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80年代後，随着西學的傳播和洋務運動的發展，在中國實行了兩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也在發生改變。1888年，清政府準設算學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學納入考試内容。1898年，加設經濟特科，薦舉經時濟變之才。
（科舉考試）
維新派對科舉一直都是持批評态度。康有為指出，八股無用，改科舉莫急于廢八股，要求“停止八股試帖，推行經濟六科”。
光緒曾在維新變法時下诏廢除八股取士，凡鄉會試和童生考試一律改試策論。隻不過變法失敗後，慈禧又恢複了科舉制。
時代的洪流是擋不住的。1905年9月2日，清政府釋出谕令，稱：“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别量予出路，及其餘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
總之，學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又與科舉無異。曆次定章，原以修身讀經為本；各門科學，尤皆切于實用。是在官紳申明宗旨，聞風興起，多建學堂，普及教育，國家既獲樹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榮。”
這道谕令宣告自隋朝以來實施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的終結。
（科舉放榜）
科舉制作為士民的晉升之道，一直是國家政治、文化與社會制度的彙集點。科舉的廢除也就意味著傳統仕進之路的斷絕與社會制度的變革。然而，令人驚奇的是，科舉這樣一個重大制度的廢止，卻沒有引起多大的社會反響。
科舉的科目類包括：進士、舉人、拔貢、優貢、副榜（副貢）、恩貢、歲貢、生員（廪生、附生、增生）、教習、謄錄；捐納類包括：廪貢、增貢、附貢、貢生、廪監、增監、附監、監生等等。
科舉制度不僅是一種教育制度，還是一種選官制度。清代入仕主要有科舉與捐納兩種途徑，科舉是其中最重要的選官方式。
然而清末中國士紳階層内部起了分化，由科舉入仕的比例下降，由捐納入仕的比例上升。甚至出現了捐官多于科官，形成異途壓倒正途的奇怪現象，科目正途出身者難以獲得實職。
（清代貢院）
同治元年順天府尹蔣琦齡上奏：“近日吏部選法，正途人員幾無到班之日，至有追誨不應會試中式者”。在清末捐納大開的背景下，科舉的最後自然不能引起社會的較大轟動。
科舉對普通士子來說，還是他們上升的唯一路途。科舉的廢除，學堂得到發展，“科舉廢矣，而出身皆在學堂，則入學堂既有前途之望，複無後路之歧，故入學堂者亦不患其不多。”
清政府在廢止科舉的過程中，也注重如何将傳統的功名與新式的教育相配合，使讀書人在新的學校體制中找到出路。
戊戌變法中康有為等人就力陳科舉之弊，提出改革科舉的主張，廢止八股取士，但随着變法失敗，這一建議并未得到有效落實。
1901年4月，袁世凱建議變通科舉，增考實學一科，經年以後，取的士多實幹之士，實學之人。張之洞與劉坤一在《江楚會奏三折》中，提出科舉改章，分科遞減科舉名額，用學堂取代科舉，并最終廢除科舉的意見，使“生員舉人進士皆出于學堂”。
他們設計了一套對應規則，國小、中學、高等學校、大學的畢業生分别對應于附生、廪生、貢生、舉人、進士。張、劉認為這是“兼顧統籌潛移默化而不患其窒礙難行”的辦法。
1901年12月5日，清廷準許了《遵旨核議學堂選舉鼓勵章程折》，正式規定學堂畢業生經考試合格給予貢生、舉人、進士的功名出身。
（新式學堂師生）
廢除科舉使傳統士子的仕進之路斷絕，但士子獲得功名的機會比以前更廣闊了。《申報》就評論學堂本與科舉無異，學生畢業後，中學比照生員、省學比照舉人、大學比照進士，是“學校仕進并合為一”的大好事。
科舉與學校結合，則學校将大興，因為“
利祿之途，衆所争趨也”
。
科舉廢止後，如何安排舊日士子的出路呢？
慈禧也就此問過張之洞：“
若廢科舉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
張之洞認為：“
取士非由學堂不可，科舉之廢所不便者，但三四十歲之老生員耳，其年力富強者皆可以入學堂矣，且學堂大開，此三四十歲之老生員多可為國小堂之教習，又為之寬籌出路，并非科舉一停，即無事可做。
況科舉非刻下即行罷廢，其是以必待三科減盡者，亦正為此。蓋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歲矣，亦必不願再入場矣。”
正是張之洞的一番解說打消了慈禧的顧慮，“
遂面谕即與政務處妥議具奏”
（張之洞）
科舉廢止後，清政府于1906年提出有解決讀書人出路的幾條辦法：一是廣設中國小堂，使諸生入堂安心習業，二是省城設立師範傳習所，為老年諸生入學，三是高等學堂、師範學堂一律添設學額，為年二十以上諸生考選入學，國小程度未足者，令其補習。
由于措施完善，很好的解決了讀書人的後顧之憂。
科舉廢止後，清政府要求各督撫、學政“
勸谕紳士廣設國小堂，裁節官中不急用之費，捐募紳富有力之家，通力合作，同時并舉”。
盡管士紳集團反對廢除科舉制，但是廢除科舉後，他們迅速送子弟入學堂，同時熱衷開辦學堂。如江蘇省，除了官立學堂外，其他學堂都是由士紳創辦的。
（清末新式學堂）
據清政府的統計，廢止科舉前的1903年，67%的現代學校是由官方設立的，1904年，這一數字是85%，廢除科舉後的1906年下降到37%。
私立學校的比重則迅速上升。特别是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一帶，私立學校的數目遠遠超過官立學校。僅上海一地，1906年共有125所國小堂，官立為27所，民立與私立有98所之多。
這一時期，士紳階層利用科舉廢除的機會，與官方進行合作，使下層士紳獲得了更多的利益。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具有“超穩定結構”的社會。
從秦漢到晚清，雖然王朝有更替，但整個曆史和文化都是連續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士大夫階層的存在。
中國人一直認為“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
，廢除科舉，不再産生“士人”，中國傳統的“士農工商”的社會基礎也被改變。
老照片：清末士紳富人階層家庭
随著科舉的廢止，精英和體制之間的聯系斷裂了。精英階層整體趨勢是向邊緣走，最終邊緣力量崛起。
而邊緣力量的代表——地方士紳不僅利用學堂等來為自己和宗族擷取地位，而且大量介入地方公共事務，引起地方社會的階層的分化和重組。
在科舉廢止後的士紳階層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讀書人通過學堂邁入士紳階層，這也是科舉廢止後給中國階層帶來的新的變化。
參考資料：
《奏定學堂章程》、《定國是诏》、謝俊美《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