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叙事史》筆記
之前的文章中，我們分享了“國家經濟在被什麼控制”這個主題的第二本書，《繁榮與衰退：一部美國經濟發展史》，完整梳理了從1776年至2018年，美國200多年的經濟發展演變。美國以商業為本，通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不斷做大市場，增強經濟實力。
但是，僅從經濟脈絡去梳理曆史，還不能充分解釋為什麼二戰後美國變成了一個開始頻繁在全球“刷存在感”，而且能左右世界局勢、維持國際秩序的超級大國。除了看得見的經濟名額、軍事實力和國際影響，我們還需要從美國社會的各個角度去全面分析；同時，從宏觀架構深入到具體的細節和場景，從中體會美國的巨變。
過去幾十年的美國，主導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可是不要忘了，美國從1776年建國到20世紀20年代，在這大約150年的時間裡，主要奉行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它絕大部分的活動和訴求，都是如何在美洲說了算，如何守住美國本土和美洲後院。
但是，從1932年起，美國在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和文化等各個方面做法都不太一樣了。而美國經濟實力的真正崛起，就是從20世紀30年代以後，尤其是二戰後到20世紀70年代。
是以，我們需要更詳細地考察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的巨變。比如，
從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經濟複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從二戰後的國内經濟繁榮、全球經濟複蘇，到60年代的越戰危機、民權運動
以及1972年的中美關系正常化和導緻尼克松總統辭職的水門事件等等
這些重大的曆史事實縱橫交錯，可以說還真是有點剪不斷、理還亂。這些巨變，恰恰構成了今天美國方方面面的底色和底氣。隻有深入了解，才能真正了解，美國為什麼能夠成為今天的美國。我先嘗試帶你梳理幾個重要關鍵問題：
第一，二戰爆發後，美國并沒有從一開始就和英國、法國或中國站在一起，而是遠遠看着歐洲和亞洲戰火紛飛。直到1941年後，美國才陸續介入二戰。然後就在這場人類曆史上涉及面最廣、破壞性最強的世界大戰中，成為戰局的主導者。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第二，二戰後美國以空前的綜合實力，重塑了全球政治經濟和安全格局，它的經濟實力和其他訴求之間，究竟是如何互相呼應的？尤其是美國經濟，如何從20世紀初以來的政府幹預越來越多，逐漸重新回歸到以市場的自由競争為主。這一重大轉變的國内外因素是什麼？
第三，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究竟是一馬平川加速向前，還是碰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戰？美國又是如何克服了這些挑戰，并獲得更大進步的？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光榮與夢想：1932年 -1972年美國叙事史》這本書裡找到答案。
《光榮與夢想》你可能看過或聽過，這本書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著作，它的作者威廉·曼徹斯特，既是一位通俗曆史作家，也是一名記者。他還曾經是美國總統肯尼迪的密友，當年肯尼迪有一些重要的演講，就是曼徹斯特幫助寫的稿子。是以，他是美國那黃金四十年的見證者，知道的情況很多。
雖然這本書寫于40多年前，作者有時在叙述上也過于詳細甚至繁瑣，有些論述也還不夠嚴密，甚至有史料差錯。但是，隻要你想真正觀察美國為什麼崛起、裂變、出現那麼多的現代化探索與迷茫，這本書提供的大量史實，都是值得重視的。特别是對于沒有切身體會的我們，這本書尤其有價值，而且它寫得十分精彩。
比如，從胡佛總統的餐桌與雪茄、羅斯福與凱恩斯貌合神離的會面，到艾森豪威爾沉迷于高爾夫球場、肯尼迪和夫人的最後對話，這些讓你如臨其境的細節，都有助于你感覺更真實的美國，洞見美國經濟的變遷。
選這本書，其實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它篇幅長達150萬字，要讀完并分享好，很不容易。我之是以選這本書，就是希望有助于你更多地了解，美國如今的經濟規模化、全球化、科技化，以及整個社會文明進步的現代化，都有賴于在這40年裡，它所經曆的社會經濟巨變，這是美國真正長大成人的時代。是以接下來一周，我會和你詳細讨論，美國如何在這40年裡，經曆最重要的經濟增長、科技創新、社會巨變和全球引領。
在這本書的結尾部分，作者有一個核心觀點，我認為值得你重視。他說：在美國曆史上，變化是永恒的主題。美國也可以說是世界上唯一崇拜變革的國家，并将變革與進步混為一談。他還引用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的話：“我們想要變革，想要進步，我們一定能成功。”
這個結論，也契合了和我之前分享的美國經濟的三個底層邏輯——敢于冒險、追求務實、保持樂觀。在我看來，這是梳理美國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曆史事實之後，容易達成的一些重要共識。
是以，聚焦1932年至1972年這“黃金四十年”，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視角進行觀察思考：
第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走出經濟大蕭條，究竟主要是靠羅斯福總統推動的一系列新政，對經濟強行幹預，還是靠市場和企業的自救？在我看來，有關政府與市場邊界問題的讨論，是了解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美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核心争議。
第二是國内與國際的權衡。美國獨立後的100多年時間裡，長期聚焦于國内市場建設和美洲利益争奪，那為什麼要在二戰後積極主動地走向全球，既争取經濟利益，也承擔全球責任，背後的驅動因素和關鍵決策究竟是如何做出來的，他們從中又收獲了什麼？有關這個問題的讨論，既是還原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為何加速，美國起了什麼作用；也是要讨論，在全球化時代，美國和其他各國如何重新安排國内與國際的主次關系。
第三是效率與公平的權衡。這也是經濟學讨論中的核心問題，基本上沒有标準答案。在資本主義的曆史上，大部分時間是以效率優先的，它推動了市場的繁榮，確定了自由競争，形成差異激勵，但也導緻财富配置設定差距不斷拉大，社會沖突激化。但是，從1932年至1972年這四十年裡，美國究竟是繼續堅持效率優先，還是更多地考慮市場機會、收入配置設定及社會福利的公平優先？或者說是走出了很多國家可望而不可及的第三條道路：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得以最大化地權衡和兼顧了？如果是這樣，那麼它是如何做到的？能不能持續，又給其他國家留下了什麼啟示和教訓？
第四是自由與秩序的博弈。1932年至1972年這四十年，不僅是美國經濟的黃金時代，是美國引領全球的高光時代，也是美國社會更加自由多元、美國人民更加放任灑脫的時代。無論是西方傳統觀念，還是東方主流價值，都會對此感到沖突、茫然、不适應，甚至反感。那麼，如此堪稱光怪陸離的自由理念，究竟是如何在短短四十年裡噴湧而出，并迅速與美國社會融為一體的？這種極端強調個人自由的時代，對美國社會秩序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什麼？尤其是和20世紀80年代之後，甚至新世紀這20年來的美國有何關聯？
第五是獨占與合作的選擇。有關這個問題，結合1932年至1972年這四十年的美國曆史，我最關注的是美元的國際地位變化。20世紀40年代，以美元為主導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币體系迅速建立，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元體系又難以為繼，為什麼它沒有徹底崩塌？為什麼直到今天，美元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國際貨币？未來美元能否和其他貨币，美國能否和其他國家，比如中國，在新的全球格局中積極合作呢？
在我看來，以上五個觀察視角都非常重要，有利于我們從這本厚厚的《光榮與夢想》裡，獲得有價值的思考。書中大量鮮活生動的曆史事實，有助于你了解美國社會經濟在那個階段的真實經曆。
提到美國的1932年，你肯定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經濟大蕭條，要全面分析美國經濟的發展，這确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口。是以我要分享的第一個主題就是：美國究竟靠什麼走出了當時的經濟大蕭條？
首先我想問你個問題：十美分硬币，這種發行量極大的硬币，它上面的頭像是誰？不是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而是1933年上任的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
為什麼美國人給羅斯福如此高的尊崇？不僅因為他帶領美國赢得二戰勝利，還因為他為拯救美國經濟作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在1935年之後，羅斯福新政也碰到了新的挑戰和質疑，引發了有關政府與市場邊界問題的争議和思考。今天，我們就結合這一典型事件，一起來看。
美國那場經濟大蕭條，發端于1929年，之前的文章中我們曾談到，這是市場經濟的正常周期問題，繁榮與蕭條相伴相生。不同的是，這一次麻煩比較大，拖了3年多，市場也沒能自行解決問題。是以有人懷疑，市場已經失靈了。
到了1932年夏天，在首都華盛頓發生了一件大事：25000多名參加過一戰的榮民，拖兒帶女前來請願，要求政府提前兌付承諾，給他們每人發500美元退伍補償金。
按理說，這錢不算多，要不是因為大蕭條，榮民大量失業，日子過不下去，他們也不會有這樣出格的舉動。但當時美國國會和時任總統胡佛，都拒絕提前兌付補償金，因為政府手裡真的沒什麼錢。
當時，美國共有大約1500萬人，處于失業狀态。其中，像這些榮民一樣，到處流浪的窮人就有約200萬，可以說美國全國一團糟。
為了解決經濟大蕭條問題，胡佛總統也嘗試過多種辦法，但是主要都是救濟大銀行和企業。削減企業和個人所得稅，讓企業少裁員；他還削減自己的工資，減少政府開支；另外他鼓勵私人捐款，督促各州和地方政府籌款，給窮人發救濟金。
胡佛采取這些措施，是因為他堅信，美國靠商業立國，應當鼓勵工商業自救。之前，美國也出現過多次經濟危機，都是靠市場自行恢複運轉。是以，胡佛多次明确表示，反對政府過多幹預市場。
但大蕭條沒完沒了，民主黨占多數的國會也坐不住了。眼看着金融市場撐不下去，國會通過了一項2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希望政府執行。
可是胡佛動用總統否決權，對這項計劃提出嚴厲批評，把它稱作“史無前例地濫用公共财産”。他堅持認為，大蕭條不過是暫時的公共關系問題，隻要美國企業形象改善，噩夢就會結束。
作者詳細記述了胡佛在總統任期内的種種無效的措施，其實是想說：靠市場自我調節，無法拯救美國經濟，該換換思路了。
胡佛下台之後，新思路的提出者，就是1933年3月上任的民主黨總統羅斯福。
他在1932年競選時，就曾譴責胡佛救濟大銀行和企業的做法不靠譜。他認為，應當考慮為挨餓的窮人做點實事。他的支援者喊出來的口号是：救濟窮人，向富人征稅！思路和胡佛正好相反。
羅斯福1933年上任後，緊鑼密鼓推動“百日新政”，政府全面幹預市場，他重點做了三件事，就迅速止住了經濟頹勢。
當時，美國有上千家銀行停業或破産，由于沒有存款保險制度，儲戶損失慘重。于是很多人把現金囤積起來，既不存銀行，也不敢消費。結果市面上一下子少了15%的流通貨币，流動性都成問題。
迅速實施的《緊急銀行法》宣布美國放棄金本位制，同時通過兌換收回價值3億美元的黃金和黃金證券，另外還加印了7.5億美元新鈔，并對所有銀行進行甄别，讓14700多家有償付能力的銀行重新開業，對小額存款提供保障，同時淘汰1萬多家沒償付能力的銀行。
這些舉措迅速見效，貨币重新在市場上流動，商業煥發生機，股市交易活躍，紐約交易所的股價陡增15%，群眾信心開始恢複。
之後這項救濟行動改為“以工代赈”，就是給失業者提供從事公共事業的機會。
當時，美國先後招募了200萬失業青壯年勞動力，每人工作9個月，從事植樹護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築等工程建設。國會還撥款50億美元，成立工程興辦署和全國青年總署，總計雇傭2300萬人，從事工程建設或公共服務，涉及美國一半以上的勞動力。
統計表明，從1933年到二戰前夕，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的各種工程費用，以及直接救濟費用，達180億美元。也是在這一時期，美國修建了近1000座飛機場、12000多個運動場、800多座校舍和醫院。
這些工程項目，不僅為上千萬勞工創造了就業機會，也為相關上下遊産業提供了訂單，加上人們的消費增加，事實上形成了良性循環：政府投資提供工作機會，刺激私人消費和企業投資增長。
這項法案明确規定了各大企業生産的規模、價格、銷售範圍，給勞工确定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既限制商業壟斷，也減緩勞資沖突。同時，他還積極争取中小企業主支援，鼓勵他們提供就業機會。
這些帶有臨時經濟管制的措施，雖然引起了部分工商業負責人抱怨，但由于有政府建設工程在上遊提供訂單，是以經濟逐漸循環起來。于是，羅斯褔就任總統僅僅4個月，美國的工業生産就止住了下滑趨勢。
面對“百日新政”的良好效果，要不要加大政府幹預經濟的力度呢？1934年5月，經濟學家凱恩斯到白宮和羅斯福見面，明确建議羅斯福，實施更激進的政府赤字開支計劃，加強政府幹預。
但羅斯福對此将信将疑，因為當時美國有1800萬人主要靠政府救濟生活，如果不能讓市場恢複運轉活力，政府将無法長期救濟。
羅斯福的辦法是，鼓勵個人奮鬥和中小企業發展，限制大企業壟斷，打擊商業壟斷集團、金融壟斷集團、投機倒把分子和膽大妄為的銀行家。他還希望提高遺産稅，對高收入者征收重稅等等。
這些努力獲得部分底層群眾喝彩，但在工商界受到抵制。特别是在1935年後，随着美國逐漸走出大蕭條，羅斯福新政時的兩部法案，《全國工業複興法》和《農業調整法》被判違憲。這表明政府幹預市場的做法，在美國工商界和法律主流意見裡，已不再受認可。
其實，所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歐美一直是有定論的：
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主要管理公共事務，托底社會福利，獲得财政稅收
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則應當鼓勵創業創新，保護自由競争，實作差額激勵
在大多數時候，這兩方面的邊界是清晰的。
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人們對這個邊界問題進行了全新的思考：當經濟進入大蕭條，市場暫時失靈，政府要不要介入，如何恰當介入，哪些必須做，哪些選擇做，哪些不能做？就非常值得仔細甄别，而不能任意從事。
美國人認為，羅斯福新政對拯救美國經濟功不可沒，就在于他在市場失靈時，沒有機械恪守政府不幹預市場的原則，而是創造性地以加大公共開支和财政投資，迅速創造需求，大量消化就業，重新激活消費，進而刺激投資，實作新的經濟循環。
這其中，最難的就是政府既不能無所作為，也不能作為過度。政府幹預市場，不是要替代市場功能，而是要和市場良性互動，推動市場重新恢複活力，否則，市場會被進一步扭曲，結果将适得其反。
美國經濟大蕭條，是經濟周期導緻的正常現象。但之後幾年裡，完全靠市場自救不起作用，需要政府幹預市場。
1933年羅斯福上任後，以改革方式推動政府幹預市場，先後通過《緊急銀行法》《聯邦緊急救濟法》，以及《全國工業複興法》，穩住了金融市場，救助了失業大軍，重新激活經濟并啟動市場。
政府幹預市場，不是要替代市場功能。随着美國經濟逐漸走出大蕭條，進入新的自我循環，政府繼續幹預市場已無必要。
縱觀美國的發展曆程，它并不是一直關注國際市場、熱衷全球事務的。美國在獨立後的100多年時間裡，長期奉行的是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也就是隻聚焦于國内市場建設和美洲利益争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雖然美國的經濟實力早就是世界第一，但它并不是一個主導全球事務的大國。那麼美國的關注點為什麼會從美洲轉向全球？
要關注了解美國在不同時期的國内外政策，二戰前後是一個典型時期，也是政策變化的關鍵切入口。
美國真正下決心介入國際事務，實際上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三個關鍵節點推動了美國的政策變化。
當時德國、意大利在歐洲攻城略地，日本在亞洲入侵中國，加之美國軍艦在長江邊被日軍炸沉，美國國内要求介入國際事務的主張開始不斷湧現。
但更主流的意見認為，美國離亞洲和歐洲都太遠了，坐蒸汽輪船至少需要10-15天，哪怕泛美航空公司的西班牙航線，也要飛很長時間，還不如專注于國内和美洲市場。
而且，美國當時生産先進武器的能力有限，軍事實力算不上強大。比如空軍，當時納粹德國有8000架轟炸機和戰鬥機，美國隻有幾百架老式飛機；同時，美國海軍的遠端作戰能力也不行。是以一半多的美國人，仍然希望不要介入歐洲和亞洲戰事。
當時歐洲戰事激烈，德國轟炸英國考文垂後，英國處境艱難，丘吉爾給羅斯福寫信，希望美國拯救英國。
此時，美國也意識到，德國和意大利試圖吞并整個歐洲的野心，這對美國并非好事。于是美國通過《租借法案》，用武器變相支援英國和歐洲。
這樣既沒有直接和德國為敵，也幫助了其他西歐國家對抗德國侵略。美國國會還授權總統羅斯福，任何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前來求援，美國都可以提供軍火、糧食等各種援助。
同時，美國和英法等歐洲同盟國相呼應，陸續介入歐洲戰場。到1943年秋天，美國國會參衆兩院，均投票支援政府出面，參與建立國際組織，維持世界和平。
這就意味着，美國各界的主流意見統一了。美國正式介入二戰後的全球政治經濟事務，推動政治磋商，維持貨币穩定，并為飽受戰争摧殘的歐洲和亞洲國家提供重建資金。
那麼美國是如何通過為歐亞各國提供戰後援助，進而深入參與并主導全球事務的呢？
首先是1945年，在美國主導下，聯合國、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先後成立，全球治理新秩序就此建構起來。美國成為西半球的上司者，也是以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這些國際組織也為美國主導全球事務，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從1946年7月開始，美國對英國進行經濟援助，也是從這個時候起，美國開始對美洲以外事務進行深入介入，并從中擷取利益。
最後，從1947年7月開始的馬歇爾計劃，也就是歐洲複興計劃，成為美國主導西半球國際事務和經濟利益的關鍵一步。這個援助計劃先後持續4年，美國通過金融、技術、裝置等各種形式，共向戰後亟待重建的歐洲，提供了130多億美元的援助，其中90%是白給，10%是低息貸款，可以說是空前慷慨。這些舉措也表明美國政界和軍界，開始高度關注西歐的繁榮與穩定。
1946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聲稱：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富裕的自由國家，美國要履行對整個“自由世界”的義務。
在作者看來，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花大錢推行馬歇爾計劃，不僅幫助歐洲國家解決了最緊迫的戰後重建困難，還在1951年促成了“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建立，這正是今天歐盟的前身。
同時美國還意識到，要保護好美國的全球利益，不能隻靠向全球各地派駐美軍，還需要集結更多的隊伍。尤其是考慮到當時冷戰的壓力，于是國務卿艾奇遜出面撮合歐洲各國，在1949年促成了美歐12個國家，組建了強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西方世界就此聯為一體。
對美國來說，耗時費力出錢幫助歐洲國家，也是在幫助自己。比如面對美國空前慷慨的援助，歐洲各國深受感動。當時英國經濟受益于援助支援，在二戰後兩年半時間裡就全面複蘇。随着歐洲國家經濟複蘇，他們從美國進口更多産品和服務，擴大了美國企業的海外市場，進一步刺激了美國二戰後的經濟繁榮。
那麼，美國從承擔全球責任中具體能獲得哪些好處呢？舉三個例子。
一是強大的金融實力。比如二戰後最重要的黃金儲備，1945年美國占世界黃金儲備總量的59%，到1948年，這一比重高達74.5%。這都源自美元和黃金挂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随後美國主導建立的聯合國、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些舉措也保障了美國的黃金儲備能夠從二戰後始終居于世界前列。
二是龐大的商品貿易。比如到1947年，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出口總額中，美國就占了32.5%，而英國僅為9.3%；同時，美國還通過租借法案和經濟援助，要求歐洲各國和日本在二戰後取消了貿易壁壘，為美國商品在西半球通行無阻掃清了障礙，美國貿易規模不斷做大。
三是巨額的對外投資。通過馬歇爾計劃，大量美國壟斷資本湧入歐洲和亞洲受援國。1945年，美國的海外投資為168億美元，到1949年就增加到307億美元。其中一部分投資用于海外戰略資源，比如二戰後中東的石油開采量，有三成左右被美國石油公司所控制。
是以在二戰後短短幾年時間，美國充分介入全球事務，積極擷取全球資源，大量出口産品和服務，積極進行對外投資，事實上把美國的商業主義從國内和美洲，推向了歐洲、亞洲和全世界。
在這一曆史性的重大轉變過程中，美國也以自身經曆，給我們提供了有關國内市場與國際市場關系最重要的啟示：
比如通過主動承擔全球責任，既可以在全球刷存在感，也有利于獲得主導權。隻要在國際事務中起主導作用，全球資源和利益配置設定就不在話下。
因為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選擇，無論美國還是其他已經深入參與全球化的國家，恐怕都不能重新回到以國内市場為主的過去時了，否則損失更大的隻能是自己。
在現實中你也可以看到，過去20多年裡，無論美國多麼不滿意它巨額的貿易逆差，無論對聯合國、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有多少抱怨，美國都無法真正從全球化時代退群。
減少一部分全球責任，看起來會減輕負擔，但也必然減少它在全球的影響力和各種利益。同時，由于美國相當一部分産業已經外移，它在全球控制力的下降，将直接影響其産業安全和利益分享。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的國内市場無法封閉起來自給自足，國際市場也不可能被美國抛棄。經過反複博弈之後，如何協調國内市場與國際市場，如何恰當承擔全球責任，仍然是美國的現實選擇。
美國願意介入國際事務、承擔全球責任，是經曆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幾件大事的刺激，最終形成的外交決策。
真正讓美國對美洲以外事務有深入參與，是從1946年7月開始，美國先後對英國的經濟援助和支援歐洲戰後重建的馬歇爾計劃。
美國主動承擔全球責任，獲得了豐厚的收益，如果減少全球影響和控制力，也将影響到美國的産業安全和利益分享。
之前講《21世紀資本論》時曾提到，美國在二戰後的1950年至1980年間，整體經濟實作了快速增長，可以說這一時期是美國發展的“黃金時代”。
與此同時，美國10%的富裕人群，他們的總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35%左右。而在這一時期之前和之後，這一比重都在45%左右。這說明，和其他時候相比，“黃金時代”的經濟蛋糕，美國的上層階級分得更少，其他階層的分得更多。
我們知道，在世界的一般曆史規律中，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是此消彼長的，那為什麼在1950年至1980年，美國能實作二者的平衡？這是偶然的特例，還是有某種必然性？我們一起來看。
在這個“黃金時代”裡，美國的GDP從1950年的3000多億美元，增長到1980年的2.86萬億美元，30年裡增長了9倍多。雖然其他國家的經濟也在增長，但美國經濟在全球的比重仍然保持在35%至40%之間。
結合《光榮與夢想》這本書的記錄和分析，這主要受益于三個紅利：
戰争紅利
投資紅利
創新紅利
和歐亞非等大洲遭受戰争重創有所不同，美國本土不存在戰後重建問題。相反，美國是唯一可以在戰後保持農業、工業和服務業持續發展的國家，加上對全球資源和交通樞紐的掌控，美國可以說占盡了二戰後的發展先機，誰也比不了。
從1947起，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向歐洲累計提供了130多億美元援助，幫助歐洲迅速實作了戰後重建，也奠定了美國在西半球的上司地位。這幫助美國大大擴張了海外市場。可以說這是一個曆史性機遇。
這一點我們已經多次讨論過，美國在能源、化工、機械、汽車、航空、電子、消費以及金融等各個領域，均在這一時期不斷實作技術和産品創新，比如，半導體、中央吸塵器、按鍵式電話、洗衣烘幹機等等。更好的技術與産品，再加上企業的管理效率提升、組織結構優化以及規模經濟擴張，極大促進了美國經濟快速增長。
根據《光榮與夢想》這本書中的記載，當時美國人的生活水準以及收入水準，都提高到了讓世界其他國家無法了解的高度。
具體來看，那個時期美國人的收入有多高呢？公開資料顯示，1950年美國的個人所得不到2400美元，到1980年已接近11000美元。
而在同一時期，雖然其他各國的個人所得也都大幅增長，但整體依然沒有超過美國。
比如1950年，很多國家還處于二戰後的經濟恢複期，前邊的課程中我們也講到美國通過歐洲複興計劃支援各國，各國個人所得與美國相比差距非常大。但是到了1980年，幾個重要的發達國家，它們的個人所得仍然無法趕超美國。比如聯邦德國的個人所得占美國個人所得的76%，法國占79%，意大利是70%。在地球的另一端，日本個人所得也隻占美國的72%。
在這個時期，不僅經濟大發展，個人所得更高，美國各個階層之間的财富配置設定也更加平等。10%的富裕人群，分得了大約35%的國民收入，不僅低于美國過往的曆史資料，也比英法等國要低。
40%的美國中産階級，分得了大約40%的國民收入。這個資料高不高呢？比如法國和德國的中産階級，在同一時期隻能拿國民收入的30%左右。是以說，美國在“黃金時代”盡可能兼顧了效率與公平。
那麼，美國中産階級為什麼在這個時期，能夠獲得更加公平的收入配置設定？根據作者的叙述，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當時美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全面繁榮，雖然有數百萬榮民，以及新移民進入勞動力市場，但總體上青壯力勞動力嚴重不足，工資水準難以下降。
美國高等教育的規模化擴張，就是在這個時期。數百萬榮民和社會青年，通過各種方式提升綜合素質，造就了大批高素質藍領勞工和知識勞工，他們能創造更大價值，也能獲得更高收入。
書中特别提到，就在1956年，美國越過了一個重要裡程碑：制造業的藍領勞工數量，首次被中産階級和服務行業的白領勞工趕超。這些白領勞工，就是管理學家德魯克所說的“知識勞工”，他們收入更高。到1960年，美國白領勞工數量，已經是藍領勞工的3倍。
勞動力結構變化背後，是美國産業結構的大調整。也就是制造業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而服務業的比重持續上升，美國在不斷實作産業更新，白領勞工收入也跟着上升。
這在20世紀60年代表現最明顯，大學生反戰，黑人争取民權，女性不斷解放，這些社會潮流形成壓力，促使企業和其他社會機構，不得不更充分考慮勞動者權益，政府和企業也有更大的财力來适度提升社會福利保障。
比如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雖然無法和北歐國家相比，但從20世紀30年代起，也逐漸建立并完善。1935年，美國有了傷殘保險和老年配偶養老保險，1942年開始支付終身俸。1965年又增加了老人醫療保險。
是以，充分就業、勞動者素質上升和權益保護，都增加了美國中産階級的财富和預期，他們也成為美國全新消費時代的主力軍。
到這裡，美國在“黃金時代”就形成了一種良好的經濟循環：
經濟繁榮 -> 工資上升 -> 社保完善 -> 消費增長 -> 經濟更繁榮
這種正循環也促進了人們消費觀念的變化，金融業也開始不斷創新。
由于工資收入持續上升，社會保障有所增加，群眾對國家的未來保持信心，是以，節儉突然變得不合時宜。除了個人的收入和儲蓄，美國金融業适時推出了新的消費信貸業務，各種分期付款的産品大量出現。花光現有和未來的每一分錢，做一個大手大腳的人，成為“黃金時代”不少美國人的信條。
作者在書中感歎說，這些揮霍無度的人，像1929年的投資者一樣，依靠賒賬過日子。他們買的不是股票，而是消費品。對他們來說，生活靠的就是分期付款。
相關資料顯示，1952年至1956年間，美國消費者的債務，從274億美元，增加到425億美元，平均每年增長15%左右。其中，分期付款信貸增長了63%，尤其是汽車分期付款，4年時間增長了1倍。不過在後來的發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對美國的經濟發展并非壞事。
結合美國在“黃金時代”中的發展，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要實作平衡和協同，我認為至少需要做到兩點：
第一，要有合理的環境與機制，也就是經濟整體是在增長趨勢中，社會就業充分，産業不斷更新，推動社會财富配置設定更加公平合理，進而創造出一個數量龐大的新興中産階級。沒有這一點，社會公平無從談起，經濟效率也會受到影響。
第二，要讓新興中産階級對未來有樂觀預期，敢于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費。這其中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國家有更好的社會福利兜底，也就是要逐漸提高社會福利水準，并讓大家都能通過國家福利項目保證正常生活。比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等，也都能享有适當的公共服務。這不僅可以調節收入差距，相應地縮減社會貧富差距，也是社會公平的一種展現。如果他們為了養老、醫療或教育支出，把大部分收入轉為儲蓄，或者市場上的消費供給和金融創新不充分、也不便捷，中産階級無法成為消費主力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也會受影響。借用《炫耀性消費》那本書裡的觀點：并不是所有的浪費都不值得鼓勵，尤其是考慮到經濟持續增長。即使你買的是你并不需要的東西，但你至少促進了經濟繁榮。
是以，效率優先可以造就市場繁榮，并導緻财富差距；而公平優先可以減少社會沖突，但并不必然減緩經濟增長。至少，美國在“黃金時代”展示了第三種可能：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可以盡量兼顧。
美國在二戰後的“黃金時代”裡，不僅實作了經濟持續增長，而且财富配置設定更平等。
美國中産階級能獲得更公平的收入配置設定，主要得益于那個時期的充分就業、勞動力素質上升和更好的社會權益保護。
美國在“黃金時代”實作了良好的經濟循環，最大限度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中産階級也是以成為美國消費時代的主力軍。
美國在20世紀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但其實在這一時期，整個美國社會也充滿了自由、反叛與動蕩。
比如價值觀的轉變。之前，我們曾提到好萊塢電影《阿甘正傳》。阿甘代表了美國的正統價值觀，勤儉、執着、樂觀；他青梅竹馬的女朋友，從大學開始放縱自己，享樂人生，最終吸毒，甚至要自殺。這其實就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真實寫照。
除此之外，還有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信仰危機的出現。20世紀60年代，在物質崇拜和消費泛濫之下，女權運動、反越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以及刺殺肯尼迪等重大事件此起彼伏，基督教信仰搖搖欲墜。
那麼，這些重大的社會變化，為什麼在二戰後美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裡集中出現？它對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又産生了哪些影響？
剛才提到的很多事件，我們沒法逐一展開。今天我主要選擇兩個切入點，一個是“垮掉的一代”的社會現象，一個是黑人民權運動。
其實，美國社會的價值觀轉變，尤其是對财富和物質的崇拜，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後半期到20世紀20年代的這段時間。不過，當時普通人大多還比較窮，之前我們講到的炫耀性消費僅限于少數富裕階層。
但在20世紀20年代，随着美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種消費觀被媒體急速放大，進而被社會推崇。在二戰後，随着美國經濟持續繁榮，炫耀性消費從權貴階層逐漸蔓延至中産階級。
比如1950年，美國人口1.5億，其中最富裕的人群有1500萬人，占總人口的10%，他們占有美國35%的國民财富；中産階級有6000萬人，占總人口的40%，他們占有40%的國民财富。加在一起看，這就意味着50%的美國人，也就是7500萬人，支配着美國75%的國民财富。你可以想象，這種消費能力有多麼巨大。
其中，二戰後出生的新一代，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進入青春期，在60年代他們大部分成為瘋狂的物質消費者。
根據作者引用的資料，這群年輕消費者有1800萬至2000萬，他們每年能花費100億至250億美元，購買新潮衣物、化妝品、相機、收音機和汽車等。
但是，凡事都有兩面性。人們渴望物質财富，促進了經濟增長、企業創新和社會進步；而占有物質之後的滿足感反而遞減，這也讓那些物質崇拜者，在60年代很快陷入迷茫和空虛。
是以，當時有一部分人開始批評消費主義、反叛消費主義。像法國學者鮑德裡亞等人認為，富足的生活就是道德敗壞，必須要與之進行堅決鬥争。但這種批評，當時根本無法扭轉全社會對物質消費的迷戀，于是以金斯堡、凱魯亞克等先鋒作家為代表，他們的價值觀轉向另一個極端，成為“垮掉的一代”。
他們反權威，反傳統，反對一切主流，拒絕按照普通人的标準正常生活；他們厭棄學業和工作，不願承擔社會義務，反對世俗陳規，蔑視法紀秩序，總之就是社會的叛逆者。
他們通過一些極具影響力的詩歌、音樂、小說和各種音樂節，吸引更多年輕人一起瘋狂，以尋求刺激和絕對自由為樂，在青春年代縱欲、沉淪。這些群體創造了美國的亞文化，讓社會價值觀産生轉變，動搖了美國的社會根基。
和“垮掉的一代”追求絕對自由相呼應，對這一時期美國社會結構産生巨大沖擊的，就是非洲裔美國人掀起的民權運動。
19世紀60年代的南北戰争，在政治上确認了黑人奴隸的解放。黑人陸續成為自由人，擁有土地，也可以工作，并積累财富。一戰和二戰中，參戰的黑人士兵作戰也很英勇，戰後都市黑人中産階級開始出現，這些人在戰後受到良好教育，工作也取得一定成就。
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非洲裔美國人整體上仍然沒有被美國主流社會所接納。比如黑人和白人不能同校上學，不能共用衛生間，黑人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有很多限制等等。
這種種反差，累積到20世紀50年代，黑人和同情黑人的部分白人聯合起來，越來越頻繁地進行抗議活動。這些抗議活動效果有限，雖然一部分比較開明的州開始改變對黑人的态度，但當時美國還有17個州，甚至包括首都華盛頓所在的哥倫比亞特區，堅持認為，公立學校把白人和黑人學生隔離分校，是合法的。這些地區的黑人是以非常不滿，不斷抗議鬧事甚至訴諸法庭。其中，以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最為出名。
這件事後來鬧到美國最高法院，1954年5月17日，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學校的種族隔離違憲違法。于是總統艾森豪威爾帶頭，推動哥倫比亞特區的黑人和白人學生合校上課，白宮還專門招聘了黑人到秘書處工作。
但是在美國南方大部分地區，針對黑人學生的恐吓，以及其他種族襲擊事件，仍然有增無減。之後黑人群體掀起多次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把民權運動不斷推向高潮。
比如1955年12月，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一名黑人女裁縫，在公共汽車上拒絕給白人男子讓座，竟然被逮捕，引發當地黑人長達12個月拒絕乘坐公共交通。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大力聲援，美國最高法院也給予判決支援，認定在公共交通中搞種族歧視是違憲的。
更受人關注的是1963年8月，約25萬人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前集會，為黑人争取就業和自由權利。馬丁·路德·金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成為黑人民權運動的最強音。
這些努力和壓力，最終促使美國國會在1964年通過《公民權利法案》，1965年通過《選舉權利法》，取消了美國黑人在選舉權方面受到的限制，改變了在公共設施中歧視和隔離黑人的舊制度。
但白人種族主義者和黑人極端者之間的沖突，仍然延續了好幾年。直到1968年4月4日，馬丁·路德·金在田納西州孟菲斯被槍殺，引發全國性縱火和搶劫等暴力活動，之後民權運動才算暫告一段落。
這個過程充滿了流血和犧牲，表面上看，這一時期充斥着動蕩和裂痕，但其實是美國社會結構的一種裂變。對後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産生了多面的影響。
那究竟應該如何評價，這一時期美國人的個性解放、價值沖突，以及年青一代的放浪形骸呢？這一時期的多元和動蕩，是不是也為美國之後的發展補充新的營養呢？
通讀全書，我認為是的，其中有兩點非常值得關注：
一是具有獨立個性和創造性的人才，在美國越來越重要。這得益于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經濟總體上“脫實向虛”。制造業大量向東亞等地外遷，遵守流程和規則的藍領勞工減少；而強調科技創新和商業創意的産業迅速發展，在這些新産業中，那些有創造性思維的人才獲得了大顯身手的機會。
二是沒有過多曆史包袱的美國西海岸，成為包容多元文化、強調種族平等的新樂土，也成為各種科技創新和創業人士的大學營。美國建國後的資本主義發展，主要是在東部和南部。到20世紀60年代，大量傳統制造類、消費類的大型企業在這些地區發展起來，東部和南部也代表當時美國經濟和社會的主流。相比之下，從19世紀後半期才得到開發的美國西海岸，傳統的産業較少，更容易形成開放、多元和包容的文化。尤其是加州，這裡移民結構的多樣性和社會文化的自由度，均大于相對傳統的東部和南部。在20世紀60年代，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是反戰遊行和個性解放的大學營；在黑人民權運動和個性解放最熱鬧的時候，新型的風險創投和産業投資，也開始在加州矽谷出現。它們更加強調冒險精神，更鼓勵創意與個性，投資方向和邏輯與美國東海岸的同行有所差別。
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加州為代表的美國西海岸已經形成一定的科技創新氛圍，對新銳的創業公司非常友好。是以1977年從哈佛退學的比爾•蓋茨，沒有在美國東部尋求發展機會，而是回到西海岸的家鄉西雅圖，創辦了微軟；以印度裔和華裔為代表的亞洲科技精英，也在矽谷找到了遠比東部地區更多的用武之地和上升空間；甚至拉丁裔和非裔精英們，也在西海岸獲得了更多發展機遇。
從這個角度看，可以說正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人追求自由與個性，打破秩序與限制的各種嘗試，重新塑造了美國文化的底色。把一個等級分明、種族歧視的美國，變得更加多元、更加包容，這成為之後美國經濟和技術創新發展最重要的底層支撐。
二戰後美國的經濟繁榮推動了消費繁榮，年青一代創造了各種消費亞文化，其影響波及全球，也改變了美國的社會文化底色。
和“垮掉的一代”追求絕對自由相呼應，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最終促使立法更新，改變了美國社會的慣性結構。
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經濟、科技，煥發全新活力和更強實力，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裂變和多元價值。
作為目前國際上最重要的貿易結算貨币和外匯存底貨币，美元供給和貨币政策，也深刻影響着各國的金融穩定。受疫情影響，美國經濟地位在全球的影響力被削弱，美元的支配地位在逐漸動搖。很多人都開始讨論：美元會不會失去它的主導地位？
而要看清美元的未來趨勢，我想還需要再梳理美元是如何确立起來的，曾經又面臨什麼危機，因為了解曆史才能更好地預判未來。
我們先來看美元在國際上是如何崛起的。在美國成為經濟大國之後，美元并沒有立即确立自己的國際地位。雖然早在1894年，美國的工業生産總值就超過了英國，但美元的國際地位，一直到1944年才正式确定。在這40年時間裡，美元和英鎊進行了三輪複雜的博弈。
因為除了工業生産總值，從綜合實力，以及軍事和國際影響力來看，美國當時和英國還有很大差距。
比如貿易額，1900年英國最多，占全球貿易19%；德國占13%；美國隻占12%；法國占9%。三個歐洲國家一共占41%，碾壓美國，是以當時的貿易結算主要用英鎊等歐洲貨币。
你肯定知道，黃金儲備在穩定國民經濟、抑制通貨膨脹、提高國際資信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
1816年，英國率全球之先以法律形式确立金本位制，并于1821年開始正式實施金本位制，也就是英鎊和黃金挂鈎。到19世紀70年代時，絕大多數歐洲工業國都已經采用了金本位制，并形成了國際金本位制。
而美國國會在1900年才通過《金本位法案》，成為金本位最晚的信徒。不過，這個法案對美元的國際地位影響巨大，因為它明确了美元與黃金挂鈎。
美國自此開始用政府背書的紙币，代替金币發行。确立黃金作為美元的唯一價值标準，1盎司黃金對應着20.67美元。之後，美國不斷擴大黃金儲備，以便用于政府流通。1913年，英國黃金儲備價值2億美元；而美國的黃金儲備價值7億美元，美聯儲也建立了。
一戰之後，倫敦作為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經濟中心乃至金融中心的地位都被動搖，國際貿易規模不斷縮減，境外市場萎縮，導緻美元超越英鎊擁有更強的話語權，更多的國際貿易使用美元來結算，美國的黃金儲備也是以大增。
到1921年，英國黃金儲備價值8億美元，美國黃金儲備價值25億美元。到1930年，美國黃金儲備價值45億美元，占全世界黃金儲備40%左右。全球金融中心也從倫敦轉移到紐約。
之後的二戰，令歐洲國家遭受重創，黃金進一步流向美國。到1944年，美國已經擁有全世界60%的黃金儲備。加上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美元與黃金挂鈎，并主導國際貨币體系的條件成熟了。
真正确定美元的國際地位，是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召開的國際會議。
而在此之前一年，美國參衆兩院就分别通過議案，支援美國政府參與建立國際組織，以維持世界和平，其中就包括參與建立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
不過，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美國也經曆了一些波折。當時，英國并不甘心英鎊衰落，提出了一個國際貨币新計劃：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币機關，由各主要國家的貨币，按照二戰前三年的貿易平均值計算權重。按照這個方案，英鎊在國際貨币機關占16%左右的份額，再加上英聯邦的殖民地貨币，英聯邦可以在國際貨币機關中占比35%，這會有利于英國。
但美國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就是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币體系，進而實作美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控制權。對此，英國的代表，那個時代的經濟學宗師凱恩斯提出了明确反對。
但在國際事務較量中，個人能力、聲望以及學術地位，顯然比不上背後所代表的國家實力。最終，英國的計劃被抛在一邊，美國的計劃被各國接受。因為美國擁有最多的黃金儲備，名義上各國貨币和新的國際貨币機關挂鈎，實際上就是和美元挂鈎。
至此，一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就成為全球貨币兌換的基準。世界各國貨币都不得不和美元挂鈎，進而和黃金挂鈎，這就是以美元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在這一體系性保障下，美國的官方黃金儲量迅速增加，1948年達到21682噸，約占當時世界各國官方黃金儲備總和的75%，美元是以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貿易結算貨币和外匯存底貨币。
但是，這個基于黃金儲備的美元貨币體系，一開始就埋下了緻命隐患。
作為和黃金挂鈎的國際貨币，美元的信用來自于它穩定的價值：1盎司黃金可以兌換35美元，任何國家都可以按這個價格，拿手上的美元找美國兌換黃金。
但是，如果美元的發行量增長太快，超過了美國的黃金開采和儲備量變化，這種固定比例的兌換就會出問題。這一隐患最終導緻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瓦解。
從1944年到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經濟表現出色，美元發行量控制也比較好。但1961年開始，美國短期外債超過200億美元，遠遠多于它擁有的17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量。
這也引發了美元的一次小危機，各國争相抛售美元，搶購黃金，并要求美國政府按照之前約定好的35美元一盎司的價格兌換黃金。
更不幸的是，1971年美國出現貿易赤字，加上在越南戰場仍然花錢如流水，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到1971年7月，美元危機全面爆發。
時任總統尼克松權衡再三，不得在當年8月15日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其中核心的一條，就是停止履行外國政府或中央銀行，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的義務。政策一出，立即遭到日本和西歐共同市場的反對，在這種形勢下，美國被迫同意美元貶值。
随後黃金兌換美元的價格上調9%，1盎司黃金可兌換38美元。布雷頓森林體系在運作27年後崩塌了，全球的黃金本位制到此結束。1976年，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通過《牙買加協定》，确認了各國貨币浮動匯率的合法性，全球貨币進入動蕩期。
雖然此後美元作為國際貨币的地位被削弱，包括近些年美國的經濟表現也不太景氣，以及政治等因素的交織，但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币的職能，并沒有被終止。
比如從全球外匯存底來看：截至2020年底，占比最高的還是美元資産，達61%，其次是歐元資産，20%；日元和英鎊資産，各占5%左右；然後才是人民币資産，占2%左右。
再看全球支付市場：截至2020年底，美元所占的市場佔有率最高，38%，歐元其次，36%，英鎊7%，人民币2%，這看起來比外匯存底結構更均衡一些，但人民币的占比也很小。
最後看宏觀資料：2020年美國GDP是20.9萬億美元，占全球24.7%；中國是14.7萬億美元，占全球17%；日本和英國的GDP，分别占全球6%和3%左右。
由此可見，美元依舊在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原因也不複雜，
一是美國的整體經濟實力、金融實力、軍事實力和科技實力仍然全球最強，目前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全面替代它
二是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職能仍在延續，雖然影響力大不如前，但美國依舊可以通過它影響國際貨币體系。
不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國際貨币體系建設，歐洲和中國也得到一個基本共識：絕不能再回到由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币，來主導國際貨币體系的時代。
是以，面對經濟全球化、多元化的格局，通過重新協商，建構更具開放性和合作性的國際貨币體系，勢在必行。
比如，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這幾年進行的重要改革，就是根據全球經濟現狀，适當提高人民币在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中的份額，提高中國的投票權；美元的份額和美國的投票權，都适度下調。
但正如之前的分析，這并不意味着美元的主導地位會迅速下降，畢竟從經濟等綜合實力來看，歐盟、中國和美國仍有不小差距。
美元在國際貨币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直到1944年才确定，和美國擁有的黃金儲備量，以及經濟、軍事等綜合實力相關。
美元與黃金挂鈎，各國貨币與美元挂鈎的 “布雷頓森林體系”，確定了美元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貿易結算貨币和外匯存底貨币。
基于黃金儲備的美元貨币體系，也導緻“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瓦解，但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沒有被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