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警在死刑監區的21年：曾拉回臨刑喊冤的嫌犯

每天早晨獄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監控視訊。總是能看到，死刑人員反複翻看家人的照片、信件，看完倒在一邊，拿毛巾或被子蒙住頭，流一晚上淚。

石檢深站在看守所辦公樓上，他對面就是整個監區。新京報記者羅婷 攝

石檢深 42歲，梧州市看守所副所長，從警21年的時間都在和死刑人員打交道。

梧州市看守所在城市東郊。站在最外的辦公樓，也能聽見羁押的犯人在閑聊、點到、唱歌，鼎沸的人聲傳得很遠。嶺南時晴時雨，一會兒大毒日頭，一會兒豪雨兜頭，空氣裡是濕漉漉的青草味。

42歲的副所長石檢深拿着一個警用電台、一盒煙、一部手機，在辦公樓裡忙來忙去。

他面目柔和，好不容易坐下，說起趣事，會放聲大笑。

從21歲開始，他在梧州看守所擔任死刑人員監區的獄警，39歲時擢升為副所長，仍分管死刑人員監區。21年的時間都在和死刑人員打交道。

他人生命終結的時刻，于尋常人，不過是落在紙上的一則轶事。當事者此前的掙紮與放下，渴求與留戀，告解與寬恕，皆不為人知，隻有他成為見證。

一盒煙，一隻警用電台，是石檢深的标配。

獄警要做的，是了解人

1995年，我20歲，成了梧州市看守所的獄警。

從小我就想當刑警，志願也是報的刑警，但卻被分到了看守所，當了獄警。

第一次去看守所監區報道，上二樓的巡邏通道一看，嚯，好家夥，這麼多人啊。入職大概一年後，所裡把我分到了死刑人員監區。那時候年輕，有些方面表現得不是很好。我記得有一次開大會，被上司批評了，散會大家都走了，我一個人很不開心，坐在那裡。

所裡有個返聘的老同僚，是以前縣看守所的老所長，走過來跟我聊。我說，易所啊，我可能幹不來這個工作。他說不是啊，你幹得挺好的，剛開始做，每個人都不熟悉。你要多看點書，工作上多總結，多去了解和了解一些其他行業的事情。

後來我發現，确實是這樣。如果這個犯罪嫌疑人是醫生，你又了解一些醫務知識，就很容易有話題。要打開别人的心扉，首先要了解他的專長。

2006年左右，有個21歲的男孩，參與入室搶劫，把一個女老闆殺了。起因很簡單，他爸媽早亡，小時候跟着叔叔在湖北勾松脂，長大後跟着姐姐姐夫生活，問姐姐借了三千塊去學車，車還沒學，賭博把錢輸得差不多了。

他賭錢時認識另一個人，說沒錢就去搶。他擔心姐姐姐夫因為他賭錢責罵他，隻好去搶，搶完就把别人殺了。被判了死刑，剛進來就鬧自殺，說我要死我要死，折騰一個月，天天鬧。

我的切入點就是跟他聊勾松脂。我就說我也是鄉下出來，小時候也勾松脂，早上什麼時候得上山，松脂刀是怎樣弄，怎麼才鋒利，從哪裡往下勾，說到和他經曆不符的地方，他就會插話了。他願意開口，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就這樣，他一個月不開口，我三四天就攻開了。後來因為同案犯在逃，責任不清晰，他改判了死緩。

死刑人員剛進監區，都會經曆一段很長時間的适應期。最開始我是肯定不和他談案情的。人都是肉體凡胎，心裡的變化會通過語言、眼神和一些肢體動作看出來。

比如人覺得非常尴尬的時候，可能會縮成一團，手腳都不知道怎麼放了。聊天老糾纏一個問題，這也是典型的表現。如果聊天的思路已經很開闊了，那證明他已經把這些問題放下了。

最直覺的名額是飲食，人有思想顧慮時，是很難吃得下飯的。拿出一碗飯，如果他能順利吃下三分之一，那可能這一兩天就沒事，如果吃不下，還要繼續和他談。

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普通監區，管過一個十六七歲的搶劫犯。午飯時間，他坐在放風場邊上吃飯，我就問他，你吃得飽嗎？他說能。我說現在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如果吃不飽你跟我說，我讓你吃飽，他嘩嘩眼淚就流下來了。可能是很久沒有人關心他了。

我當時就覺得，他們其實也是普通人，也需要關心。他們的願望都是很簡單的，有時候你滿足一下，他們都感恩流涕。和他們相處，肯定不能讓他們感覺我們是管教與被管教的關系。

說實在話，我相信人性本善。但是沒有得到合理引導，人生觀價值觀沒有樹立好，他是可以向惡的。人生本是一張白紙，就看你怎麼寫，有自己寫的，有社會和環境潑墨上去的，不懂得分辨，就會被外界的力量引導。

石檢深每天清晨從這裡進去，與上百位死刑人員打交道。

要讓他們放下心裡噎着的那些事

這麼多年，我管過上百位死刑人員，販毒的、殺人的、搶劫的……接觸下來我最大的感觸是，要給他們生的希望。

我一位同僚最近感歎，我辛辛苦苦做了這麼多工作，讓他們重新燃起希望，突然間他就被帶走了，就執行死刑了，到頭來這些工作是徒勞的。

他這是很典型的陷入迷茫期了。每個人都會經曆這樣一個過程。所謂生的希望，其實不僅僅是生命延續的那種生，有些事情是我們無法逆轉的，但如果能讓一個死刑人員放下他心裡噎着的那些事兒，知道他生命中也有一兩件有意義的事情，那也是一種重生。

比如說我管過好幾個殺自己伴侶的，各種方式都有，用炸藥、潑硫酸、碎屍等等。原因也不外乎伴侶出軌，或雙方感情破裂。入獄後他們的狀态高度一緻，就是不悔罪，不求立功表現，甚至一審判死後不上訴。

我總是跟他們講，感情不是工廠的生産線，你不能說你投入多少我就回報多少，我感受到多麼不幸福，都要和你生活在一起。法律上沒有這樣的規定。追求幸福是每個人的權利。感情是什麼，是妥協和付出，而不是索取和回報。

有一個販毒的死刑人員，妻子要離婚，還要孩子的撫養權，他強烈拒絕。我勸他，是懲罰妻子重要，還是給孩子健康的環境重要？你從小缺的那些愛，希望孩子也缺嗎？你把孩子給他媽媽，他以後想起你，隻有愛，沒有恨。因為你愛他，給了他重新生活的空間。他聽了這話，很舒坦地就把孩子給了妻子，沒了遺憾。

我管過的最年輕的死刑人員才19歲。2005年，他們一群人在公園裡搶劫，專搶情侶，從山腳搶到山頂。深夜十二點正好遇到一個獨自走路的少女，把她強行拉上車，輪奸至死，手段非常殘忍。

我和他聊天，問他為什麼這麼做，他一直在說，小時候上學他隻有一支筆，姐姐把筆搶了，他就沒法上學了，是以非常恨他姐姐。這能說明他沒有一個很好的成長環境，但是他犯下這樣的重罪，絕不可能是因為這麼一件小事啊。

後來慢慢聊，聊家庭關系、倫理，他才有了歉疚，不把責任推給别人。我們必須讓他知道，這事是他做錯了。如果時間能重來，他可能不會再這樣幹了，這種忏悔的心态，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安慰。

每天早晨獄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監控視訊。總是能看到，他們反複翻看家人的照片、信件，看完倒在一邊，拿毛巾或被子蒙住頭，流一晚上的淚。有時談話，稍一提起家人，就有人眼圈發紅。

真正到了最後幾天，大多數人也都比較坦然了，畢竟之前有過那麼長時間的心理建設。我們沒有民間流傳的所謂最後一頓飯、告别儀式、遺書之類的，刻意不給他們營造這種氛圍。執行前有個臨終會見，十幾分鐘時間，見了家人，他們除了哭還是哭。

人去了刑場，他們的遺物要留給家裡。那些家裡的來信，都已皺皺巴巴，邊角磨得很髒很髒，那是讀過百遍千遍的痕迹。信件和相片，是他們最珍貴的東西。在給家人的最後一封信裡，他們總是寫，爸媽，孩兒不孝，你們要注意身體。

從重從快，到少殺慎殺

有朋友建議過，讓我把以前管死刑人員的點點滴滴、心得體會記錄下來，可以寫一本書了。這二十年，真是有很多故事，社會的、人性的、法律的……

比如死刑政策，從以前的“不放過一個壞人”，變成了現在的“不冤枉一個好人”。從以前的從重從快，到現在的少殺慎殺。

我剛工作的時候，盜竊還是有被判死刑的。1997年我送走了最後一批盜竊判死的死刑人員。那時候不像現在，一切都很快，從一審判決下來到執行死刑，隻需要半年時間。現在不一樣了，至少是一年，多則兩三年。

1997年，新的《刑訴法》出台之後，整個體系已經非常嚴謹了。近年來，媒體也曝出了一些冤假錯案，但其實經過公檢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審查，絕大部分案件還是證據确鑿的。

又過了十年，到了2007年，最高法就把死刑複核權收回了，廣西高院隻能核準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死刑。

還有對人尊嚴的彰顯。也是2007年，公檢法司四部門釋出了一個檔案，明确了死刑人員行刑前有見家屬的權利，死刑複核下來也會告知他。

原先是沒有家屬會見的，他們與家屬最後的聯系，就是書信。原來大家也不知道哪天執行。到了那天直接把人提出來，執行前執法人員會和死刑人員談四點，一你有什麼遺言，二有什麼财産糾紛，三還有什麼要處理的，四找誰去處理，做好記錄，讓他簽字，執法人員也簽字。這事就完了。

新政策執行後的第一個死刑人員，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處了十幾年的女友要分手，他朝她潑硫酸，造成二級傷殘，那姑娘的照片我看了，整個人都面目全非了。

這個人身上有三個第一例，第一例最高法核準死刑，第一例提前告知要對他執行死刑，第一例安排家屬會見。

他當時覺得自己罪不至死，錯在女方。一審判死後他很積極去上訴，二審判決下來還是死刑，他申訴。申訴和死刑複核是同時進行的，死刑核準了，告訴他的時候，他非常氣憤，把衣服解開，扔到地上。

這事怎麼說呢，刑法的判罰有三個：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受刑罰處罰性。他這個案子的社會影響是很惡劣的，當街潑硫酸，群衆會很恐慌。給當事人的心理和生理也造成了極大的痛苦。

大家都會很好奇，是不是真有像電視裡那樣臨刑喊冤的，确實有。有一位年輕人，因為一些小的糾紛，殺了自己工友，但他覺得自己罪不至死。那天已經拉到刑場了，行刑前說自己有冤，還要檢舉揭發，又被拉了回來。

回來之後最高法出了一份中止執行的決定，然後繼續審理。這說明現在執法還是很尊重程式的。審理查明，此前的判決無誤，是以他最後還是被執行了死刑。

石檢深（右一）去死刑人員家裡探訪。

暖人心者，莫先乎情

說心裡話，不管外界怎麼評價，我都不覺得管死刑人員是個什麼轟轟烈烈的事情。他們的經曆和故事，再曲折離奇，我也從來不和人說，就算和家裡人，也都是蜻蜓點水。

這麼些年，會不會受我這工作的影響呢，當然也會。大家總說，一個警察一年遇到的陰暗面，往往比普通人一輩子遇到的要多。從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我也經曆三個階段，第一是嫉惡如仇，第二是覺得憐惜、可惜，第三個是想要挽救。

年輕的時候，充滿了好奇心，膽子也大。有一次去醫院辦事，在電梯裡看見醫生推着一具遺體，用白布包着。我的同僚們都扭過頭去，可是很奇怪，那一瞬間我有強烈的沖動，想把白布掀開，看看死者究竟是男是女，多大年紀，容貌如何。

面對死亡，犯人的情緒都會比較反複。有段時間，有個犯人一直鬧情緒，我發愁啊，整個人神經緊繃，一天晚上做噩夢，一拳打在妻子臉上，她臉上都淤青了。第二天早上她跟我說，我又驚訝，又羞愧。

那時候也忙，每天六七點才下班。當時我已經有了女兒，在她讀幼稚園的時候，她母親因為工作需要去了外地，我要接送她上下學。有好幾次，我七點才去接，幼稚園早放學了，她一個人在教室裡看電視，我去了，她淚眼汪汪地問我，爸爸，你還要我嗎？我說爸爸肯定要你啊，她說那你為什麼這麼晚才來接我？我還是覺得對她很愧疚。

有了孩子之後，心态也會有變化。不安全感會更強烈，有時候臨睡前，我甚至會幻想，會不會有人來報複自己，會不會對小孩下手。

後來自己慢慢調整，也去做了一些疏導，去看一些溫暖陽光的東西。網上流傳的那種跳樓或者搶劫的視訊，現在家裡人拿給我看，我都不看的，或者直接關掉，我不想看，我看不下去，心裡抽抽。

我現在的心理是挽救。其實他們也都是平凡人，作案前和我們一樣，做飯、買菜、生活。走到了這一步，很多人都是尊嚴沒有得到有效的肯定。

你陪一個人這麼久，知道過幾天就要執行了，心裡的滋味是很複雜的。我最相信的一句話是，暖人心者，莫先乎情，在臨死前，滿足他們這種被肯定的需要，讓他們得到安慰，能平靜告别。這是我職責範圍内能做到的最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