。但新世紀以來，曾經活躍的先鋒小說家紛紛回歸現實和傳統，隻有極少數的作家如殘雪，仍保持着先鋒性和探索性的銳度和深度。那麼，作為新時代的青年作家，你如何看待小說文體的探索性或實驗性？
丁小龍：對小說文體的探索是我始終追求的藝術理想。在我看來，小說的先鋒性與傳統性不是二進制對立的藝術特質，好的藝術作品可以同時容納這兩種品格，甚至可以說模糊二者的邊界。先鋒不一定意味着深度，而傳統也不一定意味着保守。比如，我非常喜歡帕慕克的文學作品。在那部《我的名字叫紅》的長篇小說裡，他講述的是十六世紀伊斯坦布爾的故事，按道理來說，是回歸傳統之作，然而他的寫法是如此迷人，用第一人稱多聲部的方式講述了謀殺、愛情和文化等多個主題。是以，即使在最現實最傳統的作品裡，所用的藝術手法也可以非常多樣，探讨的主題也可以非常現代與深奧。
王可田：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寫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整整一個社會。”以此觀照小說創作，能否這樣說：作家塑造人物就是自我的分裂，每一篇小說中出場的主人公，實際上仍是戴着不同人格面具的作家本人？
丁小龍：是的，我同意這種看法。福樓拜曾經說過，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他的這句話對我有很大的沖擊力。剛開始，我并不了解這句話。随着寫作的深入，我越來越覺得小說中的所有主人公，其實就是作家的不同分身。因為隻有真正地深入人物靈魂，才能夠了解人物、塑造人物。與此同時，也要從人物中抽離出來，在遠處觀察人物、刻畫人物。從這個意義上講，其實所有的小說作品，都是作家某種形式的自傳。我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那就是當我寫作時，我就忘記了我自己，成為了他人。忘記自我，才能認清自我。忘記主體性，才能建構真正的主體。
王可田：經年累月地寫作，整天跟自己虛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他們會不會也如幽靈一般擾亂你的心神，甚至産生一種錯覺：小說是真實的，而現實是虛幻的？
丁小龍：小說是謊言中的真實，而生活是真實中的謊言。這是一種很奇特的感受，我一直覺得我所創作的人物是真實存在的——在我創作之前，他們就存在于這個世界，等待着我的發現；在我創作之中，他們訴說、他們沉默、他們歡笑與流淚，而我在其中發現了生命的意義，通曉了萬物的秘密；在我創作之後，他們開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而我會在某個時刻想到他們，祝福他們。比如，《浮士德奏鳴曲》中的張天問，我以後可能會寫另外一篇關于他的故事。在我看來，優秀的小說要比現實更接近真實，更靠近存在的核心。
王可田：小說是虛構的，虛構性的叙事文本，但它也有真實的一面：對事物真相的揭示和表達上的真切。有的人強調小說的客觀性、真實性，也即對生活和現實真相的披露，但有的人聲稱隻對美（藝術性）負責。在你的創作實踐中，是如何顧及或平衡“真”與“美”的？布羅茨基曾經說過：“美學是倫理學之母”，“善、惡”的範疇也是你所考慮的嗎？
丁小龍：在我看來，小說的種類是多樣的，小說的功能也是多樣性的，是以，才會誕生多種流派的小說。現實主義小說、現代主義小說以及後現代主義小說，隻是其中最概括籠統的劃分，裡面還有很多更細緻的劃分。每一種類型的小說，對真實和美都有自己獨特的追求。在我自己的創作中，“真”和“美”是不可分的雙生花，是我藝術生活的雙重追求。在我看來，你抵達了“真”的核心，就會領悟到“美”的本質。另外，倫理學的困境也是我小說創作的中心。我對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事件沒有多少興趣，我感興趣的還是人性的灰色地帶。
王可田：現在很多作家都癡迷于長篇小說的寫作，好像容量更大的長篇才能證明和實作他們的文學雄心。事實上，在我們閱讀卡夫卡或博爾赫斯的中短篇甚至小故事的時候，都能感受到象征和隐喻所構成的深度空間，就像把一個品質和能量都非常巨大的物體，壓縮進一個非常小的實體空間，需要更大的智慧和高強度的處理手段。你也出版過長篇小說，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丁小龍：我喜歡卡夫卡和博爾赫斯，我也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大江健三郎。我可能不是特别同意這個觀點。我覺得優秀的長篇小說更需要智慧、能量與耐心，更需要隐喻和象征。在我看來，《卡拉馬佐夫兄弟》肯定要比《變形記》更具有挑戰性，《百年孤獨》也肯定比《沙之書》更難把握。當然，長篇小說、中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都有各自的難題與各自的魅力。有一種觀點是，短篇小說是練筆場，是為長篇小說做前期準備。我也不是很同意這種看法。我非常欣賞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因為她寫出了出色的長篇小說，比如《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也寫出了很好的短篇小說，同時又是詩人和學者。她所關注的文學主題與藝術探索，讓我非常着迷。
王可田：作家王蒙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就曾呼籲“作家的學者化”，時至今日，我們的很多作家癡迷寫作，卻很少讀書，他們的寫作資源基本上就是生活本身。你的閱讀廣泛而深入，且有系統性，這在你的小說叙事中很容易辨認出來。閱讀和寫作的關系你怎麼看？你能列舉出一些對你産生影響，或者說你偏愛的作家、藝術家嗎？
丁小龍：閱讀就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寫作。沒有閱讀的寫作就是在空中建造樓閣。在我二十五歲之前，最喜歡讀的還是文學作品，主要的還是小說。特别是在大學學習階段，經常泡在圖書館，一本接一本地讀小說，讀詩歌和散文。那時候，讀了很多外國文學作品，印象最深刻的是伍爾芙的《到燈塔去》與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也就是在那個迷戀文學的大學時期，我開始了自己的寫作之路。二十五歲之後，我開始有計劃地閱讀哲學、美學、心理學和曆史學等方面的著作，對電影、音樂和美術也産生了濃烈的興趣。為了讀懂加缪和杜拉斯的書，看懂戈達爾和侯麥的電影，我還特意學習了法語。于此同時，我還翻譯過一些英國文學作品。我所偏愛的作家和藝術家可以列出一個很長的名單，他們從不同方面影響了我寫作。比如，作家中有托爾斯泰、黑塞與莫裡森，音樂家中有巴赫、馬勒與拉赫瑪尼諾夫，導演中有伯格曼、安東尼奧尼與黑澤明，畫家中有倫勃朗、莫奈與弗裡達，等等。當然，這隻是長名單中很小的一部分。
王可田：你的文學創作以小說為主，随筆、詩歌數量不多，但品質很高，我也非常喜歡。對于寫作你有明确的規劃嗎？今後一段時間的寫作計劃能否透露一下？
丁小龍：今後還是以小說為主，偶爾會寫随筆與詩歌。對于寫作，我永遠都是自己的陌生人。我有一個文檔，名為“到燈塔去”，裡面有“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随筆”與“詩歌”這幾個子門類。每個子門類裡都有一個創作手記，裡面裝着我關于寫作的全部秘密。對我而言，寫作就是駛向心中的燈塔。
時間的魔法師
文丨丁小龍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對電影導演的文字特别着迷。于是，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時光》、伯格曼的《魔燈》、布列松的《電影書寫劄記》等作品成為我某段時期的床頭書。雖然他們的文學作品與電影作品有天然的差别，但在主題的呈現上卻有共同之處——通過不同的藝術實踐，他們完成了對時間不同次元的賦形，而由此成為時間的魔法師。對我而言，賦形的過程與賦形的結果同樣迷人。從本質上來講，藝術就是為時間賦形，而藝術家就是時間的魔法師。
每次創作小說時，我都将其視為對時間的一次探尋與創造。在時間森林中，我有時候會迷路，有時候會迷惘，而當你走出迷宮時，便會把整片森林都裝進自己的心裡，再也不會迷失。每完成一個小說，我便會對時間多一種認知。作者創造了作品，而作品也反過來創造了作者。對我而言，每一個小說都是對時間的一種回答。我所要做的就是盡量避免模仿自己，避免重複自己，每個作品都應該有精準的表達，都應該有獨特的結構，都應該有不一樣的時間觀念。
時間是我最關注的的藝術主題。在我看來，死亡的主題、愛的主題、存在的主題與救贖的主題等主題都是對時間這個主題的不同方向的延伸與拓展。是以，時間的主題是這些主題的母題。無論是《聖經》，還是《詩經》，其開篇都是對時間最接近神性的表達，而這些原典從本質上來講都是真正的時間之書。從個人喜好而言，我喜愛的作家也都是對時間主題迷戀的人，從但丁到石黑一雄，從伍爾夫到莫裡森，從曹雪芹到王安憶。他們的藝術作品，他們對時間的觀看方式，都從不同次元啟發了我，也照亮了我。
然而，這并不意味着要圖解主題，要成為主題的奴隸，而是以主題為燈塔，在一次又一次的海上航行中，看到時間的真正面孔。其實，真正的藝術作品很難用幾句話來概括，而所謂的時間主題也不過是文本森林中的微光。為了真正地了解時間，我們必須要了解文本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詞語，甚至要了解話語背後的沉默，而所有的這一切才是時間的本真狀态。
寫作是一種祈禱，也是一種祝福。在時間的航行中，我跟着作品中的人物或喜或悲，或苦或甜。不得不承認的是，在寫作中，我慢慢地了解了他人，了解了社會，也由此了解了自己與世界、自己與自我、自己與他人的關系。我懂得了悲憫，也懂得了慈悲。或許，這便是寫作給予我最大的恩惠。寫作也由此讓我變成了時間的魔法師。
（來源《鴨綠江》）
丁小龍1988年2月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高研班學員，陝西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作品發表于國内多家文學雜志，翻譯并發表了包括托妮·莫裡森、科爾姆·托賓、薩曼·拉什迪與珍妮特·溫特森等人的中短篇作品。著有長篇小說《世上的光》，小說集《世界之夜》《島嶼手記》。曾獲陝西省青年文學獎等多種獎項，入選陝西省“百優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