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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受到多種因素限制，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就業前景可能并不樂觀
教育程度是婦女勞動力參與經濟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它也有助于減少婦女的保留工資（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成本），提高其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動力。
技術的進步推動女性勞動力在強調認知技能多過身體技能的領域（如服務業）内參與就業，并促使婦女的工作任務從主要的例行化向非例行化轉變。現有的研究發現，發達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自動化對男女的相對化影響似乎有所不同。
就發達國家而言，鑒于男性在運輸和制造業方面占主導地位，而女性則在教育、保健和社會工作中更具代表性，是以男性将面臨更大的自動化風險。此外，技術進步與結構轉型之間的互相作用存在明顯的性别差異。從維持生計的農業向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轉移通常與資本密集型農業技術的推廣使用有關，先進農業技術對男性工作的補充作用高于對女性勞動力的補充作用，這為女性在結構轉型的早期階段的勞動力參與度下降提供了合了解釋。
然而，在亞洲經濟結構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如電子産品之類的輕工業制作領域，其工作任務往往更适合女性，導緻女性勞動力參與度增加，在1985-2006年期間女性在制造業中的就業份額得到增加。
研究表明，無論是有償還是将無償工作都考慮在内，婦女工作時間都比男性多。婦女會在育兒成本和工作成本之間進行比較，是以技術變革帶來的從傳統工作安排向靈活的工作安排的轉變，可能為婦女調和其生育和工作之間的沖突提供機會。然而，到目前為止，碎片化的工作任務和較短的工作時間隻會維持收入上的性别差距。
雖然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立法提供了生育和贍養費，但這些福利很少适用于如家庭傭工和臨時工之類的工作部門。在這些因素持續限制婦女勞動力參與和工資的情況下，婦女在獲得技術革命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方面可能并不理想。
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激發了包括美國和西歐在内的技術前沿經濟體的收入水準的強勁增長。這意味着從1820年代到90年代全球不平等現象不斷擴大。米蘭諾維奇指出，全球不平等程度在20世紀80年代保持了穩定，2003年開始大幅度下降。這一趨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和印度的收入水準迅速增長。
這些經濟體的發展得益于在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鍊（GVC）擴散的情況下，國内政策轉變以及技術進步迅速。國家内部的不平等現象在不同地區和時間段出現異質性趨勢。資料顯示，19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大多數地區的國内不平等趨勢都有所增加。該趨勢在發達國家持續存在，尤其美國的不平等在持續加劇。不過，這些發展是否會持續下去還有待觀察，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機對不同家庭的不同影響效果，增加了收入配置設定長期軌迹的複雜性。
偏向于解決正常工作的技術變革和外包的組合導緻了發達經濟體的工作兩極分化，美國的工資配置設定記錄以及16個歐洲國家的資料樣本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業已從中等工資崗位分别向高收入就業崗位和低工資崗位轉移。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也出現了兩極分化，中等職業技術就業人數開始下降。然而，這種趨勢有一些顯著的例外，例如中國和埃塞俄比亞，沒有出現這個“中空”現象。
在某種情況下，這種職業的兩極分化伴随着薪資不平等的加劇。自1970年以來，高技能勞工的實際工資不僅比就業崗位下降的中等技術勞工的實際工資增長得快，而且還比低技術勞工的實際工資要快。在發達國家，特别是美國，這種趨勢特别明顯。
近幾十年來新技術的傳播促成了就業結構的重大變化，以及資本與勞動在不同類型勞工之間的重新配置設定。雖然這些趨勢因國家而異，但有一些共同點，特别是在發達國家之間。如前所述，近幾十年的自動化大多取代了正常的手動和認知任務。許多正常任務密集的工作都在中檔工資的範圍内，例如制造業和日常辦公人員。而另一方面，非日常工作密集型的職業，其薪資水準會出現完全相反的兩種極端，例如管理型、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專家在頂端，而服務行業工作者，如美甲師、酒保和個人工作者則出現在薪資的底端。
勞動力不平等不能完全解釋多年來收入差距的演變，隻能作為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工資不平等的上升也可部分歸因于資訊技術與認知活動之間的強大互補性，因為這提高了高技能勞工的生産力創造可能性。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影響會受到制度因素的影響，如工會變弱以及低技術勞動力的供給比高技能勞動力彈性更高。
同時，收入不平等也受到勞動和資本在收入方面配置設定比例的影響，而這又受到技術變革的影響。由于低收入家庭中勞動力份額占總收入的比重高于高收入家庭，且資本通常隻在資本所有者之間進行配置設定，是以國民收入中的勞動份額下降總是與收入配置設定惡化相關。
全球化，表現為國際貿易和資金流動的大量增加，和一定程度上的移民增加，通常被視為是推動和形成發達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國内勞動力市場趨勢和不平等現象産生的主要原因。全球制造業向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轉移也是許多亞洲開發中國家中産階級崛起的一個因素，因為它允許勞工從農業轉移到制造業以得到更好的就業機會。
技術變革和全球化并不獨立，兩者密切相關。物流技術進步（特别是集裝箱的引進）以及通信和金融的發展，在減少跨國交易的成本和時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進而促進了全球化。同時，更深入的區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也擴大了公司進入國外市場的機會，這為企業提供了進一步投資開發新技術的激勵措施，包括在物流、通信和金融領域，以充分利用新的消費市場機會提供的潛力。
由于目前很大一部分貿易涉及離岸和外包，這促使了商品在其生産過程中的不同步驟由世界不同地區的不同企業承擔的現象(GVC)的出現。而技術進步對全球化的生産方式産生的影響，主要展現在自動化重新定義全球價值鍊的地理配置設定，以及促成生産的重新上岸這兩個方面。具體來說，自動化的發展以及制造中對AI等先進技術的引入将引導決定生産何種商品以及商品在何處被生産。例如在某些行業（如服裝制造業）中，自動化尚未産生競争壓力，廉價勞動力依然有成本優勢。是以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将會為發展更落後的國家創造更多的制造業就業機會。
當然，廉價勞動力也會減少在制造業中的新技術投資動力，最終制造業停留在低技術含量的行業水準。在一些行業中，勞動力成本差可能已經不足以證明離岸外包是合理的，先進制造方法的收益似乎也可以佐證在國内生産是正确的。但是由于過去十年經濟增長疲弱，投資步伐緩慢，供應商網絡不足以及擁有發展良好的供應商網絡的企業對消費市場的規模和增長比較關心，是以在利益的權衡下，重新上岸是否會大規模發生暫時還不清楚。
雖然隻有少數公司參與了全球化生産，但這些企業的生産率通常比非出口企業高。在行業中，出口企業比非出口企業的生産力更高，部分原因是這些企業在生産過程中采用更大的技術激勵政策。出口産生的收入增長有助于彌補技術投入的固定成本，是以兩者相輔相成。結果是高生産率企業和不能投資技術的企業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自動化在全球價值鍊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競争壓力，為了保持競争力，企業必須在生産中采用新的先進技術。
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的資料，工業機器人的全球銷售量從2005年至2012年5%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加快到2012年至2016年的16％。
三個原因促成了這一加速。首先，機器人正在變得越來越便宜。其二，随着機器視覺、傳感器和電機等技術改進，機器人能力增強。其三，一些制造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競争壓力，促進了自動化需求上升。
在自動化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購買工業機器人的積極分子，其需求在2005年至2016年期間平均增長了31％。中國企業預計将在2019年吸收全球工業機器人供應的40％。中國制造業仍然有足夠的空間引進機器人，因為其機器人密度是每1萬名員工中隻有49個機關，低于全球平均水準的69個機關，更遠低于南韓每1萬名員工中531個機關。中國企業的大量投資與中國10年計劃相一緻（“中國制造”2025年），即讓中國成為主要的技術性工業制造商，使中國的比較優勢不再基于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
在機器人用途方面，雖然機器人也越來越多地用于服務業，特别是後勤物流領域，然而，由于許多服務工作需要緊密的人際交往（機器人難以接管的工作），是以工業機器人更可能是全球機器人的主要使用方式。
與此同時，從發達國家轉移到開發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的海外制造和商業服務外包浪潮，大大推遲了發達國家對自動化的采用。随着開發中國家勞動力成本的增加以及自動化技術的成本大大降低，越來越多的部門開始沒有理由将生産轉移到開發中國家，甚至在某些部門已經發生轉變，這一變化的結果是可能迎來“重塑”階段。
GVC為開發中國家的企業融入全球市場提供了機會，因為它們可以集中在與其能力相稱的領域，而不是在完整和複雜的生産過程中競争。在許多情況下，GVC在開發中國家創造了就業機會。然而，GVC不是靈丹妙藥。沒有技術上的更新，開發中國家的企業隻能夠擷取市場利益的一小部分，并且在結構轉型方面進展有限。
鼓勵投資于技術和自動化并擁有必要的補充技能和基礎設施的國家更有能力擷取GVC帶來的好處。然而，許多較貧窮的開發中國家缺乏這些技能和基礎設施。是以，一個國家的出口企業在技術變革迅速的時代裡持續創新和保持競争力的能力不僅取決于現有技術，而且還取決于許多其他因素，包括出口部門的規模，勞工的技能水準，融資的可擷取性以及出口和國内市場的規模。
總的來說，技術創新是生産率增長的主要動力，也可能是破壞的主要動力。技術對經濟的影響不是預先的，而是可以通過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的政策來共同塑造。政府和聯合國不該采取被動的觀望态度，而是可以且應該影響這些程序。
總體政策立場應該是擁抱和引導這些新技術。政策制定者應該采取适當、靈活的監管和法律政策，促進國家創新能力，而不是單純阻止它們可能帶來的破壞效果，如導緻暫時性失業。總而言之，新一輪技術浪潮如何塑造勞動力市場和收入配置設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和全球層面的制度和政策。
（一）政府對新技術的政策
政府對新技術發展最直接的作用展現在資金支援上，所謂的“創業型國家”在創新鍊的各個階段（從基礎的應用研究到商業化的初創企業的融資過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許多熱門的技術，包括全球定位系統（GPS）、語音激活的個人助理和Google使用的算法都受益于政府在早期的資金投入。
政府對政策的間接支援展現在為新技術的開發、傳播和應用适應本國國情創造良好環境。例如，支援國家（公共和私人）研究和創新機構，提供基礎設施（如寬帶），支援企業孵化器，使初創公司能夠更快地将新技術推向市場。
未來，所有國家都會有所謂的國家創新體系（NIS），其中包括教育系統，科技研究機構，私營企業的産品開發部門以及産品和生産流程的其他機制。
對消費者的補貼、稅收優惠以及監管優惠政策也可以促進新技術的采用和推廣。由于行業在經濟聯系和技術更新的可能性方面各不相同，是以還可以制定針對具體經濟部門和行業的不同政策。
新技術還需要新的法規來解決責任和道德問題。制造商、醫院、醫生或病人是否應為AI裝置的醫療建議的後果負責？無人駕駛汽車的責任問題如何處理？
最優化的規範可能得來不易，這就要求首先在部分領域或市場進行法規試點并總結實踐經驗。此外，資料作為 AI 和經濟活動驅動的重要因素，需要相關法規加以規範，確定既能有效保護隐私和安全性又不會扼殺創新。
知識産權法規也會影響創新。專利、版權和商标旨在促進創新，其方式是，允許企業在特定時期内從其研發投入中獲得較大的投資回報，作為交換，企業需要公開其發明。然而，知識産權也可能固化老牌企業的優勢，阻止其他企業開發新技術，最終扼殺創新。政府需要做的是在激勵創新和共享收益之間找到平衡點。此外，反壟斷法規也可能需要考慮跟進，以確定其适用于通過技術實作的新業務模式。
技術變革正在重新定義勞動力市場的技能需求，是以為當下和未來的勞工提供适當的技能教育是是政策的重要落腳點。除了校内學習和職業教育訓練以外，支援早期教育和終身學習技能的政策也至關重要。
在大多數國家，特别是開發中國家，完善教育體系需要聘請和留住優質教師以迎接新技術的挑戰，同時為教育機構提供充足的資金。對能夠反映未來技能需求的教育課程加以調整也很重要，例如新技術要求在教育上重視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此外，政策可以為勞工提供相關激勵和途徑，讓勞動者不僅在技術領域得到更多的教育訓練和教育，而且還在創造力、管理、社會和溝通能力等方面增進學習。
随着新技術的普及使用，越來越多的勞工的工作安排具有靈活性、不穩定性和不安全性，傳統上，工會可以賦予所有勞工更大的力量，使經濟租金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得到公平配置設定。而非正式工作安排的特點是消除集體代表，讓勞工在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的談判桌上處于弱勢。是以需要新形式的勞工代表。
此外，各國政府還可以進行法律和稅務改革，加強勞工在非正式工作安排中的權利。例如，最近英國關于未來工作的報告，提出了可以将最低工資标準的法律規定同樣适用于“獨立合同工”。委員會還提議在與雇主發生沖突的情況下，為勞工進入法院提供便利，并消除稅收制度對将勞工分類為自我雇傭者的這一行為的激勵性作用。
非标準就業（技術驅動）和非正式工作的增加使許多勞工在疾病、工傷和養老金等方面得不到充分的保護。是以，社會保障制度需要進行改革，以向非正規和非正規工作中的勞工提供保護。鑒于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審查社會保險制度，以確定所有勞工都能獲得失業保險和養恤金。是以開發中國家也要積極促進全民社會保障制度，将保障範圍擴大到非标準和非正式就業的勞工。
稅收制度也能給社會公平帶來新的流動機制。雖然大多數國家的不平等現象的原因是多樣的，但快速的技術變革導緻了勞工與勞工之間，勞工與和企業所有者之間的工資不平等現象。
更為先進的稅收政策可以確定新技術（如AI）的利益得到廣泛的分享，産生更多公共資源，為重新配置設定和建設全民社會保護制體系提供物質支援。減少個人所得稅可以鼓勵就業，減少再配置設定的需要，而對新技術征稅則會影響經濟增長和技術采用，減少再配置設定來源。相反，對因集中的市場結構而産生的租金收益和高利潤征稅可能更有利于平衡社會和諧和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和環境污染征稅也可以為重新配置設定創造财富，同時将技術開發引向可持續發展。
還有學者提出了“普遍基本收入”和“普遍基本股利”。前者保證每個個體都将獲得無條件現金補助，并将有助于保證最低收入水準，簡化各種公共項目的管理。後者通過将企業的新股發行的固定份額置于公共信托中，産生一個能持續配置設定到社會服務部的收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