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末，我決定離開加州伯克利大學（U. C. Berkeley）近兩年的教職，将全部家當塞進了汽車行李箱，車前側那根天線杆上，綁了枝鮮花，那是前一晚朋友們在歡送會上所送的一千多枝花中的一枝，它帶着灣區朋友們給我衷心的祝願，伴我一路向東駛去。正好伯克利有朋友要順道去東岸，時間上我沒有任何限制，于是花了九天從容不迫地橫貫美國。車子繞去大峽谷，穿越黃石公園，一路上搭篷露宿、觀景賞月，把車上的家開進了紐約曼哈頓。從此我成了“紐約客”，沒有機會再見我此生收獲最豐、印刻最深，也是後來影響我人生軌迹改變的最特殊據點——伯克利。
由于1971年開始，我經常到美國東部演出，總會找機會到紐約去觀賞各類藝術活動，上不同體系的現代舞課。每次在紐約短暫逗留，卻使我戀戀不舍、流連忘返，我深深地被這座城市的藝術環境、強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能量吸引。心中确認：真正學習現代舞，必須要到現代藝術中心紐約去。最初有了這個念頭，我也猶疑顧慮過，好不容易才在伯克利安定下來，一切又要重新開始，前途會怎樣？但另一個意念同時在提醒我，當初我抛下一切，并不是去追求生活上的安定，自己經曆過昔日的“大明星”光環，再清楚不過那“名利場”隻是過眼雲煙。難道眼下僅僅是為了生活的安定，而放棄心目中确認的目标嗎？我已跨越了太平洋，離開了那片熟識的土地和在上面的“家”，現在，在一個陌生的國度，由西岸加州遷移到東岸紐約，又有什麼不同？怕什麼呢？這幾年，由于巡回演出頻繁，我已習慣拎着箱子東飛西颠，走到哪裡都一樣——箱子在哪裡，哪裡就是我的“家”。想到這些就再不猶疑了。雖然離開加州後，我隻有麻省理工學院擔任一個月“駐院藝術家”（Resident Artist）的邀約，但我還是做了拎箱子把“家”搬到紐約的決定。2018年尾，從香港回紐約的旅途中，我決定停留舊金山灣區訪舊友。被主人蕭亦玉（Helen Tu）和陳宗元（Andrew Chen）問及：“你在灣區這幾天想幹嘛？”似乎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想重溫伯克利！”
2018年江青在舊金山市金門橋前
2018年12月27日，我們一行五人，在陽光普照下由舊金山驅車上路。離開伯克利整四十五年了，車在駛過海灣大橋進入目的地的那一霎那，往日一幕幕生活圖景如倒片般瞬間掠過腦海。我變得焦渴起來，急迫地想重臨舊地，将校區印證一番，但不免又近“鄉”情怯。
蕭亦玉舊日在伯克利Spruce街的一座木屋仍保留着。那間緊臨校園的屋子我再熟悉不過了，依然如故地隐蔽在樹後，隻是門前的大樹成了巨樹。一踏進屋裡，成型的整塊回憶像冰封的海面上融冰似的，大大小小的冰塊開始在腦海中浮動起來，碰撞着。這裡曾經是她和杜維明的愛巢，我在伯克利第三世界藝術系開始任教時，蕭亦玉在東亞系任職，杜維明是曆史系教授，很快就跟這對當年東海大學的“金童玉女”、熱情洋溢的伉俪認識并成了朋友。廚房如昔，我仿佛看到美麗無華的女主人蕭亦玉在掌廚；客廳如昔，健談的男主人杜維明笑容可掬地在給壁爐生火；牆上的畫如昔，藝術家好友莊喆、馬浩 、Linda Young……不到十歲的小兒子杜龍荪（Eugene），和媽媽看上去一樣弱不禁風，一般都安靜地躲在樓上用功。
散步往校園走，路經主要街道郵電大街（Telegraph Ave.）時，忽然聞到了飄浮在空氣中的大麻味，那是我四十多年前對伯克利的最深印象，二十六歲的我哪聞過這迷惑人的“香氣”，頃刻之間騰雲駕霧般翻回到七十年代初期，舊時舊地一切曆曆在目，每個細微點滴都如真似幻般在眼前閃躍。
江青在伯克利大門口，2018年12月27日
1972年春天，意外地收到伯克利第三世界藝術系寄給我的信。内容是：系裡派人看了我在加州長堤分校的中國舞示範演出，很欣賞，問我是否有興趣應征該系舞蹈教師的職位。意外使我興奮，但又躊躇起來，憑我的英文怎能應付大學教舞的工作？但求職心切，隻好硬着頭皮在懷中揣了本英漢、漢英兩用字典去闖“關”。應征時，我把字典在辦公桌上放下，開門見山表示：“我很希望得到這個教席，但在語言方面障礙很大，如果你們不介意，可以允許我像今天這樣帶着字典上堂的話，我願意試試。”面試我的幾位看我誠懇又爽快，不禁笑出聲，表示：依據他們看我在台上的表現，相信在課室中我也一定會表現得同樣出色。
1972年春季開學那天，我帶着字典進了教室，第一堂課的開場白：“我教你們舞蹈，你們教我英文。”開課後才發現美國大學裡學舞蹈是自由選課，男女學生幾十人中，各科、各系、各年齡、各膚色的人全有。來學中國舞的大多數人純然是當做一門知識去了解。我認認真真準備的動作加風格的形體訓練教材，完全是為培養專業舞蹈演員，一上課才發現教材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于是除了簡化形體訓練外，教材中加入了簡介中國舞蹈史，以及中國民間舞基本常識：各民族舞蹈分布情形、活動形式、動作特點等等。這些知識自己從未研究過，因而下工夫到圖書館中翻查，幸好伯克利和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中可以找到的資料很豐富，請同僚幫忙攝制成圖文并茂的幻燈圖檔。在準備新的教材中，豐富了自己的舞蹈知識面，受益匪淺。
1972年，江青在伯克利大學教舞蹈
在伯克利的校園中，我真正享受了加州的“陽光”，校園中的每個角落都散發着充沛的熱力和能量。每張布告欄上七歪八斜地貼滿了大大小小的紙片，寫着形形色色的内容：人權專題讨論、反戰抗議、政治集會、電影欣賞、婦女解放、同志示威、瑜伽班招生、搬家拍賣、尋室友同住……在校園中除了有機會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可以聽到形形色色的聲音和音樂，參加形形色色的活動，選修形形色色的課。
我利用教職在大學中免費選修從沒接觸過的現代舞課，初接觸現代舞，刹那間，面前出現了一片嶄新的前所未知的舞蹈天地：動作規律、創作題材、編排手法、整體藝術觀念上，都與我以前所熟識的舞蹈大相徑庭。自從發現舞蹈“新大陸”，我感到無比新鮮和振奮， 還記得當年非常喜歡躺卧在校園中綠油油厚實的草地上，貪婪地吸收着萬裡以外的太陽賜予的溫暖，枕臂朝上看，格外感到天空開闊、明朗……
工作學習之餘，幾乎所有的時間全被“保衛釣魚台運動”占據。七十年代開始，以台灣留美學人為主，以愛國民族主義為訴求的“保釣”轟轟烈烈鋪天蓋地席卷而來。在美各大院校“保釣”人馬，雄赳赳氣昂昂大串聯似的，投奔伯克利大學營，窮學生投奔就需要投宿，忙得地主人仰馬翻。第一次接觸到自己同胞敢于關心民族命運，敢于公開集會讨論，敢于上街遊行……我自然而然地被如火如荼的狂熱感染卷入其中。當時大家對我當過“大明星”還有印象，是以屢次要求我義務為“保釣”做籌款演出，我義不容辭欣然應允。記得當時在伯克利就讀的才華洋溢的劉大任、郭松棻、李渝、傅運籌等，因廢寝忘食熱情洋溢投入“保釣”，而甯願放棄博士學位，把他們的博士導師陳世骧教授氣得差點兒要吐血。還有些思想活躍、言詞激進、年紀相仿的朋友，為“保釣”失學又失業，結果為生計，在校園周邊販賣中國食品，一清早，他們去中國城批發外賣運到校區賣，都是叉燒包、春卷、炒飯……外國人愛吃的一類。我課和課之間時間上有空隙，常常愛在校區四處逛，一被認識我的“小販”逮個正着，就要求我臨時“替班”，幾乎千篇一律的理由是“内急”。後來“替班”次數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最難忘的是有一次，保釣女同志把孩子一并交給我管，那天我還穿着緊身練功衣“替班”，然後，天越來越晚，注目禮越來越多、人越來越冷、心越來越急，結果發現她早忘了我，是約會偷情銷魂去了。結果這對荒唐加浪漫到無以複加的“同志”，喜劇收場——有情人終成眷屬。
燈柱上挂的旗幟“一百五十年的光輝”
我蹒跚走在校區裡，想将留存在心目中的印象好好驗證一番，行經之時，由于帶着懷舊的心情，少不得對一樹一樓一草一牆一花一門行注目禮。适逢伯克利校慶一百五十周年，校園作了番“打扮”以裝點門面，每個燈柱上都挂了旗幟，每面有不同的訊息，但下端都自豪地寫着：一百五十年的光輝（150 years of Light）。其中一面讓我感觸良深，我的體驗千真萬确如此，旗上寫：通過道路進入了薩瑟校門，校園的節奏驟然響起，很少人可以逃脫掉伯克利的魅力（The pavement of Sather Gate throbs to the beat of the campus, and few who enter through those Portals escape the fascination of Berkeley）。正逢年假，校園冷冷清清靜悄悄的，喜慶氛圍中又帶一種落落寡歡的寂寞，又見伯克利，對我是喜還是悲？還是悲中帶喜？疑惑下不禁無限感歎：人老了、樹高了。仍然辨認得出來，當年每天工作的Durant hall的出入口，常在午後曬太陽的厚草坪，擠在人堆中看熱火朝天以學生運動著稱的集會廣場Sproul Plaza，我充當“小販”站立在大街上販賣食品的大概位置……
上面我提到的幾位伯克利“保釣”朋友，大都在1972年中國入聯大後，在聯合國任職，現在也跟我一樣退休了，有機會見面時，常常懷想伯克利轟轟烈烈讓人“迷戀”的歲月。當年伯克利同僚現在常來往的是老友劉大任和李傑英夫妻，夫妻享受園林生活外，大任筆耕不斷，于2010年出版了以保釣為題材的小說《遠方有風雷》，他送了我一本留念。在書的後記中他寫道：“我是以要寫，當然跟我自己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通過自己的體會和反思，我覺得我了解他們。他們的志氣，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悲歡情愁，他們的動搖幻滅和追求，我懂。”這段文字在我這次又見伯克利後，不能如他寫：“我懂”，但至少省思洞察到了當年這批中國知識人當時的處境和心境。聯想到著名伯克利搖滾樂歌手蒂姆·阿姆斯特朗（Tim Armstrong）有首歌名叫《傷心但真實》（Sad but True），倒是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