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一種“成熟的系統的文字”，基本包括六書造字法。根據文字演化邏輯，甲骨文之前必然存在一種“初熟文字”，整體應該要比甲骨文落後一些。而夏朝是商朝之前的一個王朝，持續時間大約400餘年，是以夏朝使用的應該就是“初熟文字”。
不過，近些年來有學者認為夏朝文字并非“初熟文字”，而是夏篆，一種結構嚴謹的成熟文字，夏禹書、禹王碑就是其代表。據說，商朝是遊牧民族，起初并不使用文字，盤庚遷殷之後才使用了夏朝的民間俗體字。最終結論是夏朝不僅有文字，而且比商朝甲骨文還要先進。
真相到底如何呢？其實，殷墟甲骨文與二裡頭遺址的陶文，基本證明夏朝已有文字，但整體水準不如商朝。
上個世紀，甲骨文專家董作賓發現商王“周祭制度”，即帝辛等商王對先公、先王有條不紊輪流進行的五種祭祀，十旬一個周期，由此形成了“周祭譜”。在周祭譜第一旬時，商王祭祀的是“上甲三報二示”這六位商湯之前的先公，第二旬至第十旬祭祀二十五位先王。《史記·殷本紀》記載的商人先公有六個，與“周祭譜”高度相似，隻是個别名稱略有不同，可能是古今寫法不同導緻的。
除了“周祭譜”之外，甲骨文中還有“高祖夒（náo）”、“高祖夋（帝俊）”的記載，“高祖夒”就是“高祖夋”，“夒”與“夋”是字形訛變關系。史書記載，帝俊、帝舜、帝喾可能是同一人，是商朝的始祖，之後是商契，年代最遲在夏朝前期，也可能在夏朝之前。
通過“周祭譜”與“高祖夋”等的記載，在證明了《史記》的可信度之餘，更為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看到夏朝的諸侯國——商國，最遲在夏朝前期已有文字，否則這些商人先公的名字流傳不下了。值得一提的是，夏朝中期之後，商族酋長名字已經很規範了，采用的是“日名制”，即“某個字+十天幹中出生當天的天幹字”。
正常來說，商族使用的文字，應當與作為天下共主的夏族保持一緻，就像牧野之戰前周人文字就與商人文字一樣，是以應該是夏人文字傳給了商人，夏人商人文字在當時沒有太大的差別。但也存在另一種可能，即夏人無文字，下面諸侯國商國反而有文字，不過二裡頭遺址的陶文基本可以否定這一點。
1965年，《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發掘簡報》記載：“刻劃記号共發現24種（下圖，部分），其中絕大多數皆刻在大口尊的内口上沿。這些記号的用意，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或許是一種原始文字，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讨。”
1999年，大型發掘報告——《偃師二裡頭》出版，涵蓋了1959—1978年所有發掘資料，對于陶器上的刻符，書中記載：“發現的刻劃符号，主要出自大口尊的口沿内側和其他器内的口部，有粗細不同的豎線、十字形、交叉形、樹枝形等，有的近似象形文字。”
當時不太清楚，但後來在對比甲骨文之後，基本可以确認這些刻符就是文字，與甲骨文存在傳承關系。
之是以說二裡頭的陶文刻符是文字，可以看一看學者曹定雲對上圖1-4、上圖5-7的分析。
首先是圖1-4，與甲骨文中的“矢”字存在傳承關系。上圖1-4中，圖1有些特别（見下圖），與甲骨文傳承關系非常明顯，屬于甲骨文“矢”字的初文，商代之後随着對“矢”的認知提升，知道加了尾翼更有效果，于是加了尾部之後又在文字上有所展現。圖2-4也是“矢”字，甲骨文中也有在此基礎上加尾翼的“矢”字。
二裡頭陶文中的兩種“矢”字，到底是代表同一種意思，即圖2-4是圖1的簡化，還是代表不同用途或不同身份使用的箭矢，如今還搞不清楚。
其次是圖5-7，代表不是“口”，而是“井”，兩者之間的傳承關系比較明顯。古人逐水而居，他們挖井的目的，起初不是為了取水，而是為了捕獵，是以甲骨文中的井字寫法，其中一個上面有一頭鹿，即專門為捕鹿而挖的井。
同時還有一個重要證據，與二裡頭陶文圖8有關，圖8還畫了一個“矢”字，說明是将這兩種手段結合起來的一種捕獵方式，即有箭矢有陷阱的捕獵，由此也可見二裡頭時期古人已經知道了“會意造字法”。圖8代表的意思，如今沒有單獨漢字可以表達，這也是判斷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難點之一，因為時代變遷，上古某些文字因不适合時代需求而被淘汰了，圖8即是如此。已經徹底被淘汰的文字，在後世沒有傳承，自然就很難破解，是以西方學者說破譯了古埃及等文字，的确讓人不可思議。
通過二裡頭陶文與甲骨文傳承來看，陶文相對原始一些，甲骨文的字形更規範、造字方法更齊全，明顯要比陶文更先進一些。
是以，如果二裡頭遺址是夏朝遺址的話，那麼它們就是夏朝文字，即按照文字演化邏輯推測的“初熟文字”。
參考資料：《曹定雲：夏代文字求證——二裡頭文化陶文考》、甲骨文“周祭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