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世紀，當歐洲各國通過航海大發現，忙于建立遍及全球的殖民體系，擴張實力、掠奪财富的同時。在遙遠的東方，曆經兩百年發展的明王朝，面對國内極為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在内憂外患的情況下，随時有着被傾覆的可能。
1572年，當十歲的神宗皇帝被張居正扶上皇帝的寶座時，看着懵懂的萬曆小皇帝。得到李太後和司禮監太監馮保全力支援的張居正，希望通過一次改革力挽狂瀾，力圖挽回明朝衰敗的态勢，張居正有着改革的決心與能力，但他卻忽略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實力，為他的改革最終失敗埋下了隐患。
困頓的明王朝
張居正，這個出生于湖北江陵的軍戶子弟，自幼便以神童之名聲名遠播，10歲即通讀四書五經，12歲中秀才，16歲中舉人，因才能出衆，在明穆宗時期就頗受信任，穆宗死後，委命張居正等三大臣輔佐年幼的萬曆皇帝。此時，擔任内閣首府，首握要權的張繼正非常清楚，他面前這個看似龐大的明王朝早已經千瘡百孔，隻在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才能加以挽救。
在張居正看來，明朝存在着五大隐患，分别是：
1.宗室尾大不掉；
2.無可用之人才；
3.官員考核無據；
4.軍備渙散不堪；
5.财政入不敷出。
而财政入不敷出，則是各種沖突的聚焦點，也是改革的當務之急，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嚴重的财政危機？，其根源在于三個方面，
第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國家賦稅入不敷出
明朝中期之後，土地兼并發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親國戚及官僚地主所侵占。皇莊、王莊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與地主豪強也跟風兼并土地，侵奪民産。一時間，不論是有爵位的勳臣，還是大内派出的太監，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紳，紛紛搶占土地，各類莊田不斷擴張，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
與此同時，奪得大量土地的貴族官僚們，由于享有無需納糧交稅的優免權。在兼并土地之後，利用特權虛報田數逃稅，這也就造成了明朝的土地被兼并的越來越多，而國家的稅收卻越來越少。
到了萬曆初年，全國田賦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減少了一半，對于以田賦作為主要财政收入的明朝來說，納稅田的數量減少，直接導緻了财政收入日益縮減，但龐大的皇室及行政機構開支有增無減，以及官員的A錢和浩大的軍費，都極大的加重了明朝财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人口流失，可控人口急劇減少
随着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實際控制的人口也開始不斷減少，大量農民紛紛破産，或流亡荒野他鄉，或賣身于豪強為奴。
以至于，明朝建立之初，全國戶口總數尚有1600多萬戶，但是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全國僅剩下900多萬戶，明朝控制的人口數量大量減少，相應的也會導緻土地荒廢、賦稅和徭役的征發困難，必然會加重明朝财政及經濟發展的困境。
第三，賦役不公，百姓負擔沉重
明朝的賦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兩稅法、田賦有夏稅和秋糧之分。役法有裡甲、均瑤、雜泛，是以賦稅和徭役是分開的。稅是按田畝數量進行征收，對象是田。徭役征發的對象是戶丁，這中賦役的征發方案，理論上是公平的。
但是，自嘉靖、隆慶之後，官僚豪紳們在擁有優免定額的權利以外，還運用各種舞弊的手段，逃避賦役。一般他們會買通胥吏，用“飛灑”，“詭寄”等方法，巧妙規避，逃脫賦役責任，而将繁重的賦役轉嫁到貧苦的百姓頭上，以至于出現了“富者田廣而賦役輕，貧者田狹而賦役重”和“有有田而無賦者，有有賦而無田者”的情況。造成賦役嚴重不均的現象。
在上述因素的惡性循環下，明朝的社會經濟危機和政治統治危機日益凸顯，國困民窮的現狀逼迫着明朝開始尋覓改革自救的辦法。
張居正推行改革
正是基于以上種種困境，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改變。這時成為内閣首輔的張居正，為了鞏固明朝的統治，振興國家财政，決定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力圖推行以“一條鞭法”為核心的财政改革，但在這之前，他需要先整頓明朝早已腐朽的吏治。
吏治先行
在張居正看來，明朝自嘉靖以來，政府的腐敗和官吏的因循守舊情況極為嚴重，大臣的奏章，各衙門的公文，每天都充塞這這個龐大的行政體系，但解決問題的效率卻極為低下。
張居正很清楚要解決這種運轉不靈，缺乏效率的官僚體制，勢必會觸動各級官員的既得利益，阻力必然不小。但他更清楚的知道，整頓吏治刻不容緩，隻有吏治有成，他的經濟改革“一條鞭法”才能真正的實行。
為此，張居正在萬曆元年（1573年）六月，即開始實行“考成法”。“撫按考成，奏章每具二冊，一送内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隐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隐蔽，則内閣糾之”。張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閣控制六科，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行政審批監督系統，層層制約，随時考成，極大的提高了對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吏的管理效率。
當時，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計”之年，他都強調要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專靠花言巧語，謀取信任的官員列為“下考”，對于那些缺乏辦事效率的冗官進行全部裁撤。
同時，他采用“能辦國家事，有禮于君者，即舉而錄之”的選人标準，打破正常，選拔了一大批有才幹的官吏，根據他們每個人的特長，委任重要職務。如王崇古、李成梁、戚繼光、潘季馴、張學顔、李漸庵等各方面的人才，為張居正的改革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清理逋賦，追繳欠稅
當政治領域改革初見成效後，張居正開始深入到财政經濟領域的改革，矛頭直指以權謀私的官僚和豪紳地主勢力。
當時明朝官員為增加賦稅的通行做法是直接向百姓進行攤派，而不敢向權貴追繳他們偷逃的欠稅，因為這些豪強權貴無一不是具有極強的政治影響力，對他們追繳欠稅，往往稅還未追到，烏紗帽就已丢了，是以大多不了了之。
張居正提出對官員“以錢谷為考成”的主張，凡是追繳欠稅不力的官員，都要受到批評、調離或撤職的處分，以追索田糧評定政績，迫使官員打擊不法權貴，使貪官無處藏身。
清丈田地
當然，考成法隻能解決一部分欠稅的問題，大量的瞞田逃稅和稅役不均才是财政改革的重點，但這需要從賦役制度上加以變革，而清丈田地則是這一變革的基礎。
萬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官僚地主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聲中，張居正通令清丈全國田地，徹底清查被皇親國戚、勳臣豪強及各級官僚所兼并隐瞞的土地。
在處置了一些抵制侵占的勳貴、官吏之後，萬曆十年（1581年）清丈全國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在這三年間共查出漏稅土地八十餘萬頃，清丈工作沉重打擊了違法的權貴地主，迫使他們交出欺瞞的田畝，或者按照實際田畝數額繳納賦稅，進而扭轉了明朝财政虧空的局面。
在賦稅不均的現象初步被糾正後，張居正将甘洋、海瑞等人實行的一條鞭法，推行至全國。将賦役進行合并，把徭役攤入田畝中與賦稅、土貢方物一同合并征收丁銀，改變了以往征收實物的賦役征收方式，并規定了稅銀有官方征繳，杜絕了裡甲、胥吏對百姓的盤剝，顯著的緩解了百姓的負擔。
改革成功，萬曆新政起
經過張居正十年改革，明朝出現了政令統一，國庫充盈的新氣象，史稱萬曆新政。對于改革的成效，清代曆史學家張廷玉曾評論到：
“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
換言之，改革使明朝重新展現了強有力的政府機制，從這一點來說，張居正以首輔一人之力挑戰既得利益集團，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人亡政息，悲劇收場
1582年，張居正因病去世，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悲劇在其去世僅僅半年之後，就迅速上演。反對張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制造了強大聲勢，将張居正改革時重用的人通通罷免，同時将曾經反對過張居正的人恢複名譽和官職。
甚至于，一直對張居正尊崇備至的萬曆皇帝，在張居正偉岸的身影之後漸漸長大。年輕的萬曆皇帝急需證明自己是具有親政能力的帝王，他早已厭煩張居正的說教，對自己這位關懷備至的老師，也出現了極大的轉變，在既得利益集團污蔑、構陷的虛假證據之下，萬曆皇帝選擇了全盤否定張居正的改革政績，并下诏認定張居正多項罪名。
最為凄慘的是，張居正的弟弟及兒子不是自盡就是被發配從軍，全家十幾口人在抄家時竟被官府關在室内活活餓死。
結語
張居正改革，即整頓了稅收，解決财政危機，又緩和了明朝的内部沖突，挽救了行将崩塌的明王朝。但是由于此時的明朝經過兩百年的發展，守舊的既得利益集團勢力十分強大，即使張居正在一時獲得了改革的強權，但由于其改革過于剛直，一刀切的改革手段觸動了衆多豪強權貴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堅決抵制，而這些人的利益往往又和皇權相伴生。即使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為明王朝續了命，但是隻要舊制度下的利益集團——官僚、宗室成員、地主的存在，任何改革終究隻有失敗的可能，而明王朝的滅亡也隻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參考資料：
《明史》
《明史紀事本末》
《明臣奏議》
《張文忠公全集》
《明會典》
《明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