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地區是衆多華人們的“第二故鄉”，東南亞國家與中國有着剪不斷的關系。
由于曆史原因，華人華僑成為了國際世界最為特殊的存在，他們帶着中華血脈輾轉于海外，中華文化因為這數不勝數的華人們，散播到世界各處角落，東方世界是以從遙遠神秘到近在咫尺，引領一代代外國冒險者前來向往的人間天堂——中國。
在唐代，“萬邦來朝”成為平常，當時的人們帶着唐帝國的從容自信往來海陸，将唐人的自信風範帶向世界。
在明代，“鄭和下西洋”更将中國文化直接輸出到各個國家，宣威海外，普及南洋，為中國曆代所不能及。
當番域衆國在羨豔中國地大物博的同時，中國也深入地了解了他們，因為中國的強盛繁榮，随着中國國際化領頭羊地位的加深，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也得以了解衆多的海外奇聞以及當地的風土人情。
正是源于這樣的背景，當富饒的中國轉身進入循環性的連年戰火，百姓流離失所之際，生活實在難以維持之下，他們将生死之道放眼于毗鄰的衆國，那時距離并不遙遠的的南洋，就成為了許多逃亡的中國人的歸屬之地，于是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在曆史中盤絲結網，我們一衣帶水，我們血脈相近，更甚者，我們的文明都極為相似。
遍閱典籍尋根源
關于南洋的曆史記錄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就記述過西南夷駹、冉、徙、邛、僰氏、昆明、滇、越等十國之事，雖然當時的西南諸國并不相當于現在的東南亞，但是就現在越南人自稱自己是“百越後裔”來看，東南亞與當時的西南地區關系非常緊密。
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也記載了漢代商人進行的海上貿易曾經遍布南海諸國與整個印度洋。早在張骞開辟絲綢之路的時候，中國與緬甸、越南等國就已出現貿易往來，在西漢末年，因為王莽篡漢，一些學者，官員等數千人逃亡越南。西漢時期中國與東南亞的交集算的上最早的有記載的曆史了。
在南北朝時期，五胡禍亂中原地區，更多中原人士紛紛移居東南亞地區。唐朝後期，又因黃巢起兵襲擊廣州地區，廣州地區戰火紛起，廣州人争相逃亡東南亞。宋末，蒙古鐵騎南下征伐，滅掉南宋之後，宋朝一大批遺臣遺民也落難此地。
在中華曆史的零星片段中，我們與東南亞地區的關系早已經紛繁往複，而中國開啟真真正正的“下南洋”之路的時間是在明清至民國，這一時間裡中國國内的大背景愈加複雜，随着與海外的交集越來越多，一些摩擦生起，戰亂也不可避免。不管是國内還是國外的戰亂都使普通的百姓受到不小的影響，于是逃亡的百姓與落難的貴族都相繼逃到海外，由于東南亞與中國在地域上的相近，東南亞成為了中國人的最合适的遷徙目的地與避難的一片淨土。
而中國人這種遷徙活動在曆史上被稱為“下南洋”。“下南洋”也成為中國最特殊的一段過往。
為尋生路下南洋
雖然“下南洋”的曆史可以追溯到漢朝，但究其特征和展開的龐大還是指明朝至民國這個時期。
“下南洋”的主要移民為廣東人和福建人在内的東南沿海地區的人們。首先，稱東南亞為“南洋”，是明、清時期的一個普遍稱呼。在這個稱呼下可以看出，當時我們是以中國為中心去定義周邊各國的。因為在當時中國還是強勢所在，當局統治者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南洋”主要包括馬來群島、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和中南半島、馬來半島等地。包括的國家主要就是現今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
在十五世紀初，爪哇、蘇門答臘等地已經出現了華人聚居區。明中後期，政府多次頒布了海禁政策，但是由于海外貿易的繁盛，前往東南亞的人口依舊有增無減。後來因為明末清初，漢族人民的抗清運動十分活躍，大量的難民和被清兵打散的農民軍以及抗清失敗的明軍餘部和不願卑躬屈膝的明朝遺民大量逃往東南亞，是以掀起了移民東南亞的高潮。
明朝危難之際，身為高、雷、廉三洲總兵的陳上川和副将陳安平等帶領兵士家眷三千餘人和戰船五十餘艘移民至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區，這個地方是以被稱為“明鄉”。
明朝政權被颠覆後，永曆帝被迫流亡到緬甸，那時仍有跟随他的一衆官員兵将親屬，他們一部分逃往到暹羅，另一部分安置在緬甸的邊遠地區。據說今天緬甸北部的桂家與敏家大部分都是這些官兵的後代。
雖然在這時有很多人因為不堪戰亂分批逃往東南亞，但是據1935年中國太平洋學會對流民出洋的原因作出的調查顯示，因“經濟壓迫”而出洋的人占69.95％，那時更多的人們在家鄉實在生活不下去，才會拼盡全力尋一條路，他們沒有對生活失去希望，他們仍抱含赤子之心前往那南洋找尋逆風翻盤的機會。他們渴望一個公平而純淨的土壤讓他們紮根，并且能夠努力向上，支撐起他們白手起家的夢想，不僅為自己而且為家人拼得一個安甯祥和的生活環境。
近代屈辱，被迫出洋
歐洲在中國還是封建社會的時候已經率先建立了資本主義，并且進入工業時代，開啟了殖民征途。在英國，荷蘭殖民統治了南洋之後，加緊了在東南亞開辟商埠，加速整片南洋開發程序，他們企圖将遠東地區納入整個世界殖民貿易體系。在建設開發過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十分驚人。
然而非洲的黑奴貿易在18-19世紀之交這個階段就已經衰落，西方殖民者就将目光轉到人口衆多的中國。南洋各個國家為了吸引更多的來此就業的華工，更是先後推出了一系列優惠的政策。
據記載當時的馬來西亞聯邦中最大的一個州——沙撈越州，在白色拉者二世執政時期，就頒布過一個特别的通告：給移民足夠的免費土地種植，政府提供臨時住屋安置移民；免費提供大米和食鹽一年；提供交通運輸工具，建立警察局保護華人安全，華人永久居住在沙撈越等。
這樣的政策給予了下南洋的中國人民足夠多的吸引力，本身在中國的強權壓制下就生存困難的人們，看到了生存的希望，許多人們帶着妻兒一起南下務工，有的甚至抛妻棄子帶着滿腔翻滾的熱血就獨自踏上前往南洋的航船。
不論怎樣，在這之前大多數中國人民還是自願赴身前往東南亞，但在此之後中國的國家主權一度受到威脅，清政府占領中原大地并且建立政權之後的二百多年間，資本主義國家迅速發展，中國再也不能像以往那些朝代一樣強硬的，以主宰般的之态睥睨世界，晚清之時，帝國強權的侵襲、清政府的軟弱應對，都使得這個國家飄搖在凄風苦雨之中。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相繼簽訂，也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去往東南亞的華工被稱為“契約華工”俗稱“賣豬仔”。
據《晚清民國史》記載：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道光皇帝繼位的前後階段，所謂的“大清帝國”已然是傾頹之勢，苛捐雜稅，民不聊生，階級沖突十分嚴重，貴族地主一手遮天，而百姓隻能被壓迫被欺辱，“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
鴉片戰争後的割地賠款每一項都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負擔，清政府被迫接受的不平等條約中就有允許列強在東南沿海招募華工，并且要簽訂契約的條款。
這些帝國主義相繼在東南沿海設立招工公所誘騙貧民簽訂契約，是以許許多多的人民成為了所謂的“豬仔”。他們欺騙、綁架華工偷渡至東南亞，克扣他們的工資作為出洋費用。近代出洋華工幾乎與當年“三角貿易”時被販賣的黑奴渾無差別，那些帝國殖民者用他們一貫的奸詐嘴臉打着文明的旗号，施最野蠻的販賣行為。
《廣東華僑史話》記載：
“那時從香港乘船到舊金山，要一個多月，這樣長時間的折磨，往往100個人中，有時竟死去三四十個人。有一次船到舊金山港口，船員打開艙蓋，突然一股臭氣從艙底直沖上來，七八個滿臉血污的華工，橫七豎八地躺着，屍體已經腐爛。”
如果現在再去想象，可能我們真的都難以相信，這樣殘忍的事情曾經真真正正的發生在我們的前人身上，國家的悲哀，民族的屈辱，莫過如此。
曆史之是以稱為曆史，不過是告訴人們經曆過的已經成為過往，我們無力再改變，不論中華民族過往是繁盛還是屈辱，那些曆史被我們印記、談起，但是終究無法改變。
在民國成立之後，販賣“豬仔”的情形逐漸勢微，自由移民興起，東南亞的華人社會發展勢态良好，很多人通過親眷關系前往東南亞發展。當一大批華人湧入東南亞之後，确确實實對東南亞地區的生産、生活帶來不小的影響。
許多華人在東南亞進行商業貿易，利用中國人民最為聰敏的頭腦，把當地的原生産品銷售到中國，從中國帶去最精美的物品銷售到東南亞地區，因為華僑商人的從商活動，東南亞與中國的貿易網絡從古至今一直繁盛。
除卻從商的一部分華人，還有大部分人從事手工業活動，去往東南亞的華人幾乎遍布各個行業，為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産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工礦業領域也是由于華人的辛勤開采，造成了馬來西亞的錫産量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占世界總産的一大半。
血脈情緣，難以割舍
很多的華人華僑憑借努力改變了原本在東南亞地位低下的局面，他們不僅在各個領域都更有發言權，而且對于東南亞一些王室貴族來說他們都是智慧與能力的存在。他們靠着中國人的敏慧立足于東南亞，當然他們也沒有忘記遠在千裡之外的祖國，那是養育他們的母親，與他們有割舍不斷的血脈情緣。
于是在近代，當祖國深受災禍籠罩在黑暗之下時，他們沒有坐視不管，他們在東南亞依然伸出雙手，為祖國母親破開那讓人顫栗的夢魇，為中國帶來久違的一絲溫暖。
在今天雲南省昆明市西山公園内，矗立了一座碑身高9米、碑座高3米的“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抗日紀念碑”，它建于1989年，記錄了抗日戰争中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3200名華僑青年機工回國支援抗戰的故事。
在這場援戰中曾有1000多名僑胞為祖國母親獻出了自己最鮮活的生命，在中國抗戰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華僑與國民共同抛灑熱血的這壯麗山河得以保全延續千年的身軀，在戰火紛飛後重新站起。
華人智慧，成就“南洋”
在海南文昌曾有120萬的文昌華僑下南洋，即便如今并不熟悉文昌的人也知道，海南文昌被稱為“僑鄉”，120萬文昌華僑的足迹遍布世界50多個國家。
文昌人說過，翻開文昌的曆史，幾乎每一頁上都有華僑的影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央視電視劇《宋耀如·父親》中的主人公宋耀如，因為他的下南洋曆程，才得以使以宋氏三姐妹為核心的整個宋氏家族對中國近代的影響超過一個世紀之久。
因為各種原因遷往東南亞的華人，努力在陌生的土壤上落地生根，随着曆史的發展，華人的不懈努力，他們在東南亞諸國的地位越來越高，他們在改變東南亞的同時，東南亞也改變了他們的家族命運。
在中國與東南亞剪不斷的這千百年的曆史上，中華文化也逐漸的滲入這片地區，在政治、經濟、科技、工藝、文學、宗教等方面都對東南亞産生了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
例如越南的行政制度中，國土的行政劃分、科舉制度、推崇儒學等都與中國的文化密切相關。
在建築上，許多東南亞國家的城市與王宮都能看到中式的建築風格。更甚于者，東南亞大多語言中，都有大量的漢語借詞。諸如此類種種，都代表了中國華人移民與東南亞這個地區的融合。
就現在而言，我們談起東南亞也必定會談起東南亞的華人們，他們雖然已經在海外生活曆經數代，但是他們對于中國大地的“鄉土”情結毫不弱化。
在東南亞的大部分華人華僑他們仍舊會說漢語，他們過着和中國一樣的節日，到了特定的日子他們還會回鄉祭祖尋找歸屬。值得驕傲的是華人華僑“下南洋”的遷移活動，不僅增強了中國與東南亞之間友鄰關系，也為整個世界的文化交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不同民族，不同人種，不同的文化，在一個個曆史契機當中碰撞迸發出人類社會中最鮮活的力量。
結語：
在新的世紀中，中國人“下南洋”的腳步仍在繼續，他們懷着與祖先相同的心情離開自己的家鄉求學、務工、做生意，隻為追尋心中的夢想。
“下南洋”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與“闖關東”、“走西口”并稱的三大移民潮，與前兩者相比，“下南洋”的人民是前往海外，“闖關東”、“走西口”帶來更多的是中華民族不同地區的文化交融，可是“下南洋”的格局更加寬廣，整個東南亞在中華文化的浸潤下，更像是一衣帶水的親眷關系，不管在哪個方面都能尋到蛛絲馬迹。
中國與東南亞剪不清的人文情緣在現代社會應該作為共同促進亞洲文化走向世界的動力，而不是亞洲各國争搶文化源頭的沖突。
參考文獻：《史記·大宛列傳》司馬遷、《漢書·地理志》班固、《晚清民國史》、《廣東華僑史話》