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很多帝王來說，在忙于處理繁重國事之餘，與一群文人才子們一起吟詩作畫、探讨文史，乃是業餘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點綴。且不論沉迷此道不可自拔的陳叔寶、李煜、趙佶這些“亡國之君”，即使像李世民、朱瞻基這樣的一代明君，也喜好與朝中文士們打成一片。而對于國學功底深厚，且據傳曾匿名參加科考且高中探花（當然隻是民間傳說）的康熙皇帝來說，則更是精于此道，且将其規範化、制度化。
康熙十六年（1677年），時年才二十出頭的玄烨就下了一道聖旨“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内并無博學善書者，以緻講論不能應對。今欲于翰林内選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
很快，張英（著名的“六尺巷”故事的主角）、高士奇兩位朝野上下一緻認可的飽學之士就得以脫穎而出，成為了首批伴随康熙左右的“學術顧問”，而位于紫禁城乾清宮西南處的“南齋”，就成為了康熙與文士們活動的“文藝沙龍”，而這就是鼎鼎大名的南書房。
上圖_ 南書房
顧名思義，南書房并不是一個正式的官方機構，在外人眼裡也不過是康熙閑暇之餘和才子們探讨琴棋書畫的風雅之地而已。張英等人雖被稱為“南書房行走”，但不過是個稱謂而已，算不上正式的職務（當然張英等人另有正式的官職）。
但不久，南書房的性質就悄然發生了變化，在此輪值的文士們不再僅僅隻是陪皇帝賦詩撰文，他們有了更加重要的任務，那就是秉承康熙的意旨起草诏令，參與軍國大事，史書也記載“若特頒诏旨，由南書房翰林視草”。此外，很多各地上報康熙的“密奏”，也要經過南書房之手呈交康熙。
由此可見，南書房已由單純的“文藝沙龍”更新為一個手握重權的機要中樞機構，可謂“權勢日崇”。那麼是什麼樣的原因，進而使南書房的性質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上圖_ 少年康熙帝寫字圖
首要，在于康熙需要加強君主專制，保證政令暢通
康熙執政之後，雖然皇族宗室内部的争權奪利、血雨腥風暫時告一段落（隻是暫時，康熙晚期還有更加驚心動魄的“九龍奪嫡”），但皇權還是面臨着不少挑戰，八旗勳貴嚣張跋扈、大權在握者依然存在（鳌拜就是典型一例），由勳貴們組成的的“議政王大臣會議”依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國策，對皇權起到了很大限制作用。
而仿效明朝建立的内閣六部等各級部門也是無法擺脫封建官僚機構固有的臃腫桎梏，皇帝的指令也不能迅速落實到帝國的方方面面。
上圖_ 鳌拜（？—1669年，滿語：Oboi）
在這種情況下，康熙就需要設立一個全新的，完全由自己掌控的部門，不僅能讓自己的指令迅速下達落實，更能削弱八旗勳貴手中的權力，不再受其制約。康熙通過将草拟诏書聖旨、參與軍國大事決策、處理各地“密奏”等等核心機要事務由南書房統籌處理，使得南書房成為了帝國實際上的權力核心。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的此舉其實也并非原創，早在東漢光武帝劉秀時期，就将尚書台設立為僅聽命于皇權的核心部門，既所謂“天下樞要，在于尚書”，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由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為首的朝廷重臣，增強了君主專制權力，康熙的做法也可以說是漢光武帝當年手段的“後世山寨”版了。
上圖_ 東漢光武帝劉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
其次，南書房也起到了避人耳目的作用
康熙在其執政初期，其地位還沒有那麼牢固，加之滿洲貴族勢力也頗為強大，于是要加強皇權，也需要采用一些較為“陰柔”的手段。
南書房畢竟名義上僅僅隻是一個探讨文藝的書房，連正式機構都算不上，可以很好的起到避人耳目、混淆視聽的作用。深宮大院之内，又有誰知道康熙和這些文士們是在談古論今，還是在商議國事呢！
上圖_ 乾清宮院落平面圖，南書房在乾清門左側
再次，也便于拉攏漢族官僚精英階層，進而更好的為清朝統治服務
清朝畢竟是由滿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自建立之日起，滿族宗室勳貴自持為統治階層，不僅從政治制度上就對漢族官僚多加防範限制（比如清朝很多重要部門都設定滿漢兩套上司體系，而滿族官員往往是實際掌權者），更是對漢族官僚多加鄙夷不予認同，僅僅視其為“進階打勞工”般的存在。
一個極端的例子是，權傾一時的鳌拜僅僅因為土地糾紛等問題，就竟然擅權将戶部尚書蘇納海（從一品 滿族）、直隸總督朱昌祚（正二品 漢族）、直隸巡撫（該職在雍正年間撤銷）王登聯（從二品 漢族）等三名重臣處死，一二品的漢族高官竟然就這麼如蝼蟻一般被輕而易舉的殺掉，漢族官僚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圖_ 康熙（常服）
康熙作為一代明君，自然深知此種情況任其發展，必然會影響整個漢族精英階層對清朝的認同感進而威脅清朝統治。于是其選拔一些優秀的漢族官僚充任南書房供職，更是讓其參與核心決策，這樣不僅肯定了這些漢族官僚精英們的學識才華，更是讓他們體會到融入“高層權力圈”的滿足和榮耀。
比如張英“一時制诰，多出其手”，高士奇更是被稱為“權勢赫奕一時”，以緻于其回鄉探親前來府上拜訪者都排起了長隊。而他們對康熙“知遇之恩”自然感恩戴德，進而為朝廷鞠躬盡瘁。
上圖_ 張英 書法
最後南書房在成為帝國核心中樞的同時，也成為培養進階官員的“孵化器”
能輪值南書房的，本身就是博學多才的飽學之士，而他們常伴康熙左右參與軍機要務，耳濡目染間也在不斷提高自身的政務水準，進而完成了從“學術人才”到“政務精英”的質變。再加上皇帝“身邊人”這一獨特的身份優勢加持，為他們日後步入朝廷高層打下了堅持的基礎。
南書房的“老前輩”張英後來官居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而高士奇則也位居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其後多位朝廷要員如刑部尚書王士祯（“神韻說”的創立者）、禮部侍郎方苞（也是大名鼎鼎的“桐城派”的文壇領袖）、禮部侍郎沈荃（其書法被康熙推崇備至）等也都有過南書房輪值的經曆。
可見，南書房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康熙培養帝國進階官員的基地。
上圖_ 軍機處舊照
南書房盡管在康熙一朝顯赫一時，然而也在其後的歲月裡面臨着其他“新貴部門”的挑戰。雍正上台之後，借西北用兵之際又成立了“軍機處”，這個全新的機構從名稱上就赤裸裸的顯示了其核心要務部門的成色，當然也奪走了南書房把持多年的大權。從此以後，南書房又回歸到其創立初始的“書房”本色。
然而，軍機處創立和運作基本是和南書房一脈相承，也算是一種政治上的繼承，而南書房雖然不複往事的政治榮光，但在其中輪值的很多文士由于其過人的學識和“身邊人”的角色，依然會受到皇帝的青睐和重用。這也是南書房能長久存在的重要意義。
作者：楊上柳下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清史稿》 民國 趙爾巽等人著
〔2〕《養吉齋叢錄》 清 吳振棫著
文字由曆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