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個奇特的封建大一統王朝，自朱元璋驅逐蒙元建立明朝之後，這位出身貧寒的草頭皇帝，憑着自己異于常人的遠見，為明朝建立一整套政治制度。
從不費國家一粒糧的衛所兵制度到鞏固國防開發邊疆的開中法，為促進工商業發展将工商業稅收定位十分之一的較低水準，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當然，朱元璋自認為自己的安排已經把該考慮的都考慮了進去。但是他覺得自己的子孫未必會有自己的智商高。擔心子孫會挨餓，于是便制定了國家優待宗室的規定。并制定了有功名之人享受優免政策的方式，以此希望這些士大夫們能夠感念國家對他們的優厚待遇，擁護朱家天下的長治久安。
為此，他還特意将這些他制定的規定以極為嚴肅的法律形式釋出确認，并明确後世子孫不得更改，這才安安然的離開這個世界。
朱元璋的想法是好的，政策也制定的非常不錯，但是關鍵是後來執行的人都是些聰明的文人，但自古以來都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于是朱元璋所寫的好經書，慢慢的就被後來人給念歪了。
首先，衛所制開始腐朽崩潰
一開始，明朝從朱元璋開始到朱棣對衛所屯田制度執行的還是比較嚴格的，是以在這個階段的衛所，确實為明朝初期的開疆拓土提供了大量合格兵員及後勤補給，也為明朝建立奴兒幹都司将東北納入明朝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但是自明成祖朱棣死在了第五次北征蒙古的路上之後，新繼任的仁宗皇帝明顯沒有朱棣那麼強烈的開疆意識，畢竟紫禁城比茫茫大漠來的舒服，而滿朝文武也早已厭倦了常年沒有帶來實際利益的征戰生活。
于是明朝對蒙古的戰略開始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平衡，而從國家重點關注的衛所屯田部隊，随着戰事趨于平靜，除邊疆衛所由于戰事需要衛所制還相對健全以外，内陸地區的衛所則開始逐漸腐朽，軍田大多成為将領的私田，而衛所的士卒則成為了将領的佃農，衛所逃卒與日俱增，衛所制逐漸陷入崩潰狀态，不堪大用。
其次，廢除開中法導緻邊疆建設急轉直下
朱元璋在一開始就考慮到邊疆建設的不易，他很清楚單靠國家力量來建設邊鎮不是長久之計，為充分利用民間力量來建設邊疆的屯田建設，他出台了“開中法”，即采用鹽引來吸引民間商人協助國家将物資運送到邊疆的方式，為國家節省了大量成本，同時也促進了商人們為了獲得更大的利潤，進而直接在邊疆軍事重鎮附近開建商屯，由于商屯的興起，平抑了邊鎮的物價，甚至使得邊鎮經濟為之繁榮，大量内容群眾大量遷居邊鎮，向九邊之北開墾屯田，在無形之中将明朝的邊界向北推進了數百裡。
但是到了弘治初年，戶部尚書為了解決國家财政問題，直接廢除“運糧開中”改為“納銀開中”，這使得原本需要将軍糧等物資運送到邊鎮才能換取高額利潤鹽引的運糧開中體系遭到破壞，天性逐利的商人們自然的選擇了“納銀開中”這種省時省力的方式來獲得鹽引，邊鎮原本數量衆多的商屯在無法獲得持續投入的情況下，逐漸荒廢。
失去商屯輔助的邊鎮經濟出現倒退，邊鎮物價也為之出現暴漲，各種軍事支出成本随之增加，葉淇“納銀開中”為明朝短期帶來了百萬兩盈餘，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就迅速被不高攀升的邊鎮軍費所吞沒，而依靠國家持續投入軍費維持的邊鎮也成了明朝率落的根源之一。
第三，宗室太能生，漸漸成為國家财政負擔
朱元璋是個苦出身，知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為了大明江山穩固，于是他便讓自己的二十六個兒子和侄孫朱守謙在内的二十七個王分封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北疆分封了較為勇武的藩王為明朝開疆拓土。
但他估計到死也從沒想到燕王朱棣會在他死後就起兵造反，最終依靠他給的軍力推翻了自己心愛的皇孫朱允炆的皇位，取而代之。
本來宗室大多是有封地，自給自足不給國家增加财政負擔的角色。但是自朱棣以藩王身份奪得皇位之後，在他的眼裡這些原先的戰友就成了最大的威脅。
于是他将朱允炆未完成的削藩事業執行的更加徹底，剝奪了這些藩王的軍隊、封地，規定藩王不能出藩王所在城池，但在剝奪他們權力的同時，朱棣還給予了他們大量的福利待遇。
在當時，宗室數量還不多，這點支出在朱棣眼中看來不過九牛一毛。但是，估計他如果知道不過百年各藩王宗室的規模就已突破百萬的時候會後悔死。
而這龐大的宗室數量也成為了壓垮明朝财政的一大重要因素。
第四，士大夫優免政策及極低商稅造成國家過度依賴農業稅收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為了吸引士人為其服務，是以給予了有功名的士人們一定的徭役優免權。
但是随着明朝文官勢力逐漸發展，尤其是在明英宗時期土木堡之變勳貴集團幾乎覆滅的情況下，明朝的朝堂逐漸為文官集團所控制，這也就使得士大夫的優免政策開始逐漸擴大化和泛濫化，原本隻是徭役優免的政策逐漸發展為連賦稅都優免的地步。
為此民間田地開始出現詭寄、飛灑等濫用優免政策的土地吞并現象，比如明朝首輔徐玠在老家松江就擁有良田萬頃，首輔如此那麼其他官員又會如何，而那些廣布鄉間的秀才、舉人又會有多少？
這就使得明朝可征收賦稅及攤派徭役的土地急劇減少，在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清丈土地以前，明朝土地較朱元璋時期減少幾乎将近一半。
而曾經疲弱的商業及貿易随着明朝經濟的發展已然使明朝成為了東亞的貿易中心，但掌握這些貿易的大多為東南地區的大地主、大官僚階級，這些人利用自己手中擁有的權利，已不得修改朱元璋不與民争利的祖制，抵制國家征收商稅或将商稅定義在極低的水準。
由于賦稅土地數量的大量減少，以及繁榮的商業未能給明朝帶來真正的财政收入，這使得明朝隻好将增加财政收入的壓力全部壓在了剩餘可征收賦稅的平民頭上，極大的加重了百姓的負擔。
結語
以上四點原因，才是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其實本來張居正改革可以為明朝逆天改命，但可惜張居正的改革過于剛直，觸動了大多利益集團的利益，以緻在他死後，改革成果大多被推翻，唯有加稅權被統治集團所利用，自此明朝徹底陷入“無錢”、“無糧”、“無兵”的三無境地，在無法開源節流的情況下，明朝為了邊鎮軍備對百姓加稅，然後邊鎮軍費越發高漲，繼而繼續向百姓加稅的死循環，硬生生的将明朝拖入了滅國的悲劇之中。
是以，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不是農民軍領袖李自成，滿清統帥皇太極，引狼入室的吳三桂，洪承疇，更不是用人不善的崇祯，說到底明朝的滅亡，是它兩百年來利益集團負面影響不斷積累的最終結果，無關個人，而在于國家根基已然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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